诺勒下榻的旅馆窗外再没有值日的阳光，也见不到皮肤油光发亮的年轻人在高帕喀巴那的白色沙滩上嬉戏。
透过蒙蒙细雨，伦敦街道看上去色彩斑驳，阵阵清风袭来掠过幢幢楼房，钻进条条胡同。
人们从各自的家门口奔出来，或加入等候汽车的行列，或拥向火车站和小酒店。
此时此刻，伦敦人每每感到一种摆脱了一天令人烦恼乏味的工作之后的轻松和愉快。
为了活着而活着，那么怎么能叫生活？在诺勒看来，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城市的市民在结束一天工作之后表现得如此兴高彩烈了。
既使刮风下雨，大街上也是现出一种抑制着的兴奋景象。
他从窗口转回来，走到写字台前，拿起了旅行用的银杯。
从里约热内卢到伦敦大概用了十五个小时的时间。
现在他到了目的地，却不知下一步该如何是好。
他曾试图在飞机上考虑一下，但是在里约热内卢遇到的桩桩事件实在令人费解，搜集到的情况又这样矛盾重重。
他感到自己仿佛进了一座迷宫，又象是在一片陌生的、枝叶异常茂密的森林之中。
他刚刚开始寻找出路。
格雷夫是狼穴的残存者？而且还是狼穴的成员之一？不可能。
狼穴的成员对日内瓦密约，对完成海因列希·克罗森的梦幻承担着义务。
冯·泰波尔一家是这个幻梦的组成部分。
格雷夫则想毁灭他们，就象他下令在荒凉的里约热内卢附近的瞭望台判处海因列希·克罗森的儿子死刑，让他在夜晚的城市街道上丧生于从汽车窗口飞来的子弹一样残忍，他决不是狼穴成员，也决不可能是。
克拉拉一家的背景也相当复杂。
究竟是什么因素阻止他们离开巴西呢？总不能把大战时禁止过他们进入机场和港口做为理由吧。
他相信兄妹二人提供的情况是真实的，但无论他怎样抑制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基本问题太多了，致使他总觉得克拉拉兄妹的做法有些不自然。
诺勒倒了一杯水，拿起了话筒，他要找一个人。
此人叫约翰·丹尼森，工作地点在《卫报》编辑部。
报社在这个时候还没有下班。
他马上就能知道克拉拉兄妹为他提供的第一手材料是否属实。
假若确实有个为《卫报》撰稿的约翰·丹尼森，那么约安·冯·泰波尔就算找到了。
这样一来，下—步，按照日内瓦密约条文规定，约翰·丹尼森要带诺勒找到他姐姐柯立清·博门特——皇家海军指挥官博门特的妻子。
她是威廉·冯·泰波尔幸存的子女中最大的一个，是诺勒必须要见的关键人物。
实在对不起，诺勒先生。
电话里传来《卫报》编辑部工作人员非常礼貌的声音，恐怕我们不能公布我社记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约翰·丹尼森确实在为你们工作。
这实际上已不成问题了。
那人已讲明丹尼森不在伦敦办公。
诺勒只想直接证实一下。
丹尼森先生是我们在欧洲大陆的记者之一。
我怎么能跟他直接联系一下呢？我有要紧事儿。
编辑部那人似乎有些犹豫不决。
我想很难找到他，丹尼森先生的工作流动性太大了。
得了吧！我可以下楼去买份你们的报纸，看看他的消息是从哪儿发来的。
哦，那自然。
不过除了长篇报道外，每日电讯是不署名的。
这种情况……如果你们要找他，你们又怎么跟他联系呢？诺勒打断他的话，确信那人在搪塞。
又是一阵犹豫不决，那人清了清嗓子，这是怎么回事呢？哦……我们可以通过文件收集人，不过，需要几天时间。
我没有几天时间，我必须马上跟他联系上。
随后是一阵令人恼火的沉默。
看来，《卫报》那人无意帮忙了。
诺勒于是施了个小招术。
喂，可能我不该说……这是件保密的事……牵扯到钱的问题。
有人给丹尼森先生和他家属留下一笔钱。
我压根儿没听说过他已成家了。
我说的他的家属指的是他和他的两姐妹。
您认识她们吗？您知不知道她们现在是否住在伦敦？老大是……关于丹尼森先生的个人生活我毫不清楚，先生。
我建议您跟律师联系一下。
随后，他连招呼也不打就挂断了电话‘诺勒迷惑不解地放下电话。
这种拒绝合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他做了自我介绍，奉告了所住旅馆的名称，有那么一阵子《卫报》那人似乎是在听他讲，象是能帮助他，结果呢，什么也没说就结束了谈话，这岂非怪事。
电话铃响了。
这更加使他迷惑不解。
因为没人知道他住在这个旅馆。
在移民入境证上，他特意把在伦敦的住所填成多差斯特旅馆而不是所在的贝尔格莱维亚阿姆兹旅馆。
他不想让任何人——特别是来自里约热内卢的人探听到他的行踪。
他强压着胃疼，拿起了话筒。
喂？诺勒光生吗？我是服务台，非常抱歉我们刚刚发现没有及时给您送去馈赠的水果，您能不能在房间稍候一会儿，先生？看在上帝的面上，别再为此等小事打扰我了，诺勒想。
数亿巨款尚且搁置在日内瓦银行而服务员却为一篮水果来分他的心。
好吧，我等着。
很好，先生。
服务员马上给您送去。
诺勒放下电话，胃不那么疼了。
他扫视了一下房间，看到床头桌上的电话簿，便随手拿起一本，翻到了以字母Ｔ开头的那几页。
姓丹尼森的占了一寸多地方，大约有十五个，没有一个叫约翰的，但有三个写着缩写字头Ｊ’ｓ。
好，就从这三个开始。
他拿起电话，拨了第一个Ｊ’ｓ的号码。
喂，约翰吗？接电话的人叫朱利安。
另外两个Ｊ’ｓ是妇女。
其中一个叫海伦·丹尼森，却没有叫贺尔汀·丹尼森的。
他拨了这个号码，想打打试试。
话务员告诉他，这个号码没有用户。
他又翻到了电话簿的字头Ｂ。
伦敦有六个博门特，没有一个表明与皇家海军有什么瓜葛。
但他丝毫不能放弃现有的线索，便拿起电话又拨了起来。
当他正拨第四个博门特的号码时，有人敲了敲门。
那篮英国人款待他的水果到了。
他诅咒这种打扰，无可奈何地放下电话，走到门前，伸手到口袋里掏零钱给服务员付小费。
门外站着两个人，谁也没穿服务员的工作服。
两人都身着大衣，把帽子拿在手里；其中高点儿的约五十多岁，脸部由于风吹日晒呈黑红色，一头整齐的灰发；年轻些的和诺勒年龄相仿，两只碧蓝的眼睛，微红的卷发，前额上有一块小疤。
二位找谁？您是诺勒先生吗？是的。
诺勒·赫克洛夫特，美国公民，护照号码：Ｆ２０４７８。
我是诺勒·赫克洛夫特，可我从来没背过护照号码。
我们能进去吗？我不敢说，您二位是什么人？两人手里都拿着黑色身分证，很谦恭地打开来。
英国军方谍报部第五处。
年长些的说。
找我有何贵干？公事，先生。
我们能否叙谈叙谈？诺勒含含糊糊地点点头。
他的胃又疼了起来。
命令他放弃日内瓦计划的彼得·鲍德温原属军方谋报部第六处，由于他参与此事被狼穴的人杀害了。
这两个特工人员知道鲍德温的事吗？他们知道鲍德温给他打过电话吗？噢，天哪！电话号码是可以被交换台截获的！这么说他们一定知道！……接着诺勒记起来了：鲍德温没有先给他打电话，而是到他的住处找过他，是他自己先给鲍德温打的电话。
你连自己也不晓得你正在从事的事情的真相，而我是唯一知道内情的人。
如果鲍德温是可信的，他就没对任何人讲过这些。
那么，结症又在哪里呢？为什么英国谍报部对一个叫诺勒·赫克洛夫特的美国人发生兴趣呢？谍报部怎么会知道他的住址的？他们怎么知道的呢？两个英国人进了房间。
年轻的蓄着红发的那个快步奔向盥洗室，往里扫视了一眼，然后转回身走到窗前。
他的那位年长些的同伴站在桌子旁边，眼睛审视着墙壁、地板和开着的衣橱。
二位既然进来了，有什么事请谈吧。
诺勒先生，我们想谈谈关于鸩鸟的事。
长着灰发的人关于什么？我再重复一边，关于鸩鸟。
那究竟是个什么玩艺儿？根据百科全书记载，鸩鸟是—种穴居鸟。
它身上不断变换颜色的羽毛对它有保护作用，使它能轻易地同附着物混在一起不易分辨。
它以短程的、突发性的飞行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嗯，很有启发性。
但我对您的话仍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们认为您摸得着头脑。
靠窗户站着的年轻人说。
您想错了。
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这样一种鸟，硬说我听说过是毫无根据的。
很显然，您牵扯到其它事情上去了，我可没有那么强的想象力。
问题很明显，桌子旁边那人插话说，我们涉及的不是一只鸟。
鸩鸟是个人；而鸩鸟这个绰号对他是再合适不过了。
我对鸩鸟一无所知，为什么非要我说知道呢？我可以给您些忠告吗？年长的一个干脆地说，声音里带着些锋芒。
我洗耳恭听。
不过，可能我无论如何不会听明白的。
您必须得跟我们合作。
很有可能您已经被人利用了。
老实讲我们愿意这不是真的。
假如您现在开始帮助我们，我们只认为您一度被人利用过。
这样逻辑地认识问题总是无可指责的吧？我过它的所做所为也无可指责，诺勒说。
我不明白你们说的是什么。
那么，我再讲详细些您可能就会明白了。
您一直在打听约翰·丹尼森的消息。
他原名约安·冯·泰波尔，大约六年前移居联合王国。
因为他精通多种语言，被《卫报》雇用为记者。
《卫报》编辑部那个人，诺勒打断他，他本人，或者他指使别的什么人通知了你们。
这就是他为什么说话吞吞吐吐，时断时续，后来干脆撂了电话的原因。
还有，那篮子水果，显然是为了把我稳在房间里。
你们这是搞什么名堂？我们能否问问您为什么历尽千辛万苦非要找到约翰·丹尼森吗？无可奉告。
可您已经在这儿和里约热内卢都声张过，说是涉及到一笔钱……里约热内卢！……老天爷！您是个中介人，年长些的英国人接着说，这都是您亲口说道的。
这是件保密的事情。
我们认为这是件国际性的事件。
上帝！为什么？因为您千方百计要分发一笔巨款，按照法律条文，它相当于全部赔款的四分之三。
什么赔款？行刺赔款。
行刺？对。
文明世界一半国家的档案馆所掌握的材料里，对鸩鸟只有一种描述：鸩鸟是个‘刺客’。
更确切些说，是个‘高明的刺客’。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约安·冯·泰波尔，又名约翰·丹尼森正是那个叫鸩鸟的暗杀高手。
诺勒一震，脑子里嗡地一下。
暗杀高手！天哪！难道彼得·鲍德温在电话里试图告诉他的就是这个吗？日内瓦财产的继承人之一竟是个暗杀高手？！除我以外没人知道内情。
这是鲍德温讲的。
如果这些是真的，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泄露想找到约翰·丹尼森的真正原因。
如果泄露出去，日内瓦密约将会在一片争吵声中毁于一旦。
那笔巨款将被冻结，此案将提交国际法庭审理，他手中的密约也将成为一纸空文。
不，他不能允许这一切发生；对这一点，他心里十分清楚。
然而，同样重要的是使寻找丹尼森的理由无庸置疑，使这些托词与鸩鸟没有任何关系，不被坏疑。
使之不成之为审查鸩鸟的内容之一。
鸩鸟！暗杀高手！这可能是个最有潜在的破坏性的消息。
如果军方谍报部的情报里有一丝一毫真实性，日内瓦的银行家就会暂息一切争论，把这笔款封存在保险柜里，以待下一代后裔。
一切使密约夭折的决定都不过为装装门面而己。
退一步想，如果丹尼森确实是这个鸩鸟，就应揭露他，逮捕他，断绝他与日内瓦银行存款的一切联系。
这样丝毫无损于日内瓦密约的实施。
有罪就要赎罪。
根据遗嘱中的条件规定长嗣才是执行这个计划的关键。
柯立清才是三个孩子中最年长的一个，而不是她的弟弟。
天哪！他是个刺客！一定要先发制人。
诺勒知道，他必须先消除他房间里这两个人对他的怀疑。
他踉踉跄跄地朝一把椅子走过去，坐下来，朝前探着身子。
听我说，由于吃惊他声音很微弱，我跟你们讲的都是实情。
我对所谓的鸩鸟一无所知，也不晓得什么暗杀高手，我所做的事是涉及冯·泰波尔全家的，不是家庭中的个别成员。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尽力寻找在《卫报》工作的丹尼森，只因为听说他是冯·泰波尔家的成员。
就这么多。
如果你说的是实话，红头发的人说，能否劳驾解释一下您所从事的工作的性质？把谎言建立在部分事实的基础上。
我愿把我了解的情况全告诉你们，不过，没有多少要说的。
有一些是我自己把在里约热内卢听到的情况拼凑在一起形成的见解。
这是件秘密的事情，也确实涉及到钱。
诺勒深深地吸了口气，伸手去拿烟。
有人给冯·泰波尔一家留下一笔遗产——不要问我是谁留下的，因为我也不知道。
那位律师师不肯讲。
请问这位律师的尊姓大名？灰头发的人说。
那要得到允许我才能告诉您。
说完，诺勒点燃了香烟。
他在想他能从伦敦用防窃听的公用电话与纽约的什么人联系上。
我们要求您申请得到这个允许，年长些的特工人员说，请讲下去。
在里约热内卢，我发现冯·泰波尔一家受那里的德国集团的歧视。
所以我有这样一个想法。
当然这仅是我个人的猜测。
或许是同冯·泰波尔家在德国一起反对过纳粹分子的某个反纳粹的德国人，或者是一些德国人给他们留下了这笔钱。
在美国？红头发的人问了一句。
诺勒感到这是个圈套，心里早有防备。
做到始终如一，很明显，给冯·泰波尔一家留下这笔钱的人在美国生活了很长时间。
如果他，或他们是战后来到美国的，可以这样猜想。
一方面他们有无疫证书。
另一方面，他们可能是多年前来美国的冯·泰波尔家的亲戚。
详细情况我也不甚了解。
您不是律师，怎么会被选作中介人的呢？我不是律师，委托办理此事的律师是我的朋友，赫克洛夫特回答。
他知道我经常旅行，又听说我要为一个主顾去巴西……顺便提一下，我是个建筑师。
他便要我通过电话了解这些情况，还提供给我一些人的名字，其中包括里约热内卢移民署的人。
尽量简单，避免复杂。
这个要求对您有些强求了，是吗？这个红发特工人员的问话里透露出他还有些怀疑。
实际上并非强求。
他帮过我很多忙，我理应以恩相报哇。
诺勒吸了口烟，真是怪事，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唉，真是莫名其妙。
您听说约安·冯·泰波尔就是约翰·丹尼森，在伦敦工作，或者工作基地在伦敦。
年长些的两手插在大衣口袋里，俯视着诺勒说，所以仅仅为了受朋友之托就决定从巴西专程来英国找他的吗？仅仅为了帮助他人……对，诺勒先生，我得说您这样干简直不可思议。
诺勒瞪大眼睛看着那个灰发特工，记起了桑姆·布诺凡托拉的话：我也发火了……这是对付火气十足的人的唯一办法。
等一等！我并非专程为冯·泰波尔一家的事而来，只不过去阿姆斯特丹途经这里。
如果你们感兴趣，可以调查一下我在纽约的事务所，你们会发现我正在库腊索岛负责一项工程的建筑。
我倒想给你们提供个情报，那个岛是荷兰的殖民地，我去阿姆斯特丹是为了参加一个设计会议。
年长特工的目光看起来似乎温和了些，我明白了，他平静地说。
完全可能是我们做出了错误的结论，但我相信，您会谅解的。
一些表面现象促使我们不得不这样做，我们向您道歉，请多担待吧。
诺勒对自己很满意。
但他极力抑制住自己，不让自己笑出来。
他坚持按所学到的体会处理问题，以高度的警惕性稳操胜券。
没什么，不过鄙人好奇心很强。
你们怎么知道这个鸩鸟是冯·泰波尔呢？我们尚未定论，灰发特工人员回答。
原指望您能为肯定此事提供些情况，看来，我们的希望落空了。
当然，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为什么你们怀疑鹊乌是丹尼森呢？我应该把这件事告诉纽约那位律师……不，英国人打断他的话。
千万不能张扬出去，不要和任何人提及此事。
有些为时过晚，对吗？诺勒一语双关地说，你们已经把这个秘密透露给我了。
我就是守口如瓶也得不到任何好处。
可我却要对那位律师尽责，因为他是我的挚友。
军方谍报部五处这两个人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色。
除了对朋友负责外，年长些的说，我认为您正负有一个远比这大得多的责任。
亦即提请贵国政府证实此事。
调查工作要绝对保密，鹊乌是个国际杀人犯，被害者中很有一些世界知名人士。
你们有根据说鸩鸟就是丹尼森吗？证据是间接的，但又非常充足。
能不能定论？目前还不行。
几分钟前，听你们的口气是肯定的嘛！我们不过耍了点儿手腕，想使您落入圈套。
这是非常冒犯的。
也是非常有效的。
额头上长着伤疤的红发人说。
那些证明丹尼森作案的证据是什么？您能严守秘密吗？年长些的待工人员问，如果您想了解的话，贵国高级法官也会转达关于保密的要求。
’诺勒停了会儿答道：好吧，我答应不给纽约那位律师打电话，也不对外人讲。
不过，你们要给我提供些情况。
我们没有意思和您讨价还价。
年轻些的鲁莽地说了一句，就被他的同伴用目光制止住了。
这谈不上讨价还价。
我的意思是我想找到这个家庭中另外一个成员。
请二位指教我能在什么地方找到丹尼森的姐姐。
她嫁给了一位叫博门特的海军军官。
纽约的律师知道这些情况，假使我不去找，他也会想方设法找到她，当然，最好这件事还是由我来做。
您做要好得多。
灰发人表示同意，我们相信姐妹两个没有一个了解她兄弟的情况，从目前我们了解的情况看，他们兄弟姐妹间关系都比较疏远。
我们不太清楚他们疏远到什么程度，只知道他们之间很少联系或者根本不联系。
老实说，您的光临决不是件简单的事。
我们可不愿揽这苦差事。
只盼着警报声不起，这种稳定局面能永远维持下去。
不会响起任何警报来的，放心好了。
我办妥朋友托付的事儿就去干我的工作。
去阿姆斯特丹吗？对。
你刚才谈的关于这家长女的情况是对的，她跟军官安东尼·博门特结了婚，是他的第二个妻子。
他们现住朴次茅斯附近一个海军基地北部几英里的波特锡岛郊区。
您可以在电话簿里查到博门特。
冯·泰波尔家的小女儿最近移居到巴黎去了。
她是加利马尔出版社的笔译人员，您按她所在单位的地址簿上的地址找不到她。
具体地址我们也不清楚。
诺勒从椅子上站起来，从那两个人中间穿过，来到写字台旁。
他拿起旅馆配备的蘸水笔，在一张纸上写着。
安东尼·博门特……波特锡岛……加利马尔出版社……加利马尔怎么拼写？红发特工人员告诉了他。
写完后，诺勒说：我明天早晨给纽约打电话，然后再发一封信。
他脑子里却算计着去朴次茅斯需要多长时间。
跟我那位律师朋友说与姐妹俩联系上了，但找不到哥哥，您看如何？我们不能说服您完全放弃这件事吗？不能，若要那样做，就不得不讲明放弃的理由，而这又不符合你们的意愿。
好极了。
我们所希望的也莫过于此了。
，现在该请你们讲讲你们为什么认定约翰·丹尼森是这个鸩鸟了，你们还欠着我这个账呢。
年长者踌躇地说，我们是要告诉你，不过，别忙，让我再强调一遍这件事情的保密性。
我能告诉谁呢？我又不是干你们那一行的。
好吧，灰色头发的人说，正象您说的那样，这是我们欠下的账。
不过，你要明白，既然您知道了这件事情，您就成为未来的调查线索。
了解这个案子的人微乎其微。
真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诺勒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了。
要显示一下他的愤懑那还不容易！我也没想到会有多少人能遇到类似你们这样的家伙登门入户谴责人家雇用刺客。
如果这么纽约，我一定挽留你们去打官司。
你们就是欠着我的债。
讲得好，关于丹尼森的情况，可以说是秃子头上生疮，明摆着的事儿。
几年来，他总是出现在凶杀家发生的现场或者附近的什么地方。
这是令人费解的，我们也就开始注意他了。
他确实为《卫报》报道新闻，从现场发来消息。
例如，一年前左右他报道了一个关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当然也是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谍报人员在贝鲁特遇刺。
此案发生三天前，他还在布鲁塞尔。
突然，他就到了德黑兰。
我们开始观察他，了解到的情况是令人吃惊的。
我们认为他是鸩鸟。
他聪明过人，非常有可能他是个十足的疯子。
你们找出了什么证据吗？首先，您了解他父亲，一个早年的纳粹分子，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您能肯定吗？诺勒自觉自己这话插得急了些，我的意思是说不一定非是子操父业……对，我也这么认为。
灰头发的特工人员接上话茬。
不过，下面这些情况，至少可以说不寻常。
丹尼森是个野心勃勃的家伙。
在大部分学生该上大学的年龄，他已得到了两个学位，掌握了五种语言，而且都讲得很流利。
他曾在南美洲做过生意，买卖非常兴隆，积攒了一大笔钱。
这些都是一个普通新闻工作者可望而不可及的。
人变，兴趣变，因时而宜，无可非议，这些证据依我看都是苍白无力的。
他被雇用为报社记者也是个谜。
因此更加深了我们对他的怀疑。
年长的说，《卫报》报社没有一个人记得他是什么时候，如何被雇用的，只知道他从安特卫普发来第一篇报道的前一个星期，他的名字突然出现在工资单上。
在那之前，没有人听说过这么个人。
这就是说，有人被逼无奈，非雇用他不可。
正是这样。
在面试记录和录用记录表上签字的那个人在一次极不寻常的地铁车祸中陨命。
那次车祸造成了五人死亡。
是伦敦地铁……诺勒停了一下，我记得读过这篇报道。
他们认为是由于司机不慎发生的责任事故，这是没有根据的。
红发特工补充说，司机有十八年的开车经验。
什么责任事故，纯属谋杀，是鸩鸟对雇用他的人的回敬。
您大可不必讲得那么肯定，司机的责任就是司机的责任嘛。
还有别的什么——巧合吗？其它凶杀案都发生在什么地方？我提到过在贝鲁特，在巴黎也不乏其例。
法国劳动部部长开车行至巴克大街时，一颗炸弹在汽车里爆炸，当场毙命。
丹尼森当内在巴黎。
在事故发生的的一天，他还在法兰克福呢。
七个月前，马德里发生的骚乱中，有人从五层楼的窗口向下面的人群开枪，射中了一个政府官员。
丹尼森当时也在马德里，而且是案件发生几个时前从里斯本乘飞机赶到的。
类似的巧合数不胜数，而且有增无减。
你们盘问过他没有？找过他两次。
当然，不是作为杀人嫌疑犯，而是以现场专家的身分盘问过他。
丹尼森简直是傲慢的化身。
他声称自己分析过这些社会和政治动荡不安的地区，凭他的直觉预感到暴力和凶杀会在这些地区出现。
还大言不惭地教训我们，要我们学着有点预见性，不要总是被搞得措手不及。
他讲的是真情吗？倒不如说是侮辱人。
那人接着说：不过看今天晚上这场戏，我们倒是受之不冤哪。
恕我冒昧，你们分析他的所做所为时，应该考虑到他讲真话的可能性。
丹尼森现在在哪儿？四天前，他在巴林失踪了，我们的特工人员正在新加坡和雅典一带守候着他的出现。
军方谍报部第五处这两个人走进了空无一人的电梯，红头发的特工人员转向他的同伴：你认为这人怎么样？说不上，答话是温和的，我们透露给他的情况足够他跑一阵子了。
说不定，我们还能从他那儿得到些情报。
他离一个正牌情报员还相差十万八千里呢！派诺勒这样的人来分配那笔款项，那些雇用杀人犯的人肯定是些笨蛋，如果他去找荫鸟，一定会遭到日内瓦的拒绝。
他说的那是谎话。
一点不错，而且不能自圆其说。
看来，他被利用了。
很有可能。
但是利用他来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