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架大型飞机从布列顿岛海角的上空飞过，开始向左拐一个慢弯，然后降低了高度，按着新航向继续飞着。
现在机头是朝西南方向，它要经由哈利法克斯和波士顿，然后抵达纽约。
在飞机上，赫克洛夫特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第二层机舱的休息室里。
他独自一人坐在休息室右后角的一张单人椅里，那个黑色公文包靠舱壁放着。
在这里，他更便于专心致志地思考；而在客舱里，他如果手里拿着那文书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读的话，邻座乘客的目光也许无意中就要落到那文书上了。
他先从海因列希·克罗森——这是个不可知的、可又是无处不渗透着他的影响的人物——的信件开始读起。
他的信件本身就是一篇不可思议的东西。
它的内容让人看了简直毛骨悚然。
怪不得曼弗拉第曾以日内瓦大银行全体董事的名义，向赫克洛夫特提出，请他把这封信毁了。
因为在这封信中，克罗森用通俗的话语叙述了他在三十午前存入日内瓦银行这一大笔款项的详细出处。
按照我们当代的法学观点来看，贼偷贼在法律上是无从追究的；而这一大笔款项的大部分来源都是属于贼偷贼的性质的，因而可以不受到法律的追究。
然而其中的部分来源，则在如今的法律上还是会受到追究的。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到处抢掠。
它榨干了自己的内部，又把别国洗劫一空。
希特勒把国内政治异己分子的财产剥夺光，又把被征服国的财富鲸吞完。
要是万一勾起了世人对希特勒这种残暴掠夺手段的回忆的话，就会有人出来对克罗森的这一大笔存款提出旷日持久的诉讼的，而海牙的国际法庭就要对这笔款项进行长时期的冻结。
曼弗拉第在日内瓦说过：把克罗森这封信毁掉吧。
你自己心里明白他当时这样做的动机就可以了。
你没有必要知道他在当时的具体做法。
他的那些做法造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后果，而后人又根本没法去消除它。
不过你要留心的是：可能有人会企图来阻挠你下一步的计划，也可能有人想从你的手里弄走这笔巨款，因为你现在是经手亿万元的巨擘啊。
诺勒把克罗森的信读了大概有二十遍。
每次读它的时候，他总竭力去想象，写这封信的会是个什么样子，也就是说他的生父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根本不知道海因列希·克罗森外表是个什么样子。
他的母亲把她所切齿痛恨的这个人的一切照片、信件，以及与这个人有任何蛛丝马迹关联的材料，全都毁掉了。
下面就是克罗森的信：吾儿：我是在帝国军队全线崩溃的时刻来给你写这封信的。
柏林已危在旦夕，满城火光，遍地尸骸。
这一切都让它去吧。
现在我不想费时间和你谈起既往已出现的事，或既往容或要出现的事，也不谈起那些背叛了自己信仰的人的事；更不谈由于那些道德沦丧的领袖人物的出卖，因而使恶战胜了善的事。
在这魍魉世界里，谁要是起来对魔鬼进行指控，他自己也反顶会招误议，会被人怀疑为魔鬼之间的互相攻讦。
所以，我现在什么也不说，我要用我自己的行动来说明我的为人。
上天保佑，但愿你能为我的某些行动而感到自豪。
我终于给我自己确立了这样一个信念：有罪就该赎罪。
和这封信联系在一起的文书上，提到我的两个最亲密的朋友，同时也是我最得力的同僚，他们也同样确立了这一信念。
我们必须补偿我们所造成的破坏，赎回不能饶恕的、穷凶极恶的、背叛行为所犯下的罪愆。
赎罪也可以叫做寻求宽恕。
我们所以做出了这个安排，也就是为了能得到部分的宽恕。
五年前，你的母亲采取了一个果断的行动，这在当时我是不能理解的。
因为我对于新秩序是一片愚忠。
当时，我认为她在激愤中说出的那些活，纯属一派无稽之谈，是由于她听信了那些忠于祖国的坏蛋们的谗言。
不料到了两年前，也就是１９４３年的２月，她说的那些话全应验了。
我们这些金融界和政治界的大人物全都受骗了。
两年来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德国就要走向覆亡。
但我们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不过我们心里明白，德国要亡。
别的一些人也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们就变得无所顾忌了。
即而出现了种种惨无人道的暴行，而整个骗局也就日益昭著了。
二十五个月之前我拟出了一项计划，而且赢得了我在财政部的挚友对我这一计划的支持。
他们支持我，纯粹是出于他们的自愿。
我们的目标是要把许多笔巨额款项，转存到中立的瑞士去。
这些钱在将来的某一天，可以用来资助成千上万被那群野兽的暴行弄碍家破人亡的人们。
这群野兽打着德意志的旗号来干惨绝人寰的勾当。
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德国的荣誉。
我们知道那些集中营的情况，贝尔森、达秋、奥茨威辛这些集中营的名字，将遗臭万年。
我们也知道对于无辜无告的男女老少，实行集体屠杀的暴行，让他们一字排开，站在他们自己挖掘的壕沟边上，然后向他们开枪。
我们还知道——老天爷在上！我们还知道那些焚烧活人的炉子！还有喷射毒瓦斯（而不是喷射淋浴热水）的喷头。
还有那些没有人性的医生，他们干的那一行医道真是亘古未闻，他们在活人的躯体上做惨无人道和难以忍受的试验。
我们若目睹这些事情的话，我们的心都要裂的，我们的眼珠都会气炸的。
可是，为这些事情我们泪流干了也是徒然。
不过我们还有思想，我们的大脑还没有失去它的功能，因此我们还能思考对策。
有罪就该赎罪。
尽管我们没有使死者还魂的魔力，也不能光复那些被野蛮和暴力剥夺走的东西。
可是我们能够设法找到这场浩劫的所有幸存者，和所有罹难者和幸存者的后代子孙，以便在他们身上尽力弥补我们的罪愆。
我们必须从世界各地把他们找出来，并向他们表示，我们没有忘记过去的这一切。
我们在他们面前感到羞愧。
我们愿意竭力为他们办事。
只要我们力所能及，我们一定为他们效劳。
我们已经做的事都是围绕着这一目的的。
我始终不以为我们所做的这些就足以赎我们的罪孽，亦即我们不知不觉中也被牵扯到其中去的那些犯罪行为；但是我们——我自己也一样——是在尽力赎罪的。
你母亲的那些预断，现在每一分钟都在纠缠着我。
上帝啊！当初我为什么就不肯听从这位伟大而善良的女人的劝告呢？现在来说我的计划。
我们打算把我们弄到的所有的款项，全都兑换成美元。
我们的目标是每月存入瑞士银行一千万美元。
乍看会使人觉得这个数目太大了。
不过你只要拿它和纳粹财政部的全部金融渠道，在战争的高峰年头所吞吐的全部资金量相比，那它就不值一提了。
结果我们超过了我们的目标。
利用纳粹的财政部，我们得以从帝国范围内的几百个点上，吮吸出我们所需要的这笔款项。
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从帝国以外，来吮吸出这种资金的，因为帝国疆土是在不断扩大的。
从赋税中抽头是我们款项的一个来源；鲸吞军械部的大宗军火拨款，这又是另一个来源；从国防军的开支里，我们也可以挤出一点钱来；拨交给占领区的各项款项，往往中途也被我们截走了。
从被帝国没收的财产中，从大产业家、工厂、私人开办的公司等方面获得的各种收入，本应上缴帝国国库，而实际却全入了我们的账号。
从拍卖各被占领国的许多傅物馆里的种种艺术珍品所得的钱，也都归入到我们这个计划的项下。
这是个总计划，我们执行得相当成功。
我们每日每时郁在冒生命危险，都是在恐怖的阴影下。
但是不论风险多大，在我们的信念——有罪就该赎罪——的面前，就都无足挂齿了。
一项计划是不是能够成功，那就看它的目标是否能长期被保持住。
在一项作战方案的指导下攻克的港口，而第三天却被从海上来的敌人夺回去了，那么这么个计划就称不上是个作战方案。
在制订方案的时候就应当把可能从各个方面来的破坏、干扰全都考虑进去。
就制订一个真正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来说，必须预见到由于岁月的变迁必然会带来的情况的变化，从而能做到防患于未然，以保证在计划的各个步骤上所获得的成果，都不至于付诸东流，最根本的一点是：应该设法使时间这个因素成为实现计划的一个条件；而我们也正是按照文书所规定的各项条件，来尽力利用时间这个因素的。
我们倒是希望上苍保佑我们，能比原计划时间提前给予罹难者和幸存者以援助。
不过，这样就有可能招惹世人觊觎我们弄到手的这笔巨款，我们的计划就有完全落空的危险。
所以，要想使本计划成功，就必须推迟到我们的下一代人再把这计划付诸实施，即令这样，还照样会存在某种风险，不过由于时间的推移这种风险能减少一些罢了。
空袭誊报在我耳边不停响着。
时间确实所余无几了。
就我自己和我的两位挚友来说，我们此时此刻还不死，仅仅是为了等着知道，这封信通过一个地下信使，是否确已送到苏黎世了。
一旦我们知道该信已送到目的地了，我们马上就履行我们自己的一项条约——我们和死神之间订的一项条约——我们三人就各自用自己的手来执行这项条约。
苍天保佑，让我们能够赎罪。
有罪就该赎罪。
这就是我们给你——我的儿子——规定下的约法。
我的从未见过面而却要承担我的罪孽所带来的苦难的独生子，你要遵守我给你规定的约法，要履行它，因为我要你去做的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父字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０日于柏林赫克洛夫特把信纸背朝上地放在桌上，眼望着舷窗外白云浩淼的蓝天。
远处高空横亘着一道飞机拖出的白烟，他的目光跟着白烟寻觅，终于找出了那小小的银白色机身。
他的思虑又回到那封信上。
信的内容是伤感的，语言也是属于上一代人的，带有夸张气息。
但这倒无损于写信人表达他自己的意图，甚至反而使信的内容更有说服力。
看来克罗森写信的动机是诚恳的，感情也是其掣的。
信中没说清楚的一点就是：他的这项安排究竟具有何等出类拔萃的特点。
它出类就在于它的质朴，它拔萃就在于它绝妙地利用了时间和种种有关金融的立法这两方面的因素，来实现并保护他所要达到的目标。
因为，主持这项安排的这三个纳粹党人都清楚，这么一大宗巨款，是既不至于被后人沉入到一个池塘底去，也不至于永远被封闭在某银行的地下金库中。
这么多亿美元的货币是不可能被人化整为零地在金融市场上悄悄处理掉的，因而可以不必担心某些迹近宵小的掮客，把这笔巨款衍化成容易脱手的小宗资财，然后断断续续地兑换成其他国家的通货。
这三个主持人认定：储入银行的这宗巨款必须是硬通货，而且必须把保管这宗财富的责任委托给世界上最有信誉的银行之一——日内瓦大银行。
象这样的银行是绝不可能在提款和结账上进行舞弊的，因为它是国际金融的中流抵柱。
它历来信守和各户头之间商定的各项条件，它擅长于在合同或协定的文字上做文章，以粉饰储户的真实状况，使之与瑞士的基本法律毫无抵触。
既为储户绝对保守秘密——这是银行业的起码规矩——却又做到与现行法律毫无龃龉；这就是这家银行永不凋敝的诀窍所在。
所以，款存入这家银行，则克罗森这伙人苦心孤诣的宗旨就绝不至于付诸东流，而他们文书中的每句话也就都能保证可以兑现。
不能想象这家银行会干出什么舞弊或渎职的勾当来。
一笔钱存入这银行三十年，甚至半个世纪，也不会出什么变故；三、五十年在金融的日历上也只不过是一瞬间而已。
诺勒伸手打开公文包，把克罗森的信塞进包里的一个夹层中，同时取出了日内瓦大银行的那份文书。
它的套子是皮的。
文书本身则按遗嘱的式样折叠着，它是（或者说，至少是）个遗嘱。
他倚在座位的靠背上，打开文书套子上的搭钩，这就露出了文书的第一页。
赫克洛夫特想：这就是克罗森给我规定的约法吧。
他把这一页上每句话、每个段落草草看了一眼，上面的措词现在对他来说已不显得那么陌生了。
他一面看，手指头一面下意识地玩弄着文书的纸角，心里捉摸着第一页内容的要点。
参与克罗森这项安排的两个同伙的名字分别是：伊利赫·凯瑟勒以及威廉·冯·泰波尔。
在该文书上提到这两个名字的用意，并不是为了让拆看文书的人知道有这么两个人参与了这项计划，而是为了便于他找出这两个人的长子或长女的下落，建立联系。
这是该文书给拆看人规定的第一条任务。
尽管文书上规定：这宗巨款的继承人是诺勒·赫克洛夫特，一个美国人；可是它又规定：只有在克罗森、凯瑟勒和泰波尔的长嗣都签了字的情况下，这宗巨款才可以从日内瓦大银行提出。
而且这三个长嗣还必须正式向日内瓦银行的诸董事表示，完全接受原立文书人就这笔款项的分配问题，给他们规定下的各项条件和目标。
如果经日内瓦银行董事们审查后，认为三位后裔不合格、或不能履行文书的各项规定，则董事们可以另行挑选这三位后裔的兄弟或姐妹作为审查对象，以定取舍。
如果这三位立文书人的所有后裔都不合格，则日内瓦大银行就仍把这七亿多美元的巨款封存于金库，以待再下一代后裔；到那个时候，银行的下一代董事就将协同这三个人的新后裔启封另一份文书。
原立文书人的这种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代后裔不争气，就决心再等待下一代。
海因列希·克罗森的嫡男名叫诺勒·赫克洛夫特。
他和母亲及继父一同生活在美国。
日内瓦大银行将在董事们选定的某一日期——该日期离立文书日期至少三十，至多三十五年——与海因列希·克罗森的嫡男接头，并让他了解他的使命，然后他要设法找到与他一道继承这笔巨款的其他两位后裔；他们再按照文书规定的条件，一同向日内瓦大银行提出这笔款项。
诺勒应成为把该款项分配给第二次世界大战浩劫的牺牲者的家属及幸存者的后裔的中介人。
该文书说明了选定克罗森的儿子诺勒·赫克洛夫特作为中介人的理由。
那是因为，这孩子由于已成为一个美国人的（而且还是个既富庶、又有地位的美国人的）家庭成员，他的来历就不至于招人怀疑了。
他的继父理查德·赫克洛夫特是个钟情的丈夫。
这位理查德想尽办法把妻子爱新的既住经历，如：她的第一次出嫁，从柏林出走、回到美国等等经过，一概隐匿了起来。
为此，理查德弄到手一份伦敦市婴儿死亡证书；该证书上写着：亡婴，男，姓氏是克罗森，死亡日期是１９４２午２月１７日。
他还弄到手另一份纽约市新生婴儿证书；新婴儿性别：男，姓氏是赫克洛夫特。
随着岁月的消逝，这些往事日愈在人们的记忆和注意中泯灭了。
因此那个姓克罗森的男婴孩，在往后的岁月里就成长为诺勒·赫克洛夫特。
人们也就不知道他的真正来历了。
可是他有这些来历却是个抵赖不了的事实。
正因为如此，他才是个最理想的中介人，完全合乎该文书上所规定的要求和宗旨。
文书上规定，要在苏黎世设立一个国际性的办事处，作为总揽分配该款项事宜的机构。
至于款项的真实来源，则将永远对外保密。
如果该机构将来进行工作时，需要有一个对外发言人，则赫克洛夫特，这位美国人就是当然人选。
因为其他两位后裔的名字，在社会上是会为人所不齿的，人们一眼便知他们是德国纳粹分子的后裔。
而且如果涉及到这两位后裔的名字，社会上势必会有人出来提出质询，要查清这笔巨款和这两个纳粹后裔的关系；这样就势必要暴露这笔款项在账目上的真正来源。
那样，就难免要激起当年纳粹德国淫威所及而招致破产、没收、充公的那些受害者的义愤，而海牙国际法庭就要收到多如雪片的要求退还财产的申诉了。
诺勒心想：还不知凯瑟勒和泰波尔的后裔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物哩！不过，不久他就会知道的。
文书后部分规定的一些条件，共令人咋舌的程度毫不亚于其前部分。
它规定：这笔巨款从日内瓦大银行提出后的半年之内，就得全部分配到应受惠人的手中。
这条规定就要逼使这三位后裔，全力以赴地去进行这项工作；而这也正是立文书人的中心意图。
他们正是要求其后裔，全力以赴地去进行他们所遗留下来的这项事业。
他们后裔的生活秩序和规律，会因此而被暂时打乱，他们得为此做出一定的牺牲。
而他们的牺牲也是会得到报酬的。
到了半年期限的末尾，当全部款项已成功地分配完之后，苏黎世的这个国际性办事处就要解散；而这三位后裔就可以各领到二百万美元的奖赏。
半年的时间，二百万美元的奖赏！二百万美元哪！诺勒在估算，这二百万美元，对于他个人以及他的建筑公司，会带来什么。
首先，有了二百万美元，就意味着他有了自由。
在日内瓦时，曼弗拉第说过，他是个有才华的人。
他也知道自己有才华。
可惜他的才华，往往不能在他设计的建筑物上表现出来。
他往往不得不接受他不愿承描的工程；不得不按照与他本人的建筑意图相左的见解来修改他自己的设计图纸，由于经济上的压力，他不得不辞掉一些利润少但他心里却非常想承包的工程。
近年来，他自己也感到，对现状越来越不满了。
一切行业都越来越不顾产品的质量：人为的商品废弃再加上货币贬值和分期借债，这一切恶果，这位一度还具有某种事业良心的建筑师心里最清楚。
也许，靠着这二百万元，靠着这二百万元赢来的自由，他还能重新赎回他自己的事业良心吧！赫克洛夫特奇怪，自己怎么竟然马上就下决心接受这个文书上的条件？因为按照他的习惯，他若不把一件事彻底想透，他是不肯贸然下决心的。
不过，他现在是想用金钱来赎回他失去的良心。
至于这笔金钱，他曾以为自已是能顶住它的诱惑的。
到底凯瑟勒和泰波尔的长女或长男是什么样的人呢？前者的大孩子是男的，而且是个学者。
后者的大孩子是女的。
诺勒仅仅知道这两个人的性别和职业。
他们俩年幼时，都在德国生活过，都目击过当时德国的状况。
那时他们已不算小了，不可能忘掉当年的一切情景；对于第三帝国那种鬼蜮世界，他们都有印象。
而对此，诺勒，这个美国人倒是相对地无知，似乎有许多应当请教于他们俩的。
有许多问题要请教他们吗？真有这么多问题吗？他已经拿定主意接受文书上的条件了。
当初，他倒是对曼弗拉第说过：在他下决心接受文书上的条件以前，他要经过一番考虑；至少得给他若干天的思考时间。
那位瑞士银行家曾问他，你真的要想一想才能下决心吗？诺勒当时曾说：我不先想好了，就难下最后决心。
我不是个不看行市就做买买的人。
我并不害怕那帮三十年前的疯子发出的威胁。
你也不该怕他们。
你回去和你妈商量一下吧。
赫先洛夫特简直糊涂了，问道：你说什么？你刚才不是说……刚才我说，‘要对任何人保守这件事的秘密’，对吗？对，我刚才是这么说的。
不过你妈是唯一的例外。
那是为什么呢？照我看，她是最不应该知道这件事的秘密的……她是最应该知道这件研的秘密的，而且她是唯一可以知道这件事的秘密的人。
她一定会尊重你对她的这种信任。
曼邦拉第的这点建议是对的。
因为，倘或他同意接受文书上的条件，他就必然要关闭他的建筑公司，出门去寻找凯瑟勒和泰波尔的后裔。
那时，他的母亲就必然要问关闭公司的原因；她生性是不会把她的想法隐藏在心里不说的。
她非要盘根究底不可。
而且，万一通过某种机缘，哪怕是极其偶然的机缘，她察觉了日内瓦银行有这大宗存款，以及克罗森在搜罗这笔款中所起的作用，那她肯定会怒火万丈的。
她对第三帝国那帮自大狂匪徒的记忆是永远也淡忘不了的。
万一她在盛怒之下把这件事的秘密公诸于众，那么国际法庭就会把这笔巨款长期冻结起来。
万一我说不服她来帮助我接受这文书上的条件，那我该怎么办呢？你无论如何必须设法说服她。
克罗森的信，是很有说服力的；而且，如果必要的话，我们银行会插手这件事的。
但不论怎样，在开始时，你最好得先侧面试探一下她的态度。
诺勒心想：谁知道她会是什么态度？就他对母亲的了解，他觉得她不是个普通的女人。
他从小就感觉出来，他的妈妈，爱新，和别人的妈妈不一样。
她不属于纽约曼哈顿区富家主妇那种类型的妇女。
她过着（或者说，过去经历过）香车宝马的日子。
骑马，划船，到一些游览胜地去度周末，等等；这样寻欢作乐的日子，她全经过。
不过她毕竟不想疯狂地在社交界出风头或聛睨一方。
而且，对她来说，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她在三十年代雨翻云变的欧洲社会里生活过。
那时她是个年轻而无忧无虑的美国女子。
在与第一个丈夫决裂之后，她自己身边还留了一个孩子。
从此她离开了在德国的那帮同伴，以后这些同伴们的下场却都远不如她。
在远离开她们之后，她的日子反而过得舒坦了。
她不仅熟悉在巴黎的流亡者沙龙，而且也熟悉伦敦英国皇室接待外国使节的圣詹姆士宫，还熟悉德国当时新兴的、不可一世的权贵。
经过了这些名利场之后，她算是阅历了一番人世沧桑。
在饱尝了人世的爱、憎、喜、怒之后，她不免产生了厌倦红尘之感；之后，她的心境倒反而趋于宁静了。
爱新是个特别的妇人。
她对诺勒，既象个母亲，又象个朋友。
母子之间这种深情的友谊，是用不着彼此之间经常相互表白的。
在赫克洛夫特眼里，她与其说是母亲，不如说是朋友；她自己觉得，做他的朋友，反而使她心情更舒服些。
有一次，她笑着对他说：诺勒，我这一辈子犯的错误大多了。
我觉得，我实在不能凭借辈份在你面前拿母亲的架子。
眼下看来，他不得不去向她提起一个她这大半辈子竭力想忘却的人。
她会不会因此而感到刺激呢？也许不至于。
那么，她会不会对曼弗拉第的文书上所规定的宗旨产生怀疑呢？她要是读完了海因列希·克罗森的亲笔信，也许就不会再有什么怀疑了吧？不管她脑子里对于克罗森的印象多么恶劣，可是诺勒觉得，她毕竟是个有理智、有分析洞察力的人。
坏人也是会变的，也是有可能受到良心的谴责的。
尽管她也许对这份文书产生不了什么好感，可是出于理智，她是会接受它的。
这天是星期六，明天是星期天。
他的妈妈和继父要在贝德福山里的别墅过周末。
明天早晨，他要驱车去见他们，并和母亲谈这件事。
到了下星期一，他就要启程返回瑞士。
他准备到苏黎世去。
从下星期一开始，他就要投身于寻找那两位后裔的工作了。
诺勒回忆着他和曼弗拉第接触的过程；临分手前，后者着重向他介绍了有关这两位后裔的一些情况。
曼弗拉第当时说：凯瑟勒家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和他父亲一样，也叫伊利赫，是柏林大学历史学教授。
二儿子叫汉斯，在慕尼黑行医。
就我所知，这两个人在他们各自的圈子里，都是备受尊敬的。
两兄弟感情笃好，只要伊利赫知道了这个文书的事，他必然会要求让他的兄弟也参与这件事。
那行吗？文书上没有规定说不行。
反正将来事成之后，你们这三家人，每家只能分二百万元；而且每家在处理这笔巨款时，也各只有一票的决定权，而不会因为有两个兄弟参加就算两票。
那么泰波尔这一家又怎么样呢？他家就是另一种情形了。
你要寻找他们，恐怕会遇到一些困难。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留下的档案材料看，威廉·冯·泰波尔的妻子，带着她的两个孩子，逃亡到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去了。
大约五或六年前，他们一家失踪了。
实际上是又逃到别处去了。
连当地警察均局都查不出他们的下落。
他们没留下任何地址，也没留下什么职业上的通信处。
在其他大城市里，也查不到他们的踪影。
这就有点怪了。
威廉的妻子，有一阵子在巴西似乎混得很不错。
后来，谁也不知道他们家究竟出了什么事。
要不然就是有人明知道他们家出事了，可是不愿意张扬。
你说他们家有两个孩子，叫什么名字？实际上他们家有三个孩子。
最小的是个女孩，名叫贺尔汀。
她是战后在巴西出生的，比就是说，她的妈妈是在第三帝国行将覆灭的时候才怀上她。
最大的也是个女孩，名叫柯立清。
中间的是个男孩，名叫约安。
你说他们一家都失踪了？说‘失踪’是为了把事情说得简单些。
我们是干银行业的，不是干侦探的；所以我们调查的深度是有限的，而且巴西这个国家又这么大。
你将来要调查他们下落的话，就应该比我们彻底。
达两位后裔都应该找到，而且对他们的身份要进行核实。
这是文书上规定的第一个条件；这一点做不到的话，我们银行是不允许提款的。
赫克洛夫特把文书的皮套合上，放回公文包中。
无意中，他的手指尖触到狼穴的幸存者在三十年前写的那封恫吓性的信。
诺勒心想，曼弗拉第说得对，写这封信的是些年迈体哀、病魔缠身的疯子，他们对于未来毫无所知，可是他们却总想不顾一切地在一些可能会影响未来事变发展的契机中，最后一次表现一下他们自己。
他们对于未来确无所知，否则他们那封信的口气就应该是对诲因列希·克罗森的儿子有所求，就该劝说他，而不应该威胁他。
不过，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他们要用威胁的口吻说话？他们这样做想达到什么目的？说不定曼弗拉第的另一个想法也是对的，他认为；这封威胁信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那么，就把它撂下吧，还有好多事要想呢。
休息室的中间是一个过道，与诺勒隔看过道相对的一张桌子边，坐着两个人。
空中小姐正和他们说着话。
诺勒趁她目光往他这边看的时候，向她打手势要一杯苏格兰威士忌酒。
她和蔼地微笑着向他点了点头，意思是说，过一小会儿她就把酒送去。
他接着又想自己的心事。
有一点他怎么也拿不定主意——难道他真准备拿出近一年的时间，去为实现文书上的计划奋斗吗？这个计划确是事关重大。
银行方面得首先审查他本人是否有资格去执行它；然后，他即或找到了其他两位后裔，银行还要束查他们两人是否合格。
难道他真就准备投身于这个计划吗？他不由得回想起了曼弗拉第的话：你真的要想一想才能下决心吗？诺勒觉得：他真应该先想一想，然后再下决心。
可是，他又觉得，用不看先想，这个决心也可以下。
因为这二百万美元太有诱惑力了，实在无法抗拒。
它预示着他可以因此而有自由了。
不过话说回来，他对于这个诱惑，也并非绝对抗拒不了。
他承认，自己对现状不满意。
不过，从他公司业务开展情况来看，前途是乐观的。
他的名声正日益提高。
现在赏识他建筑设计才能的主顾越来越多了。
而且，这些主顾们还一传十、十传百地替他到处扬名。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的公司突然歇业了，那会带来什么后果呢？目前，他在十多项投标的工程上，都投了标；而在每一项工程上都有若干个和他竞争的对手。
如果他现在突然从所有这些竞争的工程上撤回投标，那对他会意味着什么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慎重考虑。
他觉得，自己终归不是一个铜臭薰心的人。
尽管诺勒想得很多，不过，他自己也知道，所有这些考虑都没有用。
所有这些考虑，若和他父亲给他这份遗嘱的意义相比，则都无足挂齿。
不论他本人未来的处境和前途如何，他都应该把一笔巨款，分送到那些遭受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浩劫的幸存者手中去。
而且，他早就该投身于这样一件善举了。
这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仿佛听到从未见过面的生身父亲的痛苦声音。
这个声音已经向他召唤了三十年了，要他出来做这件还债的工作。
他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原因，反正他记得，他不能对自己生父灵魂的痛苦呼声置之不理。
他没法对他生父内心的忏悔漠然置之。
他决定第二天一清早就驱车前往贝德福山庄，去见他的母亲。
赫克洛夫特看了看空中小姐究竟在给他端威士忌没有。
在这架７４７客机休息室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柜台，那儿灯光较暗淡。
乘客们可以在那儿喝酒：空中小姐正在柜台里边，那张桌上的两个人也走到了柜台边。
接着又来了第三个人。
还有一个人，这时正悄悄地坐到休息室另一头最靠边的座位上看报。
跟着空中小姐到柜台边的那两个人，看起来醉醺醺的；那第三个人为了找那两个醉汉搭腔说话，也装成十分醉的样子。
空中小姐偶一抬头，正和诺勒的目光相遇。
她看出他在等着威士忌酒。
她皱皱眉头，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
她已经替地斟满了一杯怀酒。
偏巧旁边的醉汉把它碰洒了。
她正拿着一块拭布擦呢。
这时，那两个醉汉中的一个，突然一跟头倒栽到一把椅子上，接着又滚到地板上了。
空中小姐赶紧从柜台后赶出来想扶起这位旅客；而他的伙件，却扶着身边的一把椅子站在一边，嘻嘻哈哈地看笑话。
那第三个人这时正伸手端起柜台上一环新倒的威士忌来喝。
坐在休息室另一头悄悄看报的那个人，看着这帮醉汉，脸上显出一副憎恶的表情，故意把手中的报纸抖得哗哗响，来作为一种抗议的表示。
诺勒起身走到舷窗边，他不愿意和这阵小骚乱沾边。
几分钟以后，空中小姐端了酒走到了诺勒身边的桌旁；她说：对不起，赫克洛夫特先生，酒送晚了。
你瞧男人就总是这样。
尤其是大西洋这条航线上的男旅客总是这样，你刚才是要加冰块不掺水的威士忌吗？给你送来了。
诺勒从这位漂亮姑娘端的盘子里按过酒杯，他一面端详她双眼的神情，一面说：谢谢你，我是要这种酒。
姑娘的眼神似乎在说：谢谢你这位正经人，你没象那几个浑醉如泥的家伙那样缠着我。
要是换一种场合，也许他就要和这位始娘攀谈起来。
可是他现在是满腹心事，所以也就没这兴致了。
他脑子里正在给自己安排星期一的活动程序呢。
他要关闭他的买卖，单就解雇他公司的雇员来说，是不会有什么困难。
可是眼下，有关方面正在审查纽约赫克洛夫特建筑公司为某些大项目工程而设计的图纸。
一旦这些图纸被采纳，赫克洛夫特公司就变马上扩充，雇员得增加三倍。
总收入会增加四倍。
在这种关头，诺勒竟要关闭自己的建筑公司，这岂不招人怀疑吗？所以他必须编一个听起来合情合理、还能经得起别人盘诘推敲的口实。
就在这时，休息室另一头的一位旅客，突然从自己座位上猛跳起来，声嘶力竭地发出了一声痛苦的狂叫。
他的身体弓着，背部剧烈地抽搐，好象他快要窒息了；开始的时候，他双手狠抓自己的腹部，接着抓胸部。
他跌撞在一个挂着各次班机航线图的木屏风上，全身发疯地痉挛着。
两眼圆睁，颈上青筋暴起，随着一声巨响，终于摔倒在机舱地板上。
这人就是刚才走到柜台边找空中小姐及那两个醉汉聊天的第三个醉汉。
休息室里引起一场骚动。
空中小姐赶紧跑到他的身边，注视着他。
然后马上作急救。
同时她要求室里的其他三个旅客留在原处，不得动地方。
她拿了个垫子放在摔倒人的头下。
然后到柜台后边，使用机内通话系统和机长联系。
几秒钟后机上一个男服务员从旋梯赶上来了。
这架英国航空公司班机的机长也从驾驶舱里出来了。
他们站在这个失去知觉的旅客身边，和空中小姐嘀咕了几句。
男服务员马上从旋梯下去，不到几分钟，又拿着一个硬纸板做的档案夹子走了上来。
一看便知这是机上乘客姓名登记表。
机长转脸对休息室的其他几位旅客说：请诸位都回到自己座位上去吧。
我们有随机医生，他马上就来。
有劳诸位了。
赫克洛夫将半侧着身，沿着旋梯向下走。
这时，只外一位空中小姐拿着一条毯子，迅速从他身边擦过。
接着他听到机长对着机内通话器对报务员下指示：告诉肯尼迪机场，准备好急救医疗用具。
一个名叫索安屯的男乘客得了急病，大概是心脏病发作。
那突然躺倒的乘客，直挺挺地睡在后排的长沙发椅上。
医生单腿跪在他身边，他向机长要个手电简。
机上的管带赶紧到驾驶舱里拿来一个。
医生把索安屯的眼皮往上翻，然后转过脸来，示意机长他要单独和他说话。
机长俯下身去，医生在他的耳边悄悄说：这个人已经死了。
这儿没有仪器，做不了组织和血液的分析，说不清他致死的原因。
不过我看，他不是得心脏病死的，而是让人毒死的，我猜是用马钱子碱毒死的。
海关稽查员办公室突然显得异常安静。
在稽查员办公桌前的位子上。
坐着纽约机场管理署警察厅的一名刑事侦探。
他面前放着英国航空公司那次斑机乘客的名单。
那个海关稽查员站在一边，颇有觳觫之态。
靠墙边的两把椅子上，坐着７４７的机长和那位负责管理一等舱休息室的空中小姐。
门边站着一名穿警服的警官。
那位侦探用一种怀疑的眼神盯着稽查员。
侦探问他：你刚才说，那架飞机着陆后，有两个人从机上下来，径直穿过那段禁止旅客通行的走廊，进入了有武装警卫、不准旅客进入的海关检查区，然后就不知去向了，对吗？稽查员现出不知所措的样子，晃着脑袋说：是这样。
不过我也不明白他们怎么就不知去向了。
以前从未发生过这种事情。
侦探转过身来问空中小姐：小姐，你确确实实认为这两个人当时喝得大醉了？没看错吧？姑娘回答说：当时我是这么认为的。
不过，事后我又想了想，现在我就不这么认为了。
他们俩当时确是喝了不少酒。
这点我敢肯定，这个他们装不了假，因为一直是我替他们倒酒的。
当时看起来他们是酩酊大醉了，不过没闹事。
他们会不会把酒都偷偷倒掉了呢？我是说，他们并没真把酒喝下去。
空中小姐问道：他们会把酒倒在哪儿呢？这我就不知道了。
比如说，把酒倒进大肚的烟灰缸里，椅子坐垫里，等等。
机舱地板上铺的是什么？机反回答说：铺的地毯。
侦探对站在门边的那位警官说：立刻用报话机和你手下的人联系，叫他们马上去检查机舱的地毯、椅子坐垫、烟灰缸。
在靠近驾驶舱边用绳子隔开不让旅客进入的那一小片舱面的左侧，要特别注意检查。
只要手摸着潮湿就行。
查清了马上向我报告。
警官说：是！马上带上门走了。
机长用一种不肯定的口气说道：当然，人的酒量是不一样的。
侦探说：是不一样。
不过要按这位小姐说的那个饮酒量，不论谁也得醉倒。
机长说：其实，这个案件与人的酒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现在明摆着的事情是：这两个人下飞机后，用你的话说，叫做‘不知去向了’。
他们应该就是杀人犯。
我想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
侦探说：很难说酒量问题就一定跟这案件不相干。
这和我们以前见过的某些案件，在手法上有相似之处。
干我们这一行，什么意外情况都会碰到。
有那么一帮心理反常的人，他们的精神是病态的，但是却很有钱。
他们就喜欢坐了喷气式客机，到全世界游览．以寻找刺激。
这也属于精神病的一种症状。
还有些人是靠喝酒，也有些人是靠吸麻醉药品，总之是为了获得一种腾云驾雾似的快感，使自己的精神处在一种偷快的兴奋状态。
就我们所知，我们现在注意的这两个人，和索安屯根本素不相识。
这位空中小姐也说了，她亲自看见，他们三个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彼此都向对方作了自我介绍。
那么他们俩为什么要谋杀他呢？而且，他们为什么要采取这么残酷的手段杀害他呢？他们用的是马钱子碱这种毒药。
机长．你知道吗？用这种毒药杀人是非常残忍的。
室内电话响了，稽查员去接电话。
听对方说了几句后，他就把话筒交给侦探，说：是国务院打给你的。
国务院吗？我是纽约机场管理局警察厅的麦尔斯中校。
我要的那个情况，你们弄清楚了吗？对方在电话里回答说：情况倒是弄清楚了。
不过，你对它恐怕不会再感兴趣了……麦尔斯中校打断对方说：你先等一下。
这时门开了，一个穿警服的警官走近来。
中校问他：查到什么了吗？休息室左边的地毯和椅子坐垫都湿透了。
侦探不动声色地说：这就是说，这两个人一点也没有喝。
他向警官点了一下头，又接着打电话：国务院，你继续说吧，我怎么就会不感兴趣了？那两个人的护照在四年前就已经吊销了。
这两张护照本是发给密执安州弗灵特地方的两个居民的。
他们是邻居，都在底待律的同一家公司里供职。
１９７３年６月，他们一起申请出国到欧洲去做买卖。
他们去了以后，就再也没回美国。
为什么把他们的护照吊销了？他们在国外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从旅馆失踪了。
三天之后，从一条小溪里，捞上了他们的尸体。
他们是让人开枪打死的。
我的老天爷，那个小溪的名字叫什么？在什么地方？小溪叫益隆。
那时候这俩人侨居在德国慕尼黑。
５９１班机的旅客，个个怒气冲天，排着队，逐一通过机场检疫厅的卡口。
一个英国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手里拿着一份７４７班机乘客名单，逐个地和５９１班机上乘客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核对。
在他旁边站着一名机场管理署的警察，手里则拿着７４７班机乘客名单的复印本，也在上面打记号。
这么一来，这次检疫花费了大约四个小时。
出了检疫厅的乘客，沿着一条长廊，走到一个宽大的行李房，去领回经过检查的行李。
然后，他们就可以离开机场。
其中有一个乘客，走到行李房以后，不朝出机场的方向走，也不去领行李，因为他没有行李。
他只随身带了一件雨衣，就搭在胳博上。
他径直往门上印有美国海关中心站（闲人免进）字样的办公室走去。
他在这办公室的门口出示证件后，就走了进去。
一个身穿海关高级官员服装、头发灰白的人，站在一个金属窗框的窗户跟前，吸着烟。
他听见来人的脚步声，就转过身来，说道：我一直在等你。
你在那儿排队等检疫的过程中，我实在是没法帮你忙。
进来的人回答说：我带着特工人员身分证呢，也是为了以防万一你不在这儿。
说着他把身分证放回到他上衣口袋里去。
你必须随身带着它。
说不定你还用得着它。
现在，这儿到处都布满了警察。
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到那架飞机的停机坪去。
你估计那两个人会在那儿吗？对。
他们会在那一带的。
这是唯一的可能性。
于是，这两个人离开办公室，迅速走过行李房门口，经过数不尽的传送带，终于走到一扇铁门跟前。
门上写着外人免进的字样。
这位海关高级官员拿出一把钥匙，开了铁门，他自己先进去；接着，那位拿雨衣的年轻人也跟着走了进去；里面是个水泥构筑的长隧道，直接通往停机坪。
他们走了四十秒钟，到了另一扇铁门。
这扇门有两个人把守着。
一个是美国海关上的人，另一个是机场管理署警察厅的人。
海关上的人认识这个灰白头发的老头，就向他打招呼说：长官，你好哇。
今天夜里可够忙的呀。
老头回答说：我看，好戏才开始呢。
后面有的瞧的。
早晚非把我们也卷进去不可。
他转脸冲着那个警察厅的人说，我带来的这个人是联邦调查局的。
说话的时候，他脸向手持雨衣的人一扬；接着又说：我现在要把他带到５９１飞机上去。
那架机上有吸毒嫌疑犯。
警察厅的人似乎觉得有点为难。
因为他奉命看守这扇门，不准任何人进出。
这时候，海关上的那个门卫说话了：看你这个人，整个肯尼迪机场都属他管，你怎么就不放他过去呢？警察厅的人耸耸肩膀，就把门打开了。
外面的夜空正一个劲地下着雨。
从牙买加海湾那边吹过来的一阵阵雾汽，笼罩着机场。
带雨衣的人把雨衣穿上。
他的动作极为敏捷，那搭雨衣的手里，其实是拿着一支手枪，雨衣把它盖住了。
现在他把枪插进腰带里，把雨衣腰间的纽扣敞开。
７４７飞机在泛光灯的照耀下反射出晃眼的光芒。
雨水沿着飞机的胴体，象几十道小溪似地向地下倾注。
到处都是警察和地勤保养人员。
这两种人外表的区别就在于：前者穿黑雨衣，后者则穿桔黄色雨衣。
一辆机场的汽车，载着舷梯，停在７４７的舱门下边。
舷梯口和机门对接在一起。
那老头指着舷梯，对他的伙伴说：我爬上去，进入飞机里面，找到在里面值勤的警察，向他们交代好了，省得他们来找你的麻烦。
祝你马到成功。
后者听了老头的话，点点头。
其实他并没有认真听老头说些什么。
他两眼正专心致志地查看这块地方。
离那架７４７各三十码的四个角上，各立了一根标柱。
标柱之间用纸索连了起来，形成一个正方形的警戒区。
每两根标柱之间立着一名警察。
穿雨衣的人现在已经走进这个警戒区了，到了这里面，他的行动就没有人干涉了。
他沿着绳索，走到了飞机的尾部。
并且边走边向站着的值勤警官点头。
对有些拿怀疑目光看他的警官，他就显出一副很随便的样子，把他的特工人员身分证亮给对方看。
在雨中他仔细地辨认从飞机里进进出出的每个地勤保养人员的面貌。
他绕飞机走了多半圈的时候，听到一个保养人员怒喊道：你他妈的躲在一边干什么？快去给我把绞车固定好。
被申斥的是一个穿保养人员工作服的人。
他正站在一辆加油车的油罐架上，身上没穿雨衣。
他的白色工作服，已被雨淋透了。
加油车的驾驶室里还坐着一个保养人员，同样也没穿雨衣。
穿雨衣的人一看这光景便明白了。
他想：原来这两个杀人犯就在这里，他们一定是事先把保养工作服穿在里面，外面再罩上便服。
到紧急关头，他们把便服脱掉，便可以混在飞机保养人员中间，不至于被人认出来了。
可是他们没料到天会下雨。
这两个凶手仅仅由于这一着失算，现在才露了马脚；否则他们的这一套逃遁伎俩，倒是满高明的。
穿雨衣的人往加油车走去．他的手指头按在隐藏在雨衣下面的手枪扳机上。
在雨中，他双眼紧盯着加油车驾驶室的挡风玻璃。
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坐在里面的那个人。
这时，站在油罐架上的那个杀人凶手是背对着加油车的前方。
由于他站在油罐架上，所以位置比地面高得多。
穿雨衣的人正从左面接近他。
坐在驾驶室里的那个凶手，用狐疑的目光注视着他向他靠近，而且马上警觉起来，往驾驶室的另一侧俯卧下去。
可是穿雨衣的人动作更快，他一把拉开驾驶室的门，马上向里面的人开了一枪。
他的左轮是带有消音器的。
里面那人中弹后，马上就扑倒在仪表盘上，前额上血流如注。
站在油罐架上的那个凶手，听到驾驶室里扑打的声音，马上转过身来，从油罐架上往下瞧，他不禁脱口而出说：原来是你，你在７４７飞机休息室里，装着看报纸！穿雨衣的人用命令的口气对他说：下来，到驾驶室里来。
尽管外面大雨滂沱，可是对方完全听清了他的话。
他持枪的手就隐藏在驾驶室的门后面。
当站在油罐架上的人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持左轮的人迅速地环视周围，只见那些警察被大雨浇得无暇他顾，泛光灯又晃晕了他们的眼。
他们毫未觉察眼前已经出了人命案。
持左轮的人猛一探身，一把抓住了油罐架上那人的白色工作服，把他拖进了驾驶室的门框。
他不慌不忙地对那人说，你听着，你们失败了。
海因列希·克罗森的儿子仍然健在。
说完他朝他开了一枪。
这两个用毒药杀人的凶手，一起死在驾驶室里的座位上。
穿雨衣的人走下驾驶室，把门关好，把手枪插回腰带里，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走了。
他直接从机身底下穿过，沿着一条用绳索隔开来的专门通道，朝着他来时的水泥隧道走去。
这时，他看到那位灰白头发的海关高级官员，正从７４７的舱门口出来，迅速地下了舷梯。
他们又会合在一起，朝隧道的入口走去。
灰白头发的老头问道：如何？我马到成功了。
我们的对手一败涂地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该拿赫克洛夫特怎么办？那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
那是鸩鸟的事了。
今夜的一切情况必须通报给鸩鸟。
穿雨衣的人暗暗一笑。
他知道在这瓢泼大雨中，老头是看不见他这一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