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正是北方特有的那种秋高气爽的天气。
车窗外，天空湛蓝耀眼，初升的太阳把收割后的田野照射得一片灿烂，她的胸臆也格外豁朗起来。
这间软卧包厢里，连她只有两个乘客，一个四十多的男人坐在她的对面，衣冠楚楚的像是个华侨。
车一开他就埋头看报纸，一张《人民日报》把脸遮得严严实实的。
乔叔叔很准时，一早就用车子把她带到了车站，还介绍她认识了这趟列车的列车长。
列车长大约有四十岁了，生了一副广东人的高颧骨，听说她是市委书记的女儿后，便爽快地把她领进了软卧车厢，安排了一个铺位。
这是她第一次坐进软卧车厢，一种新鲜的舒适感充满心头，她竭力做出一副无所谓的神态，压制着不让这种快感露在脸上，可脑子里却不由生出许多杂乱无章的联想来，思绪无端地跳来跳去，一忽儿想到《红楼梦》里刘姥姥进荣国府，一忽儿想到这一年来随着爸爸政治上的翻身而在她的生活中发生的种种变化，一忽儿又想到文革初期，她甩着两条小辫子跟着串联大军挤在南来北往的火车上浩浩荡荡闯天下，……哼哼，那时候坐火车的情形与现在是多么退然的两样，像她这么大的女孩子，要是不依赖一帮男同学的帮助，几乎就没法从火车的窗口爬上车去。
在肮脏的车厢里，所有空间都饱和地利用起来，连行李架上都躺着人，在从北京到上海的那次远征中，她和另一个女同学占领了车厢里的厕所，在里面足足松快了两个多小时，任凭人们在外面把门擂得砰砰响。
后来每每向别人学说这段喜剧素材时，她对自己当时在厕所里那种心安理得的描绘，总能引起听者的捧腹大笑。
她望着眼前宽大明亮的车窗，望着车窗两旁垂挂下来的勾外窗帘，望着铺了雪白台市的桌面上那盏考究的台灯，似乎怎么也体会不出当年挤火车时那种浪漫的激情和乐趣来了。
她用皮鞋的高跟赠了蹭地，红色的地毯又厚又软，再也不是那种湿流渡、粘糊糊的感觉了。
那划时代的一切确实都已经过去了，成为一个不堪回首的梦。
不妨碍您吗，同志？对面的中年人掏出一根香烟，彬彬有礼地冲她笑着说。
不不，她连忙摆摆手，我不在乎烟，我爸爸就抽得很凶，我熏惯了。
她边说边注意地端详了他一眼。
中年人穿了一身浅色的西装，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品档很高的金丝眼镜，身材魁梧，面容却很斯文。
他嘴里轻轻地喷出一股带甜味儿的烟雾，笑容可掬地放下报纸，向她问道：您是去北京？是的。
先生也去北京吗？她还是头一次使用先生这一称谓，所以说得有点儿生疏别扭。
啊啊，那人点点头，大概是被她的客气影响了，没有再称她同志。
小姐是南州人吧？在哪个部I’J工作呀？我在南州941厂工作。
941？啊，是保密工厂吧？中年人夸张地做出一个神秘的表情。
咳，什么保密不保密的，就那么回事吧，卫星时代，什么密呀，没密！哈哈哈，中年人笑起来，小姐说话蛮有意思呀。
您这是去出差吗？不是，北京的中央歌剧院想收我，叫我去试试嗓子。
啊，怪不得听您的声音很好听，原来是学过声乐的。
中年人说话热情而有礼貌，给人一种自然的亲切感，她很快摆脱开拘束，轻松地同他攀谈起来。
先生是华侨吧？不是，我是外籍华人。
来旅游？不，我是里克贸易公司派驻南州市的代表，我姓冯。
中年人从上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递过来，小姐贵姓？她很不习惯地接过名片，姓施。
整个一上午都在轻松愉快的闲谈中晃过去了，中年人性格开朗，谈锋很健。
谈风景，谈气候，从南州说到维也纳，还谈了音乐，谈了外国的歌剧院和音乐学院，从当代十大女高音到风靡世界的猫王和硬壳虫乐队，所谈的话题几乎都是她感兴趣的，她的话也因此多起来。
没想到冯先生对音乐还是个行家。
嗅！那可谈不上，我只是比较喜欢一点儿罢了。
施同志什么时候登台演出，我要能赶上机会一定去欣赏。
他不知不觉又称她为同志了。
看这次考试情况吧，我估计问题不大。
她心神信然地笑着。
中午，一个年轻列车员走进他们的包厢，通知他们现在可以去餐车用餐，小伙子说话的时候，看也不看她，只把股冲向西服革履的中年人，显然是表示正式的软卧乘客只是他。
一股强烈的羞辱感和自卑心胶和在一起从她的灵魂深处冒出来，以前，即便是在当走资派子女的时候，她在精神上也从来没有这样自卑过。
餐车对硬席车厢的午餐供应已经结束了，铺了白塑料布的餐桌被擦得干干净净，又摆上了花瓶和各色水酒。
这趟车的软席乘客寥寥无几，所以大部分餐桌都空着。
这是她头一回跟外国人一道吃饭，中年人要了一个辣子鸡丁，一个烟大虾，还要了冷盘和酒，菜不多，可两个人吃富富有余。
在她的那帮朋友中，有不少人和外国人有交往。
现在交外国朋友也成了时尚，全不像过去那样躲躲闪闪，生怕沾上洋字惹是生非了。
连过去人们谈虎色变的海外关系如今也成了值得四处宣扬的荣耀，甚至成了谈恋爱的价码，别管是什么丑八怪，只要国外有亲戚，立即就会身价百倍，对方也得刮目相看，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
连不少干部子弟也纷纷往外国人的圈子里钻营了，乔笠就在南州饭店被外国人请过两次，以后便常在众人面前津津乐道那桌面上的著费和排场，还有吃西餐的那一套绅士规矩，什么喝汤不能出声响啊，餐刀不能入口啊；骨头不能嚼碎呀，擦嘴要拭而不能抹啊。
过去，她一听到乔笠这类吹嘘就感到厌恶，觉得他很下贱，而现在，当冯先生向她端起斟满暗红色葡萄酒．的玻璃杯时，她一下子又觉得乔笠也是可以原谅和理解的了。
旅途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她很愉快。
列车开过了丰台站，她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把手提包放在了床上。
中年人又点起一支烟，半仰着脸专注地听着喇叭里对北京名胜古迹的介绍，听了一会儿，对她问道：施同志对北京熟吗？熟，太熟了，我以前在北京住过很长一阵呢。
噢，我想求你一件事，不知可以不可以？一个下意识的迟疑在她脑子里闪现了一下，但很快就消失了。
自从爸爸出来工作以后，她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八杆子打不上的认识人来求她帮忙办事了。
她早烦透了那一副副讨好的笑脸和殷勤的吹捧。
可这会儿，虽然还不清楚对方所求何事，但光凭这个人，她也是乐于出力的。
那怎么不可以，她说，我能办的一定尽力。
我这次除了办几件公事之外，主要想到北京各处名胜玩玩，可人生地不熟，施同志要有空闲的话，能不能帮我做个向导，我们一起转一转？这个呀，没问题，准能叫您满意。
她很快活地答道。
我在前门饭店下榻，晤——，怎么找你呢？她思索了一下，我住在我爸爸一个老战友家，他家有电话，她从自己的电话条上撕下一页纸，写上电话号码，又写上自己的名字，递给他，打这个就行。
唉，中年人收起电话来，不无感慨地说：回到祖国快两个月了，事事都觉得很习惯，就是有一点受不了，没有朋友，太孤单了，想找个说说话的人都难啊。
将来你要是一个人出国，准有体会的。
我还能出国？她脱口问了这么一句。
怎么不能，我想准会有机会的。
啊，要是到了外面，我可以做你的向导。
冯先生的夫人也在国外？夫人？啊，我们早分开了。
他简短地答着，并未加任何解释。
列车徐缓地驶进了北京车站，站台上挤满了接客的人群。
她下了车，身体被奔来挤去的人来回撞着，回头望望，紧挨在身后下车的中年人已被拥挤的人流淹没。
她的胳膊渐渐吃不住手提包的重量，疼得有点儿发麻了，头上刺痒痒地出了汗，她索性放下手提包，伸手到兜里去摸手绢，摸到的却是一张硬纸片，拿出来一看，原来是冯先生的名片，在车上她只是仓促地晃了一眼，这时不由仔细看起来。
欧洲里克贸易公司派驻中国南州市办事处代表，冯汉章。
哼，冯先生告诉过她，所谓办事处其实就是他一个人，再下面呢？地址：南州饭店七一二房间，电话： 44071。
名片的另一侧写的是外文，她看不懂，便将它揣回兜里，掏出手绢一边擦汗，一边向左右张望着。
何伯伯他们家没接到电报吗？这么沉的东西，一大半是给他们带的，也不来接，真讨厌！她烦躁地用手绢在鼻尖上来回扇着凉风。
嘿，季虹姐姐！随着一声尖细的叫喊，她的肩头重重地被人拍了一下，回头一看，一个二十多岁的高个子姑娘站在眼前。
玲玲！她惊喜地叫起来，我一猜就是你来，收到我妈妈的电报了吗？没收到我怎么会来？玲玲是何伯伯的小女儿，像个运动员一样结实，她一把抢过提包，笑哈哈地说：你什么时候烫的头？真变样儿了，我都不敢认了。
越变越丑了吧？得了，越变越洋了。
哈哈哈……玲玲旁若无人地大笑，她的性格同她粗放的外表倒是极为相似。
她们出了检票口，在车站右侧坐上了二十路公共汽车。
汽车转了两个弯，便拐上了宽阔的长安大街，她的心怀也为之一宽。
也许用不了多久，她就会离开那光线暗淡、令人窒息的配件仓库，成为北京国家歌剧院的一名演员，也许，每天上班下班都能在这条世界上最宽最长的大街上往返。
她把视线向车窗外伸展出去，坦荡笔直的长安大街仿佛展示着她的广阔未来，歌剧院现代化的排练厅在眼前一跳一跳的，——崭新的练功架，巨型的大镜子，那镜子像个宽银幕似的占了一面墙…··，，将来总会有机会上电影的，她最适合那种自唱自演的角色，还有……咳，不用想那么多了，只要进了那个金光闪闪的门槛，凭她的天赋和刻苦，将来在事业上有所建树是不难的。
对了，还可以出国，做为中央直属表演艺术团体，出国的机会决不会少。
重要的是得控制住别再胖下去了，演歌剧不同于独唱，形体和嗓子是一样要紧的……出国，哦，小时候还以为哪儿都没中国好，现在，真他妈想出去看看，……他们一般在哪里演出呢？天桥剧场还是民族宫？……她知道这些乱七八糟的幻想，实际上都是八字没一撇的事情。
但幻想并不是坏事，特别是她，现在正是需要幻想的时候，幻想常常会成为奋斗和起飞的动力，人没有幻想就完了。
当然，幻想有时也会被现实击碎。
在何伯伯家安顿下来以后，她第二天便按照妈妈给的地址找到了中央歌剧院。
这是一座挺大的院子，大门口还有两个解放军战士在站岗，她的心激动得怦怦跳起来。
到底是国家级剧院，门口还设了岗。
她津津有味地琢磨着，顺着院子里一条弧形的马路来到剧院的楼门前，不由得呆住了。
那楼是青砖砌成的，因为旧，表面呈现出一层黑色，几乎所有窗户上的油漆都已被风雨侵蚀得斑驳一片，一扇不堪入目的楼门既脏且破，用五合板充做玻璃的门页冲她半咧着大嘴，她全身打了一个哆喀。
这是怎么回事，还不如南州市歌剧院体面？她心神疑惑地走进楼门。
一声很漂亮的男高音从顶上传来，在她有些灰冷的心里发生了一点儿兴奋提神的热量，她顺着破烂的楼梯爬上去。
在三楼，她找到了妈妈那个朋友——李阿姨，李阿姨一见到她，脸上就现出吃惊的样子，好像对她的到来毫无精神准备似的。
你怎么来了，没收到我的信吗？李阿姨把她领到走廊上，向她问道。
她心里一跳，什么信？没收到呀，是不是有什么变化了？今年给剧院的进员指标没有了，我也是才听说的，已经给你妈妈写了信，我还生怕你来呢，结果还真来了，你看这事儿……她望着墙不吭声，心绪坏到了极点。
李阿姨想了一下，说：我看这样吧，既然来了，就在北京多玩两天，回头我在剧院里请几个专家给你听听唱，如果他们对你感兴趣的话，也许还有门儿，即便不行，让他们给你指点指点也有好处。
你别急，以后这儿总会把人的，现在我们就缺年轻的，哎，你现在住在哪儿啊？她把自己的住址和电话留给了李阿姨，离开了这座破破烂烂的大楼，回到何伯伯的家里。
第二天，李阿姨果然打来电话把她叫去了。
这几个人都挺忙的，今天特意凑起来给你听听嗓子，我好大面子呢。
李阿姨颇为得意地说着，把她领进一间钢琴室。
她前屋子里的几个人看了一眼，除了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头子还多少有点儿艺术家的派头外，其他几个简直就像卖酱油的，和她过去想象的风度大相径庭，她情绪不高地把要唱的曲谱递给了钢琴师。
唱了两支曲子，一支是美国电影（音乐之声）插曲，一支是法国歌剧（卡门程米开拉在山洞唱的那段咏叹调。
唱完之后，便由那几个人问话，全是些泛泛的问题，学唱多久啦，跟谁学过啦等等，最后，还是那个花白头发的老头儿讲了讲她对米开拉那段咏叹调的理解偏差和换声点、装饰音的毛病，不过她好像已经没有心思去听这些了。
走的时候，李阿姨一直送她到院子门口，拍着她的肩膀问：你什么时候回南州啊，替我问你妈妈好。
这一句话使她立刻明白了昨天那关于也许还有门儿的话，也不过是一句口惠而实不至的空头支票。
她对李阿姨没有做半点儿感谢的表示，顾左右而言它地说：这破地方，还用得着设双岗吗？李阿姨瞥一眼院门口的岗哨，这院子是部队的，我们在这儿临时占了一个楼，岗是他们的。
她撇嘴笑了笑，告辞走了。
一连两天，她门也懒得出，除上了一次王府井之外，整天就是歪在床上，李阿姨来过一次电话，请她去家里玩玩，她敷衍了两句，推辞了。
何伯伯一家人见她没精打采的样子，都先后过来说过许多宽解的话，何伯伯的爱人胡阿姨根据她在北京市委搞过一段人事工作的经验，鼓着多肉的嘴巴说：你妈妈托的那个李阿姨在剧院是做什么工作的？我看办事可不怎么牢靠。
往北京调工作，哪儿那么简单呀，即便剧院收了你，户口怎么办？进户口归公安局管，你是工人，工人调动走劳动局这条系统，可演员是按干部管理的，干部调动走人事局这条系统，各个系统都有自己的一套政策条条，说不定在哪儿就把你卡住了，可不那么好调呢。
要我看，你还不如先去南州歌剧院呢，再说那儿上台锻炼的机会也比这儿多，这儿都是些名家，难得轮上你的角色。
胡阿姨的初衷是想往宽处劝导她，而她的心情却反而更加阴沉恶毒起来，心里骂着，真他妈没治，什么户口啊指标啊，就咱们国家这一套罗唆！星期天，她仍旧没有心思去转转，但情绪多少平静了一些。
这也怪自己过去的幻想太多了，在幻想中生活的人是不容易知足的。
也罢，就先设法把去南州歌剧院这件事办成吧，她的嗓子在那儿是够得上中上等水平的，比起凤尾来，鸡头也许更多一些优越的地方呢。
晚上，跟何伯伯一家人吃过晚饭，就坐下来看电视，新闻联播刚刚结束，桌上的电话突然响起来，玲玲摘下听筒，大嗓门喂喂两声，把听筒冲她一伸：找你的。
又是歌剧院那个姓李的吧。
她坐在椅子里没动窝。
不是她，是个男的，有点儿口音。
男的？她疑惑地站起来，接过电话，一个似熟不熟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
喂，是施同志吗，你不记得我了吧？你？……噢，冯先生！你忘记了你还向我许过愿呢？冯先生亲近爽利的声音使她胸中的郁闷为之一扫，声音也明亮起来：您的公事办完了？是吗，什么，我？我什么时候都有空儿，明天？行！第二天一早，冯先生如约乘了一辆小丰田把她接走了，他们上午爬了红叶正浓的香山，下午逛了秋爽宜人的颐和园，晚饭是在听鹏馆里吃的。
她看得出来，冯先生并木很有钱。
要的都是些一般的菜，不像邻桌几个欧洲人那么挥霍。
但冯先生很高兴，一天里爬山、荡桨、照相，玩兴极浓。
她虽然和他相差了十来岁，但发觉和他的交往并非一件难事，冯先生开朗大方、文化程度又高，所以和人相处显得洒脱融洽。
她觉得这一天是真够轻松愉快的……在听鹏馆吃饭的时候，意料之中的问话来了。
你考试怎么样，还顺利吗？别提了，她挥挥手，剧院没有分到进员的指标，就是当代十大女高音来了，也照样不能收。
噢，他做出一个惋惜的表情，呷了口酒，又说：这种事，要是在国外就好办多了，一切凭本事，像你这样一副好嗓子，走到哪里都不愁吃饭的，你能唱出钱来，唱出一切来，当然，国外也有国外的不好……资本主义嘛。
从颐和园出来，天已经擦黑了，冯先生余兴未尽，建议到民族宫去跳跳舞，她谢绝了。
一来因为太累，二来是这几天在何伯伯家里灌了一耳朵关于跟外国人去民族宫跳舞的女人如何如何败坏的话。
她想了一下，说：我想回去了，明天还要早起去排队买火车票呢。
你要回南州了吗，太巧了，我过两天也要回去，我们又能同路了。
我最迟后天就得走，我是请了假出来的。
后天？好，我帮你买车票，我在饭店里订票很方便。
那我什么时候把钱给你送去？你太客气了，我还付得起这点小小的盘缠。
不不，实在不好意思又叫您破费。
我们是朋友了嘛，你这样认真，是不是要我向你付今天的向导费呢？嗅，我明白了，现在国内的人是不是还害怕和外国人接触？如果你觉得为难的话，我当然不勉强，我不愿给朋友带来麻烦。
不是，完全木是这个意思，您想到哪儿去了，如果您高兴，我当然很希望有您这样一个谈得来的朋友，真的。
谢谢，你知道吗，我最怕一个人坐火车，就是因为受不了那个寂寞，这下好了，我们可以一路聊回南州去。
在颐和园门前停车场的路灯下，冯先生心满意足地笑了。
好，现在我送你回家。
二十九司树峰是七六年的十一月离开自新河的。
一年多的光阴在匆忙中一闪而过，当他重又踏上自新河坚硬的土地时，真正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他现在住的场部招待所的这栋讲究的小楼，正是过去甘向前和公安部调查组的行馆，他当时还以第八副场长的身份，暗调查组去过砖厂呢。
多快，一晃两年了。
几乎是从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的第二天起，他在农场的简陋宿舍就开始门庭若市了，甚至连那个平时从不和他说话的农场第一把手陈政委，见了面也躬身含笑，带着几分敬意。
在这个偏处一隅的劳改农场里，改朝换代的气氛和枯荣交替的速度，甚至比大城市还要来得快。
马树峰本来是下决心留在农场好好搞一阵的，他毕竟已经了解了这块土地，对它有了感情。
所以，在新上任的市委政法书记施万云突然从南州市打来长途电话要他回去的时候，他并没有立即动身启程，总觉得该把这儿的工作做个交待，或者等大方面的形势有个着落再走才好。
直到从北京调来的市委第一书记李直一亲自来电催促，他才不得不抛开一切事务，连行李也没有打，只身回到南州市来了。
刚回来的那阵子，他，还有准备担任市委政法部长的乔仰山，先是以工作组的身份参加了市公安局党委常委的工作。
因为当时李直一和施万云对甘向前的底细不清楚，开始还是指定甘在常委内牵头，所以，头两月局里的形势是非常复杂的。
甘向前在公安局经营了十年，只要他这棵大树不倒，下面的猢狲也就绝不会散。
别的不说，光是平反冤假错案这项工作，就非常掣肘。
比如他马树峰前面刚在局政治部讲了，凡属在十一广场事件中立功受奖而提拔起来的干部，一律暂回原职的话，甘向前后面接着就在大会上宣布：十一广场事件和天安门事件性质一样，是中央定的性，立功的照样使用，受奖的照样光荣！针锋相对的态势，越来越表面化。
难怪局机关大楼里有一张大字报的题目上赫然写了甘向前到底是‘牵头’还是‘甜头’这样几个字，很是辛辣。
他也曾抱着一线希望，以不念旧恶、不计前嫌的态度找甘向前谈过，结果不行，一谈就崩！我当然是有意见的！甘向前很激动，平反工作不能翻烧饼，不能对过去的结论一概否定嘛。
别的不提，我只举一个例子，据说连周志明的案子有人都想翻，这成什么了？不要说徐邦呈脱逃的疑案未了，难道连他销毁证据的事也要一风吹吗？再说他在地震期间还有策动犯人越狱的新科，又该怎么说？对于311案的失败， 公安部调查组兴师动众而来，不了了之而去，马树峰是早就打算重新调查的，只因始终大事缠身，一时尚不能顾到此处；对于周志明销毁证据的案子，他倒没有什么新解。
这些年的事情，真伪杂陈，乱七八糟，没有第一手材料他一概木表态。
而且市里后来对复查平反工作又做了新的分工，公安局只搞未决犯，投入劳改的已决犯统统归检察和法院系统甄别，他也就把这事搁在一边了。
这次回自新河的路上他还想着，不知道这个周志明是不是还在这地方。
很早就想回自新河看看了，但是自从他被正式任命为市委常委、副市长兼公安局长以后，要想躲开自己那间办公室，是绝没有可能的。
直到现在，甘向前撤职审查，局里的形势完全明朗，各业务处的班子也基本上配齐，一切都朝好的方向起步了，他的这个愿望才算实现。
昨天晚上下了班，他只随身带了个秘书，轻装简从，孤车一乘，直奔自新河来了。
一路颠簸，夜里十二点到了场部。
不知是谁先往这儿打了电话，场长、副场长，一溜七八个，迎候如仪，前呼后拥地把他送进了招待所的小楼。
这使他十分扫兴，本来盼望着体会的那点旧地重游的亲切感，全被这种官场的繁文缩节淹没掉了，可惜。
今天一大早，他没等有人来拜就离开招待所，先到场长办公室来了，场长也是个刚复职不久的老家伙，一见面就发牢骚，——劳改局迟迟不给场里派新政委，搞得现在生产、管教、震灾后的基建，还有揭批查运动、搭配各分场的班子、落实党的改造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还有生活，全场一万多干部、职工、家属和犯人的吃喝拉撒睡，事事都得他这个当场长的躬亲主持，吃不消！马树峰听着，也只能心里叹气，你叫我怎么办？他说：抓紧找年轻的，接班！这真是个要紧的事，局常委的班子几乎快成敬老院了；下面这些干部也是青黄不接。
找什么样的人来接班，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合格的公安人员，这是他近来时时盘桓于心头的问题。
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儿的当然不行，唯唯诺诺，难得糊涂的也同样木行，一定得要那种有责任感的年轻人来接公安事业的班，要真正有责任感的人！这些年叫四人帮搞的公安人员的责任感都到哪儿去了？像那个本来并不复杂的311案件，为什么叫一个外行加极左的甘向前就给活活搞砸了？那些当处长的、当科长的、当侦察员的，你们可不是外行，为什么不敢坚持原则，据理力谏呢？一想到这些，马树峰心里就沉甸甸的，话自然也就说得少了。
场长告诉他，上午机修厂要开先进工作者授奖大会，估计很热闹，建议他去看看，他同意了。
正要出门，狱政科长来了，看见他，很恭敬地垂手说道：哟，是马局长，您什么时候来的？昨天刚来。
你找我？不，我找场长。
市委政法部刚才来了一个长途电话，问砖厂犯人企图越狱那个案子的情况。
场长指了一下手，说：你们各司其职，不要事事都找我。
他们电话里说，是政法部领导要问的，要我们尽快报个材料到政法部去。
还说，如果周志明挑动犯人鼓噪的问题属实的话，也要尽快把处分意见报到检察院去，还叫咱们先提个加刑期的意见供法院参考。
毕竟是政法部领导亲自垂询，场长不得不郑重其事了，下面不是报过材料吗，实不实？我看没问题，我们科的常松铭原来就是砖厂的文书，这件事的始末经过他都清楚，材料里还有他的一份证明呢。
至于周志明本人的口供……砖厂领导是找他谈过的，他态度极坏。
据砖厂老于反映，这个人自从入监以来，反改造情绪就很大，一直不认罪。
虽说日供是证据之三吗，可他拒不承供难道就不处理了么？场长还没答话，马树峰插问道：是砖厂那个周志明？就是他。
狱政科长转过脸来，对了，马局长知道这个人，七六年公安部还来人查过他的事嘛。
马树峰奇怪了，地震期间的事儿，怎么拖到现在才加刑？狱政科长解释说： 因为那事出了没几天， 就赶上主席逝世，然后又是粉碎‘四人帮’，所以一直没腾出功夫来办。
马树峰皱起眉毛，说：快两年了，说不定犯人的思想已经有了很大变化。
有错儿的时候不及时加刑，等到他变好了，又补算旧帐，这对改造工作是很不利的，以后可不能这么拖拉了。
就是就是，我们准备在以后的管教工作会议上专门研究一下。
不光影响犯人的改造情绪啊，有时候连法律上规定的追诉时效鸡给耽误了。
那么，您看这个案子还报不报了？狱政科长小心地问了一句。
情况查实当然要报，不过不要提什么参考意见，该多长刑期，由法院去判。
狱政科长略略连声地走了。
他和场长乘一辆美国造的库莱斯汽车去机修厂。
这种老牌子汽车在南州市的大街上早就绝迹了，跑起来连吼带喘的，很吃力。
借着路上同车的机会，场长叨叨不停地向他讲着场里的事情，可他此时却没有一点心思去听，直把目光飘向车外。
车子老掉牙了，柏油马路却是新铺的；路边栽了许多小树，细细的树干被草绳裹着，更给人一种弱不胜寒的感觉。
老车，新路，小树，真的，今年的冬天冷得出奇，小树很可能会冻坏的。
马树峰想着想着，忍不住打断身边那位场长的长篇大论，问道：你见过周志明吗？谁？也许是他的问话离题万里，场长愣了一下，半天才说：啊，听说过。
对了，去年场里统一调查了一批犯人，周志明正好调到机修厂了，你要感兴趣，今天可以把他找来。
啊。
他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声。
机修厂离场部不过十来里地，一会儿就到了。
因为是粉碎四人帮后头一次评选先进工作者和先进生产者，大家都有个新鲜劲儿，所以授奖会确实开得很热闹，领导讲话，代表发言，披红挂彩地发了奖，最后还演了节目。
马树峰的不速而至，更带来一种近乎过节般的气氛。
散了会，机修厂的厂长和教导员把他们请到厂部一间办公室里落座。
虽然是地震后才盖起的简易房，但屋里既干净又温和，一只深青色的水壶坐在炉子上，渐渐地喷着白气，十分悦耳。
他先问了门厂里的生产情况，接下去，话题就移到管教工作上来了。
犯人最近思想还稳定吗？还好吧。
教导员和厂长对视一眼，说：前两天开了春训动员会，回去以后犯人们都在班组会上表了态，整个儿情绪还不错。
这两天除了修理车间的周志明之外，没有发生不服管理的现象。
又是周志明！马树峰倒真的感兴趣了，问：周志明为什么不服管理。
谁知道，可能因为不干活儿，我是听李副教导员说的。
这个犯人是去年才从砖厂调整来的，在砖厂是第一号反改造尖子。
教导员说着，脸上略露得意之色，结果到了我OJ这儿一直表现不错，最近还评上了修理车间的改造标兵。
不知道昨天怎么又跟李副教导员吵起来了。
场长插嘴说：犯人嘛，思想允许有反复。
马树峰看看表，还早，于是说：你们把周志明领来，我和他谈谈。
先把他的队长找来也行。
没一会儿，教导员领了一个干部回来，进屋介绍给他。
这个人叫丁广杰，过去也在砖厂当队长，去年带着砖厂的十几个犯人一块调过来的。
丁广杰很拘谨地坐下来，马树峰先漫无边际地问道：周志明现在在队里表现怎么样？丁广杰点一下头，不错。
教导员问道：前天不是跟李副教导员吵起来了，到底为什么？我看老李气得够呛。
就为新起的那栋简易房，前天把墙抹完天就黑了，灰浆也用完了，可李副教导员的家属在招待所大房子里已经住了快一个星期，想早点儿把这间房子弄利索了住进去，所以就叫周志明再拌点儿灰把屋里的炉子砌上。
周志明开始也没说不干，土也围上了，水也打来了，后来李副教导员有两句话他不爱听了。
什么话？马树峰说。
李副教导员说：‘你们这号人，就是缺乏劳动才滋长了好逸恶劳的剥削阶级思想，走上犯罪道路的，现在让你多干一点儿，也是让你多去去毒、赎赎罪。
’这话是难听点儿，可也没什么不对呀。
好，他小子犯犟了，铁锹一扔不干了。
机修厂长插了一句，这人我不熟，可我看他干活儿还可以嘛，修理车间几次表扬犯人的名单里都有他。
大概就是脾气大。
丁广杰说：脾气也不是大，这人其实说起来还是个弱性子，胆子也木大，干活也肯下力气，蔫蔫的还挺爱学习。
就是有一条，你木能老说他犯罪不犯罪的，你一说，就顶你，当了犯人还这么大自尊心，我真是头回见。
场长点着头说：说来说去，关键是个认罪服判的态度没端正的问题，这次春训，你们厂里可以重点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马树峰却沉思了一下，抬眼说：李副教导员的那个话嘛，倒也可以不说，刺激人的语言对犯人转变思想不见得有什么好处。
他停了一下，又问丁广杰道：他对自己在砖厂策动犯人暴动的事，没有一点担心加刑的想法吗？噢，那件事呀，丁广杰却反问道：怎么，查清是他了吗？当时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现在查出结果了？也用不着怎么查嘛，当时砖厂的文书亲眼看见他在挑动犯人冲出去嘛。
您是说常松铭吗？丁广杰皱起眉头，他怎么看见了？他光听见声儿不对就跑回来了，这事后来我们几个队长还议论过他哪。
是他自己说看见的吗？他写了正式材料的。
那他是瞎扯！你怎么知道他没看见呢。
马树峰心里一动，怀疑地问。
没错。
丁广杰的口气是不容置疑的，那天犯人们都到窑上收拾场地去了，就留下他们六班在监区里清理砖头碎瓦，我本来在监区院里，后来尤厂长叫我到厂部的防震棚里谈话，常松铭也在那儿，还跟我们一块说了会儿话呢，后来他说要去监区看看，就走了。
走了大概顶多两分钟吧，蹬蹬又跑回来了，脸都白了，一进就嚷：‘不好，院里要放羊。
’意思就是犯人要跑。
我们出门一听，果不其然，监区那边一片吵吵嚷嚷的。
尤厂长问常松铭怎么回事，常松铭说不知道，还那儿瞎分析哪，说可千万别是集体越狱吧。
他这一说尤厂长也急了，赶快叫我骑上三轮则、东风’到附近的五分场去叫警卫部队，又叫常松铭赶快把在家的干部、工人叫出来围监区，连家属学生都绰着棍子出来了。
不过当时的确是够吓人的，因为正赶上刚刚传达市委领导的指示，要防止犯人暴动、逃跑，大伙的神经都特别敏感，一听到犯人在院里叫唤，连我都以为是闹起事来了，所以当时尤厂长尽管没闹清楚情况就采取了措施，也还是应当的，你想想，监区的围墙震倒了差不多一半，那些天连电话也不通，干部有不少都到窑上去了，警卫部队又不在跟前，犯人一炸窝跑出来，你还不于没辙？那时候南州街上还都住着人，连北京、天津的人都还睡在街上，这帮人要是跑出来， 那还不满处偷呵抢呵祸害去！ 不过……丁广杰想了想接着说：不过关键还是里面没闹起来，犯人里生意也不统一，有人想跑，有人还不想跑呢，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嘛。
要是他们没矛盾，一哄跑出来，你措施再快也白搭，警卫部队离了十几里地，干部职工得挨家现喊，砖厂又没配备武器，连尤厂长还是现从堆在门口的救灾物资中拣了两把大铁勺才算没空手，要真跟犯人玩命我看也不是个儿，犯人一个个身强力壮的，手里头都是铁锹铁镐，你打得过呀？场长点头说：这倒也是。
马树峰笑了一下，你说了半天，其实并没有回答出我的问题来，我是问你怎么能肯定常松铭没看见监区的情况啊。
肯定肯定，丁广杰挺着脖子说，从厂部那间防震棚到监区起码要走四分钟，常松铭刚出门就折回来，说富余点儿也不过两分钟，靠厂部这面的院墙又没倒，他往哪儿看去？根本看不见。
背着小常咱也不好乱议论他，他这人，写个材料什么的还挺快，要说这胆子，还真小了点儿，不过做为一个劳改干部，明明听见里面吵吵嚷嚷的要闹事，不赶快进去压住，反而往后跑，生怕一个人进去让暴动的犯人给砸里头，这可是有点儿…怎么说呢？马树峰陷入沉思，丁广杰后来又说了些什么，他没有听清，直到丁广杰走了，他才沉着脸对屋里几位农场的干部说：把周志明叫来吧，我单独同他谈谈。
你们有事忙你们的，不用陪着。
场长和两个机修厂的领导说要谈谈财务方面的事，到隔壁的房子里去了。
很快，周志明被人带来了。
也许别人会奇怪，他以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的百忙之身，怎么会有兴趣和闲暇来管一个普通犯人的问题。
其实，他并不想知道周志明是如何顶撞干部的，甚至也并不关心那场鼓噪闹事的前因后果，这些问题，下面的同志自会搞清楚，当然用不着他来越代包。
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公安干部——犯人、反改造尖子——改造标兵，这样一个大起大落的人物，也许他的历史能给人某种启发，某种经验吧，马树峰心里这么想着。
犯人还是那么一张稚气未脱的脸，比上次胖了点儿，气色也不错。
进门时几乎没有发出一点声响，进来后就安静地靠在门边的墙上。
马树峰说了句：你坐吧。
小伙子两腿一屈，身子溜着墙，一屁股坐在地上。
他诧异地愣住了，指着桌前的一把椅子，说：坐这儿来。
犯人迟疑了一下，站起身，在椅子上坐下来。
平常干部找你谈话，你也是往地上坐么？不，是叫蹲着。
年轻人穿了身过于肥大的黑棉袄，腰间还很好笑地扎着根粗草绳，显得土气而臃肿。
马树峰打量着他，口气随便地问道：这棉袄是特号的吧？嗯。
犯人仍旧垂着头，喉咙里咕喀了一声。
马树峰先拣最近的事问：前两天，为什么跟干部顶撞啊？因为砌炉子，犯人还是简短地说。
你等于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是问为什么同干部顶撞？因为我没砌。
回答照旧是简短的。
为什么不砌？让你劳动是害你么？犯人不说话。
我问你，这是什么地方？劳改农场。
犯人咕嘀了一句。
劳改农场是干什么的？改造罪犯的。
改造罪犯的途径是什么？犯人又不说话了。
搞审讯，马树峰当然是驾轻就熟的。
像刚才这种逻辑式提问，就是旨在让犯人自己驳倒自己的一种方法。
显然，犯人已经察觉了他的用意，眨着眼睛不答腔了。
他笑笑，把结论摆了出来。
是劳动嘛。
劳动是改造罪犯剥削阶级思想的唯一途径，只有通过劳动，罪犯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新人。
当然，还要进行思想教育。
所以，干部叫你加班砌炉子，对你进行教育的那些话，原则是对的，你加以顶撞就不大合理了，你说对不对？他本来以为在这番道理下，犯人必然会无言以对，没想到他竟开口反驳起来。
照您的说法，只要参加劳动就能改恶从善了？那为什么有些犯人，比如砖厂的田保善那种人，坐了二三十年的牢，干了二三十年的活儿，到现在还是个坏蛋？照李教导员的说法，好像犯罪就是缺乏劳动，那些农村来的犯人本来就是劳动人民，在家天天干活儿，为什么还要好逸恶劳去偷去抢呢？马树峰张了张嘴，竟一时语塞，他打量了一下犯人那副认真的表情，反问道：你是觉得劳动不劳动无所谓，所以才不砌炉子么？不，小伙子低下头去，我觉得我用不着拿干活儿来赎罪。
马树峰的口气变得严肃异常，一字一板地说：你干活不是为了赎罪，不论你还是其他犯人，干活是为了使你们做一个劳动者。
你们应当和社会上所有具备劳动能力的公民一样自食其力，而不靠别人来养活，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你，也包括我，都有义务为社会主义祖国创造财富，难道这也不对吗？小伙子愣了半晌，头一点，说：您要这么讲，那让我干多少活我也愿意。
你进来多长时间了？快两年了。
时间也不短了，怎么到现在还没有端正认罪态度啊。
’犯人回避开他的注视，低头不语。
我看你脑子挺灵的嘛，过去在公安局也干了几年，难道不知道销毁证据、包庇坏人是犯罪行为？犯人不服气地抬起眼，现在您还认为悼念周总理的人是坏人吗？马树峰一下子愣住了，你是因为广场事件抓进来的？是，我觉得是。
‘你觉得是’是什么意思？我是按刑事犯罪判的，可实际上和广场事件是一回事。
马树峰脸上很快冷淡下来。
没有第一手材料的事，他绝不贸然露出一点带倾向性的表情，只是冷冷地问：既然你不承认自己有罪，为什么在地震期间还要挑动犯人闹事？地震期间？年轻人惊讶地瞪圆了眼睛，谁说的！那次是田保善他们要跑，怎么是我挑动闹事？田保善是什么人？砖厂的杂务。
你详细说。
那时候木是经常有小余震吗，小伙子圆圆的眼睛很认真地瞪着，说：犯人中间不知怎么传开了一个谣言，说自新河这儿要发生陆沉式地震，过不多久就是汪洋大海了，还说五百里滇池就是这么一眨眼出来的，反正是有根有据的。
犯人们孤陋寡闻，再加上一辈子都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地震，全有点儿震怕了，所以说什么都信，搞得人心惶惶，田保善是最害怕的一个。
那天大多数人都到窑上去了，家里就留我们一个班，旁边又没干部，他说现在不跑就跑不成了，过这村没这店，先跑出去活命是真的。
他们一人绰了把大铁锹就往破墙那边跑，我拦住他们，他们就说要劈了我，我也不怕他们，我手里也有铁锹，我也不跟他们讲大道理，单讲实在的。
我说你们不要命啦，现在是抗震救灾，非常时期，这时候捣乱有什么好下场，他田保善坐了二十多年牢，腻了，想出去新鲜新鲜，他本来就是个无期徒刑，抓回来也定不了死罪，你们干嘛陪着，再说四周都是警卫部队，你往哪儿跑？那五百里滇池水真是一眨眼冒出来的，你就是跑一个星期还不是照样淹里头。
我这么一说，其他犯人就都犹豫了，田保善一个人还冲我乱喊，我也冲他喊，我嗓门比他大，我说田保善你敢跑我就敢劈了你！反正我横着比他长，竖着比他高，他不怵也不行，后来干部们冲进来了，叫我们都回棚子里去．…马树峰打断他，这些情况你后来没跟干部谈么？‘于教导员找我谈过一次，非说是我要挑动犯人越狱，说院子外面就听见我嚷嚷得凶了，不让我讲话，还要关我反省号，其实反省号塌了，防震棚又不舍得让我住单间。
后来我自己把当时的经过写了一份材料……你当时就写了材料？马树峰心中一跳，交给谁了？就交给教导员了，后来就是毛主席逝世，然后是粉碎‘四人帮’，再后来我就调到机修厂来了，这事就摘了。
再早我还写过一份材料，田保善在监舍里私设公堂，把一个犯人的胳膊捆残了，这人现在也在机修厂，当时那份材料也交给教导员了。
小伙子停了一下，像是早就料到了似的，接着说：我就知道他不会给我往上转的，可我过去也是干公安的，我们自己的监狱里还有这种黑暗的现象，我就是看不下去，就算我也是个犯人吧，也应该把这些事反映给干部呀。
马树峰的胸口热了，他忍不住想去握对方的手，周志明是一个犯人，一个当了犯人的公安人员居然还保持着这样的责任心！，不不，没有第一手材料木要表态，也许一切都不是真的，啊！哪怕仅仅有一点是真的，对一个犯人来说，也是可贵的。
场长推门进来了，马树峰让犯人出去。
年轻犯人走到门口时，又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那是光芒闪闪的～眼。
马树峰按捺不住激动，放大声音说：你放心吧，事情会查清的！是的，他的确不能平静了，周志明难道是坐了冤狱吗？不，如果是，他为什么一直不申诉？等犯人走出去，场长才笑着问：是不是挺刺儿头？见马树峰站起来穿大衣，忙又说：我已经告诉他们呆会儿把饭给D副〔1送到这儿来，这儿暖和。
然而马树峰仍然系上大衣的扣子，口气坚决地说：你赶快给场部狱政科打个电话，叫他们科长下了班先别走，叫那个常松铭也别走，我们马上回去！拉开房门，春天的劲风在他的胸前用力撞了一下，他回过身来，又说：另外，以后咱们干部和犯人谈话，给他一个凳子，别让他们再蹲着了，人格上一律平等！几9床的哨音从半空中猛地劈下来， 似乎比往日更突然、更尖锐。
周志明一骨碌爬起来，刚刚惊醒的意识被一阵急促的心跳敲击着。
入监快两年了，他始终没能习惯这种把人从睡梦中扯起来的短促而尖厉的哨子。
哨音停止了，满屋子响起了紧张杂乱的穿衣叠被声，他也飞快地将衣服胡乱穿上，又跪在铺上整理好枕头和被子，当手伸到枕头下面的时候，他无意中触到了那几本边线已被磨得发软的书，心头突然被一种难以名状的眷念占据了。
唉，他走了。
这几本书的另一位主人杜卫东昨天刑满回南州去了。
从那次被捆伤以后，杜卫东住了五个多月的医院，他的右臂骨头扭伤，部分肌肉坏死萎缩，一条粗壮的胳膊细成了～根麻秆，直到出院后才逐渐生出新肉来。
他们转调到机修厂以后，恰巧又分在一个班里，同住一个号子，同在二车间干活。
二车间主要是杂活修理，杜卫东分到木工组，他呢，因为过去在处里学过开汽车，虽然连本子’施没有，但对汽车构造原理方面的知识多少有点儿基础，所以就被分到了汽车修理组。
杜卫东自打出院以后便和他异常亲近起来，拼命在他面前表示着殷勤和服从，以表达对他的感激。
特别是刚出院那会儿，连吃饭都一改以往粮吞虎咽的习惯，故意细嚼慢咽，为了等他先吃完，好把自己装做吃不了的窝头掰下半个来送给他。
对杜卫东这类认真而又笨拙的心计，他是洞悉的，却也没有点破，免得让他尴尬。
直到后来社卫东竟要天天给他打洗脸水，他才受用不了了，笑着对他说：你别再打了，我可不是田保善。
杜卫东做出一脸不屑的表情，田保善什么玩意儿呀，你别提他，一提他我就犯堵，要是我还在砖厂的话也不伺候他了。
他笑笑，木去接他的话，因为他总觉得在自己和杜卫东之间很难建立更多的共同语言。
他是一个小偷，和卞平甲截然不同。
卞平甲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不久就平反出了狱，被他原来的单位——市第二医院派人颇为隆重地接回去了。
卞乎甲乍一走，他觉得很孤单，便也时常跟杜卫东找些话来闲扯，但真正和他交心贴腑地亲近起来，还是他们在伙房帮厨时的那次交谈以后。
那是去年冬天一个阳光充足的上午，他们俩被派去给伙房的菜窖晾菜。
两个人一通猛干，不到两个小时便把一窖大白菜全部搬出来，摊晾在一片空地上。
社卫东抹了把汗，说了句：歇会儿。
便歪在一个破草垫子上了。
他也找了个空某筐，反扣着坐在上面。
这天没有一丝风，头顶上的太阳暖烘烘的照得人周身舒坦，他看了一眼懒洋洋地躺在草垫子上的杜卫东，随口问道：你的胳膊还疼吗？刚刚好，干活别太猛了。
杜卫东若有所思地冲太阳半眯着眼睛，含糊地摇摇头，过一会儿，突然撑起半个身子，望着他，脸色有点发红，吃吃地说道：我一直想跟你说呢。
你知道吗，那天，那天我直想自杀。
哪天？他没料到杜卫东会扯出这么一个古怪的话题。
就是我进医院的那天早晨，我真不想活了。
你当时疼得那么厉害吗？不是，杜卫东一摆脑袋，跟疼没关系。
那为什么？为了，你，你……他扭捏半天说不成句。
为了我？你给我穿衣服，提裤子，还给我操屁股，喂我，我……哈，他笑了，你到现在还不好意思哪？‘不是不是，杜卫东有点儿急，结结巴巴地说，我，我不是不好意思，我是说我自己，我没脸，不是人，我…在你面前我真不是个人！他茫然望着社卫东那张态度真诚的脸，说：你胡思乱想些什么呀？杜卫东坐起来，脸更加红，跟你说心里话吧。
在医院里头，我老想你，做梦梦见你，你别笑，真的，我这一辈子，爹死娘嫁人，没一个亲人，那时候我真忍不住想叫你一声亲哥哥，我真是这么想的，知道你不信。
他忍俊不禁，我比你还小两岁呢。
叫我哥哥，就为了给你穿衣服喂饭吗？不是，不光是这件事。
你一来我就看出你跟我们这帮人不一路，你身上有那么股子劲儿，我也说不清楚，反正能感觉出来。
他有点不自然地笑了一下，想用玩笑的语气来冲淡这种一本正经的气氛，说道：那你当初还在窑上整我。
那是田保善叫整的，况且这也是规矩呀，新犯人一来，就得给他叠被子，打胜水、挤牙膏、洗衣服，连他妈挠痒痒都得伺候着，这些规矩他倒没敢跟你身上用，他其实也怵你，不然也不会这么的整。
像我，刚来那阵地这些下贱活儿都干过，我说我服你们还不成吗。
我他妈这辈子就没碰上什么好人，我们原来那帮哥们儿也木灵，有钱聚在一块儿，没钱，一哄而散，什么哥们义气呀，连我都是光喊不信，我在那里头就算是老实的了，你在十一广场抓住我那次，才是我第二回偷东西，不像他们，坏都坏出花儿来了。
我抓了你，你还恨我吗？原来有点儿，现在不恨了。
说实在的，我原来根本就没打算改，砖厂那地方不像机修厂，你想改也没法改。
我本来想这辈子还不就这样，等出去了，见着我们那帮哥们儿，好歹也游过自新河了，这资格在他们中间白震，他们顶大也就见识过分局的拘留所。
后来你来了，我整你是整你，可心里是佩服你，我以前还从来没有真心佩服过别人，我心里头很想也能做你这么样一个人，犯人是犯人，犯人中也有大丈夫，也有臭大粪，我就是臭大粪，我这还是头一次看不起自己，真是的，活了二十多年了，偷东西、瞎混，欺软怕硬，什么也不会，真活着没劲，还不如死了呢！他在杜卫东这番发自肺腑的倾吐面前沉默了，他开始明白周围的这些犯人是不应简单地一律冷眼相对的。
他们许多人是可以重新塑造的，杜卫东不是已经感觉到自己过去生活的无味，在开始追求新的人生了吗？他不应该厌恶他、疏远他，这一刻他突然感到自己被赋予了一种责任，那就是要在这些犯人当中起一点儿作用，帮助他们，影响他们，让他们变好！从那天以后，他们就亲近起来了。
他愿意倾听杜卫东的衷曲，也向他敞开自己的心扉。
他不由又想起那个仪态威严的老局长和他谈到的改造罪犯的途径问题，他当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那么冒冒失失地反驳了这位公安工作的专家，也许会给这老头儿留下一个没理乱搅的坏印象。
那些天他翻来覆去地想了多遍，马局长的道理是对的，强迫劳动的确是促使罪犯转变的第一关，但他还想，除了这一关还需要什么呢？他在公安局七八年，还从来没有学习过一点儿劳改学，他无法从理论上说出改造犯人除了劳动和上政治思想课之外还需要什么，但是这段囚犯生活的切身体会却使他从自己感触最深的那个角度上抽出一个道理来，那就是环境，他觉得把一个罪犯变过来，环境是最重要的了。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杜卫东难道天生是犯罪的坯子吗？不，是他周围的环境——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造成的，那帮包围在他身边的哥们儿把他熏坏了，使他养成了恶习。
而要去掉这身恶习，就不是一言一语、一朝一夕的过程，还得靠环境，靠一个正气旺盛的长期环境。
在一个好的集体中生活几年，才会在耳濡目染的演化下成为一个好人。
他觉得一个劳改单位改造工作的成效，就看管教人员能否在犯人中建立这样一个环境了。
在砖厂，就是再劳动，各种政治教育课上得再多，也不能把人变恶为善。
在和杜卫东的一次次闲谈中，他又发现，没有文化也是造成青年人野性和蒙昧的一条重要原因，杂草只有在荒芜的土地上才能泛滥成势，像杜卫东这些人，脑子里太空了。
想到这点，周志明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知识领域也是那么窄狭、空泛、肤浅和零碎，由于在监狱这两年没有读过什么书，思维仿佛都已经开始衰退了似的。
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他坐在杜卫东身边，突然异想天开地对他说：咱们以后没事的时候，学学文化怎么样？学文化？仿佛文化这两个字眼很生分似的，杜卫东茫然不解地反问了一句，学什么？学什么都成啊，语文、历史、数学，脑子里多装点儿东西没坏处。
咳，杜卫东的反应是冷淡的，咱们这么大个子了，还跟小学生似的，学哪门子语文、算术哇。
你那么大个子，你都懂了吗？我考考你怎么样？考什么？你不能太难了。
不难，我出一般的题，常识性的，怎么样？常识？行。
他想了一下，问，咱们中国最高的山峰叫什么，这是地理常识。
他特别又补白了这么一句。
杜卫东干眨了两下眼睛，半天才犹犹豫豫地答道：二…孙中山。
嘟／他差点儿没把饭都喷出来，孙中山是山哪？不懂别瞎说呀，最高山峰是珠穆朗玛峰嘛。
地理咱以前又没学过，杜卫东分辩着，你考别的。
好，再考你一个历史常识，旧中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都是谁？不过这个太简单了。
喊！杜卫东一脸不屑，这我还木知道？是谁？你说呀。
蒋，蒋介石呗，对不对？说对一个，宋哪？宋，宋江呗！他忍住笑，没打断他。
孔，孔老二。
杜卫东见他未置然否，便用眼睛探询着他的反应，不放心地问：对不对？你往下说吧。
陈——，陈他妈是谁呀？杜卫东用筷子敲着脑袋，噢！想起来了，陈伯达！嘿嘿，就是他。
蒋宋孔陈嘛。
哎，怎么没有林秃子呀？他真是一点儿也笑不出来了，甚至还想哭，他望着一脸沾沾自喜的杜卫东，觉得很可怜，连他自己，还有许多许多他们的同辈人都非常的可怜。
本来，学文化的话他只是随便说说的，没想到这一来他倒真的下了决心。
第二天正赶上星期四，也就是犯人的星期天。
他跑到供应站去买书，看遍了整个货架子，只有一本《伟大的祖国万紫千红）的小薄本是介绍地理知识的。
便买下来。
想了半天，又跑去找到比较熟的丁队长，把三张两圆值的钞票交给他，求他在外面书店里给买几本文化书籍，丁队长接过钱，笑着说：你每月就二十五大毛的零花，买那么多书干嘛？’没事看看呗，停了一下他又说：将来总得出去啊，什么都不会，不是废了自己吗？丁队长直点头，对对，政府倒是也考虑组织你们学学文化，可现在一没教材，二役师资，再加上犯人的年龄和文化程度差别太大，所以得慢慢来，你要急的话，我就先给你出去买买看。
书买来了。
书在他和杜卫东之间增加了许多共同语言。
在杜卫东玩命地往他的小车里装上的那会儿，他怎么也想不到他们现在竟成了朋友和同学。
但是他们之间也吵架，有一次几乎要闹翻了。
事情起因在年初从四车间调来的一个惯窃犯身上。
这人偷东西六亲不认在全厂是出了名的，为此已经调换了好几个车间，还加过刑。
他一来，同屋的犯人没有不防备他的。
木料在元旦第二天，他倒无嚷嚷起来了。
妈的，谁偷我东西了？手那么不干净！大家都觉得新鲜，七嘴八舌地起哄。
你还丢东西？丢什么了？魂丢了吧？糖！过年发的精，刚吃几块全没了，妈的，真不是东西，我缝在衣服兜里了还偷！一直不吭声的杜卫东站起来，剥开一块糖，大模大样丢进嘴里，又阴阳怪气地从那气琳琳的惯窃犯身边走出门去，嘴里念念有词地哼着趁他醉得不省人事，我就一不作，二不休……周志明一看杜卫东那副神情，立刻就明白了八九成，便从铺上站起来，跟在他身后走出了监室，在过道拐角没人的地方，扳过他的肩膀，压低声音问：是不是你？杜卫东一脸得意， 笑而不答。
他狠狠从杜卫东肩上甩开手，咬牙切齿地说：你还偷东西，你说过的话，全是放屁！杜卫东最初被他那张激怒的脸吓住了，愣了片刻，随即又恢复了笑容，我不偷好人。
是他先偷我的，把我的糖全偷去了，我这叫自卫。
我看你们全一样，为了几块糖要脏自己的手。
你不是发过誓了吗，才几天哪？还是偷，你们这帮人我算看透了，本性难移，这辈子也改不了了。
他简直不知用什么话来发泄由于失望而产生的恼怒。
杜卫东却受不了了，脸色铁青，毒毒地眯起眼睛，望着他说：我们这帮人，你动不动我们这帮人，你算什么？你不也是犯人吗？你说你没犯罪，没犯罪怎么不给你手反？连卞平甲都走了，可你还穿着这身黑衣服，你说你是好人，在这除了我承认还有谁？他浑身哆嗑起来，你，你混！他掉头走开了。
他恨杜卫东，他从未做过有损于他的事，即便是骂他也是怒其不争，可杜卫东却如此刺伤他。
他想，他们这种人大概是习惯这样翻脸不认人的。
社卫东却好像很快就把这件事忘在脑后了，第二天便又嘻嘻哈哈地凑过来跟他要书看，他别过脸不去理他，一连几天不同他过话，直到后来听说杜卫东早已把撤到的糖交到干部那里去了，他的气才平息下来。
难道只有我有自尊心吗？他心里想，他说了我最反感的话，可我那天说的也是他现在最忌讳、最不爱听的话呀！我毕竟还是一个犯人，现在就连干部都不说刺激犯人的话了，墙壁上‘立即取缔、予以制裁’这类的标语也换了；衣帽上的劳改字样和号码也拿下来了；跟干部说话可以‘平起平坐’了，连光头也不剃了；一切带有歧视、羞辱和刺激性的规矩都取消了。
犯人也是人，自尊心也应该受到培养和保护，没有自尊心的人才真是无可救药呢。
他反省了自己的粗暴，终于又和杜卫东言归于好，这场风波就算平息了。
他把书从枕头下面抽出来一本，恰好是那本最早买的（伟大的祖国万紫千红》，翻了翻，几乎每页上都有杜卫东用笔划出的道道和压折的痕迹，原来还觉得这是他一种不知道爱惜东西的坏习惯，现在却从中感受到他读书的认真来。
门外又响起了拉长了声音的哨子，该集合出操了，他把书又放回枕下。
初春的清晨，乍暖还寒。
院子里，青虚虚的一片雾气中响起了节奏齐整的扑扑的脚步声。
在队列的左侧，一个值班队长操着山东腔高喊着一二一的口令，偶或还夹杂着不知是谁的一两下咳嗽声。
一阵凉风飘过，拨开淡淡的雾霭，他不期然又望见了远远的西墙根，那一排红砖砌就的车库房。
昨天中午，杜卫东已经把行李打点就绪了，也—一向同车间的犯人们道了别，却推独没有向他表示什么，直到屋子里的人都到操场上看球赛去了，才把他叫出来，一直领到那栋车库房的后面。
非上这儿来干嘛？有什么事吗？他见杜卫东眼神有点地激动，便放意轻描淡写地问。
杜卫东的脸上又开始泛红了，我，他迟疑着说，我回南州，要我帮忙办什么事吗？我没什么要办的。
两个人沉默在惜别的心情中，好一会儿，杜卫东又说：我要走了。
他点了一下头，伸出手去，也许还会再见面的，……杜卫东握着他的手，没容他说完，一大颗泪珠已经滚落下来，他竭力想憋住不哭，脸孔扭得十分难看。
我忘不了你，你是个好人。
他一下子抱住他，哽咽起来。
他一向木习惯拥抱这种表达感情的方式，可现在却完全被杜卫东的激动感染了，也情不自禁地伸出胳膊搂住他的背。
你哭什么，出去是好事，别哭了，待会儿让人看见。
杜卫东抹去眼泪，发誓般地说：从今后我就是个清清白白的人，干干净净的人，我说了就能做到，我一定要让你看见！这回是轮到他去拥抱杜卫东了，他心里真高兴啊！杜卫东走了，去奔他新的前程，而他还留在这里，重复着每天千篇一律的生活。
下了早操，吃了早饭，休息了一会儿，又整队去车间上班，在他刚刚钻进一辆解放牌卡车底下准备卸闸箱的时候，一个值班队长在卡车边上蹲了下来。
周志明，出来一下。
他钻出来，莫名其妙地跟着那个队长往车间外面走去，到门口，队长才站下对他说： 你到车间办公室去一趟， 市局马局长要找你谈话。
说着，又笑笑问：你认识马局长？车间办公室就在车间的右壁，刚刚油漆一新的门虚掩着，他在外面喊了一声：报告。
里边有声音：进来吧。
屋子里，马局长独自坐在桌子前面看材料，看见他进来便说：坐吧坐吧。
’啊例刮过胡子的脸显得精神十分爽朗。
怎么样？听队里反映你最近工作不错，还很爱学习，是吗？马局长脸上的皱纹微微展开，态度比上次温和亲切得多。
他笑了一下，没说话。
但他注意到，马局长用了工作木错这样的字眼儿，而没有用那个惯常的说法——改造不错。
老头儿换了话题，指了指桌上那叠材料说：砖厂发生的那些事，场里现在已经调查结束了。
田保善捆伤同室犯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抗震救灾期间又犯有策动集体越狱未造罪，现在准备交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处理，砖厂的有关干部也做了严肃处分，有的撤销了领导职务。
你在砖厂期间受到的一些不公正对待，我们也了解了，对于你在这几个事件中的立功表现，场里也准备报请人民法院予以减刑，你有什么想法吗？他觉得喉咙发堵，一大堆想说的话无法启口，慢慢低下头去，却又分明地感觉到马局长锐利的目光在他脸上直射，仿佛要将他洞穿似的。
有话说出来嘛。
其实，你心里说什么我都知道，你在说：‘我本来就没有罪，要减什么刑啊，对不对？’怎么木说话？不说就是默认了。
他仍旧低着头，沉默地等待着即将临头的严厉的批判、申斥和一大套关于认罪服判的教育，不料那老头儿却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竟意外地用温和得近于慈祥的声音凑近他说：既然你认为自己没有罪，为什么不申诉呢，粉碎‘四人帮’都这么久了，你应该向原审法院提出申诉，要求复查嘛。
他吃惊地抬起眼睛，惶惑地望着那张苍老的脸。
他感觉到自己心尖的抖动，好一会儿，一句久压在胸中的话才送上舌尖：我相信党，相信组织。
原来我已经什么都不相信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明白了我们党是一个多么好的党，我完全相信她。
这些年那么多冤假错案，要平反也总得一件一件地来。
凡是真正看到希望的人，他就一定会有耐心。
我想，我等着吧。
老头儿默默听他说完，不住深深地点头，这种同情的表示引起他心中一阵激动，尽管他知道这一同情在形式上并不是官方的，但他在自己的感觉上却真心地认为这是代表了组织，代表了党的。
他的眼圈红了。
你最近身体怎么样，胃病好了吗？身体挺好，胃没事儿。
他无从晓得这位局长怎么会知道他的胃。
身体要搞好，将来要做的事情很多呢。
他用力点点头，泪珠几乎要掉下来。
他觉得局长是用了一种同志间交谈的亲切口吻在和他说话。
你的那位女朋友，就是去年来看你的那个姑娘，给你写信吗？以前写过，可我一直没回。
最近她有好久没来信了。
应该回信嘛，那姑娘是很爱你的。
马局长站起来给自己的茶杯倒上开水，又问他：啊，你渴不渴，要喝水吗？不，早上刚喝了粥。
那你干活儿去吧。
局长看了一下手表，又说：以后有时间我还要找你谈，我很想听听一个犯人对我们劳改方针政策的感受，就算你是个犯人吧。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像个小学生似的朝局长鞠了一躬，转身要走，突然又被叫住了。
你——老头儿轻声说，你还是写一份申诉材料吧，交给厂里的干部，他们会给你转的。
他点点头，好吧，我写。
旦秋已经五天，太阳只有在顶午时分还保持着一点儿伏旱季节的余威，到了下午三点来钟，东南方便飘来一丝细细的凉风，将那短命的燥热拂散而去。
公共汽车经过神农街的时候，周志明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期冀着能在短瞬的一晃间，从那熟悉的胡同口望见她，但他看到的，却全然是一片陌生的景象，昔日的神农街口如今已是面目全非了。
副食店、回民餐馆和夹在它们中间的细长桶似的小理发铺子全部荡然无存，连神农街头条整个胡同一起，统统被囊括进一个尘土飞扬的工地里，在这些老旧店铺和狭曲井巷的基址上，赫然升起一座预制浇涛式高楼的骨架，一层稀疏的脚手架围锁着它庞大的身躯。
在它的俯瞰下，原来宽阔的街口似乎变得拥挤不堪了。
他茫然若失地望着，车子转过了街口，才扭回头来，心里有点儿酸，不知为什么，在连日来兴奋和激动的心绪中，悄悄爬上了一丝怅惆。
他们搬到哪儿去了？他在幸福路下了车。
本来是想好了在神农街下车先到肖萌家去的，现在只好改变计划了。
站在路口发了一阵儿愣，便过街朝北走去，他决定失去机关报了到，然后再回他那个早已没有人的家去。
手提包沉甸甸的，里面本来只有几件随身衣服和肥皂、牙膏之类的零碎杂物，再就是那几本书。
两年多的车狱生活，每月靠两块五毛钱的零花，当然攒不起什么家当来，过冬的棉服他也没有带，一律留在农场里了。
包里压着沉的，是他早上上火车前，丁队长硬塞进来的那些又大又青的苹果。
今天一大早，机修厂的教导员和厂长就把他接到自己家里，烙大饼，炒鸡蛋，还特地开了一瓶久存的汾酒，大大地款待了一通，然后又叫了辆后开门吉普车，让丁队长一直把他送到了自新河火车站。
在只有一排简陋砖房的车站站台上，候车的人寥寥落落。
丁队长拉着他的手，说：我早就想到今天了。
他说：丁队长，到现在了，我还从来没谢过您哪，您没少照顾我。
谢我什么，这地方本来就不该你来。
好嘛，我们也算有缘相识了一场，你是个好小伙子。
跟你说，要不是你们处里来函要你回去，我原来还打算请你留在我们这儿工作呢。
咳，其实这地方怎么留得住你呢？还有，那位姑娘大概也等得苦了，回去吧，以后别忘了我们。
一只又粗又硬的大手握住他，微微地，却又是充满感情地晃了一下，万端感触一齐涌上他的心头。
他恨这块地方，在这儿他尝够了屈辱和痛苦；他也爱这地方，这儿磨练和升华了他的性格和意志，教会了他许多谋生的本领和知识。
他觉得自己现在是一个能够结结实实地站在大地上的男子汉，从脚到心都是那么有根底，那么强有力！想想看，他原来是个多么胆小懦弱的毛孩子，连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而现在，他已经从旧的躯壳中蜕出身来，成了另一个人了。
他学会了推小车、修汽车、生炉子、砌炉子，学会了种菜、种水稻、喂猪和打草垫子。
他的呼吸似乎都粗壮起来了！他已经敢于在田保善他们企图越狱亡命的关头，横着一把铁锹拦住他们的去路，并不逊于古代张翼德立马桥头，一杆丈八蛇矛，吓退十万曹兵的英雄气概。
看得出来，田保善、郑三炮他们当时是真的怕他了，从骨头里怕他了。
他后来～想起那个场面，就憋不住要从心底荡漾出一种无可形容的惬意和兴奋来。
他和丁队长久久相视着，两年多的精神压抑和肉体痛苦在心灵上创下的痕迹，似乎在离别之际谈远了些，一种留恋的心情油然而生。
他知道今后也许再也不会回到这条几乎将他淹没的自新河了。
这块混合了恨和爱的土地毕竟系结着他难以忘却的一段人生，这些在艰难中给他温暖和帮助的干部们，也许就此一别，不会再见了。
他不能不感到一点儿难过。
在列车开动的一刹那，他的心像顿点儿一样猛地顿住了，他看见丁队长随着车子走了几步，听见那亲热的声音：再见了，小伙子！便怎么也憋不住两颗滚烫的泪珠从面颊上扑落下来。
嘿！提包儿的那位，走人行横道去！对面马路上一个交通民警的喊声把他吓了一跳，他连忙向人行横道靠了靠。
瞧车！木要命啦，你快上人行道！交通民警的喊声使他猛然意识到自己对大城市的一切都已经生疏了。
比起自新河农场空旷寂寥的田野，死气沉沉的苇塘，惨白肃杀的高墙，和残破老旧的监房来说，这里的气氛、画面、色彩、音响和情调是多么不同，对比是多么强烈。
他像一个头一回进城的老乡似的，连横穿马路都有点儿进退无措了。
虽然不到两年半的离别，但是，国家发生了根本变化，个人经历了坎坷磨难，劫后余生，重又走在这宽阔繁华的街市上，仿佛是阔别了多年。
那门面华丽的商店；衣着入时的姑娘；那新立在街口的彩色的广告牌和被喧嚣的噪音、工厂的废气污染了的大城市的空气，无不使他感到几分恍若隔世的新鲜和惊奇。
从幸福路到他们机关那条原本弯曲曲的马路已经展宽取直，在新分出来的快慢车道的间隔处栽着干挺叶茂的白杨，绿油油的阔叶在微风细拂下婆婆絮语，柏油路上铺满被树叶筛得晶莹细碎的阳光。
他信步朝前走着，并不急于赶到处里报到，他对于现在能有权支配自己的时间怀着一种特殊的兴奋和满足，细细地饱览着沿街的景物；搜寻着旧时的记忆；呼吸着自由天地的气息，以一种享受的心情在这条幽静得让人心醉的林前路上，漫步走着。
三十分钟后，他来到了机关的灰楼。
楼道里的墙壁是刚刚粉刷的，显得光线明亮，一直存在脑子里的；日印象也因此更遥远了些。
也凑巧，在楼梯上碰到的第一个熟人就是小陆，看上去，他比过去更加发福了。
小陆，你这家伙，把我忘了吧？他高兴地向愣在楼梯上的小陆伸出手去。
是你？小陆看清了他，惊喜地用白细多肉的手掌紧紧握住了他的手，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到？怎么不来个信儿，我好去接你呀。
快来，大伙都在。
小陆一把抢过他的手提包，拽着他往三楼跑去，边跑边亮开嗓门喊起来。
小周回来啦，周志明回来啦！足有一个小时，他被人们包围起来，问长问短。
他兴奋得满脸通红，应接不暇，直到段兴玉带着处长来到办公室后，人们才三三两两地散去。
不知是由于面容的老态还是由于体态的臃肿，纪真比两年多以前增加了不少派头，硬领的的确良白上衣纤尘不染，花白了的头发梳得根根笔直，很有风度地向后背着，鬓角也修饰得很整齐。
他握了握志明的手，眉宇间挂出很有分寸的微笑。
回来啦？坐吧坐吧。
第一句话，周志明便感到一种疏远的客气。
纪真在大陈的座位上坐下来，笑着说：咳呀，为了你的问题，我可是倒了霉了，让‘四人帮’整得好厉害。
他们要是上了台，我们这些老家伙非要人头落地哟！段兴玉在旁边接嘴说道：你抓起来以后，纪处长在甘向前那里为你讲了几句公道话， 在311案的调查中也顶了甘向前，结果叫他们撤了职，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又回来主持工作的。
周志明感激地冲处长点点头。
纪真接着说： 是嘛，他们要搞你的巡回批斗，我不同意；要把311案当作你通敌纵敌的案件来调查，我也不同意，净跟他们唱反调，惹恼了他们嘛。
话锋一转，说：好嘛，你回来了就行了，好好工作，思想上木要背什么包袱，啊——。
志明又点点头，却不尽明了他话中的含意，纪真又说：你的结论你都看过了吧？是嘛，这个结论还是两分法的，还是公正的嘛。
一方面， 改正了过去的错判，又恢复了党籍，另7方面，也指出了你当时在处理那件事情时的错误，反对‘四人帮’是好的，但作为一个公安人员，你所使用的方法，我只是讲方法，是木太恰当的，对吧，我相信你对这个问题会有正确认识的。
后面这几句话，口气相当婉转，很有些语重心长的意思，但周志明的情绪却明显低沉下来，垂着头，一句话也不接。
场面有些尴尬，纪真换了一个话题，对其他人笑着说：咳，预审处的那些人办事真是不像话，他们的案子，硬要我们负责复查，好像小周的罪是五处判的，结果三下两下拖到现在，要不你早就能出来了。
他仍是垂头无语，纪真又扯了两句别的，便说有事离开了这间办公室。
他默默然站起来，拎起手提包，说了句：回家。
段兴玉看了看手表，说：我送你下楼。
段兴玉送他出了楼门，又出了机关大院的门口，才站住，说：这几天你不用着急上班，多休息休息吧，把户口、粮油关系都先办了，需要科里帮忙就来说一声。
他点点头，行。
段兴玉用力拍了拍他的肩部，结论上的小尾巴，别太放在心上，大家是有公断的。
他这才笑了笑，我不在乎，没事儿。
还不到下班的时间，在街口公共汽车站等车的只有他一个人。
手提包不再是沉甸甸的，大部分苹果已经被大家分而食之，微风吹过，远远地送来一阵很不熟悉的蛙叫似的音乐，杂带着几个年轻人轻浮的戏滤声。
志明，有人在身后轻唤，循声回望，他的目光和一个水汪汪的大眼睛对视在一起。
严君呀！他脸上浮出笑纹，用同样的轻声叫道。
严君的小辫子不见了，改成了短发，一抹浓黑的大波纹荡过额角，在英气勃勃中加进了一点儿以前未曾有过的端庄和雍容。
我刚放出来，你怎么在这儿呢？我，我出去来着。
其实，周志明回来的时候，严君正在机关里。
她在科里的另一间办公室听到楼梯上传来陆振羽大喊的声音，心几乎都要从嘴里跳出来了，仿佛那声音是专为喊给她听的，但她忍住了没有随着大家一起到周志明那儿去，她不愿意在乱哄哄的人群中和他寒暄而过，而一个人悄悄跑了出来，她选了这个公共汽车站来等他，给自己和他安排一个邂逅相遇的机会。
现在，这个她在感情上所属于的人，这个给过她无数美好梦境和幻想的人，活生生的，面对面飓尺相对，他那淡淡的笑容，似乎使她多少夜晚的辗转反倒之思得到了一丝满足和宽慰。
她想说些久别重逢的高兴话，话未出口，鼻子已经酸得快要忍不住了，她望着他黛黑的、瘦尖尖的脸，两年前的那身蓝制服已经洗得掉色发白，在他身上显得十分土气，卷起来的袖口露着粗糙的手和半截古铜色的胳膊，她不由低回地说道：你吃苦了。
还好。
你这两年怎么样，挺好吧？她点点头。
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会，她突然想起一个话题，问道：你和她见到了吗？谁？，，施肖萌，她搬家了，你要找她吗？对了，我正想问你呢，你知道她搬到哪里去了？搬到太平街去了，太平街三号，就是那排‘复辟房’，你到那儿一问市委施书记家，都知道。
‘她爸爸当市委书记了？政法书记。
小苗也上大学了，可能是法律系，不大清楚。
就在南州大学。
连她自己事后都觉得奇怪， 她居然主动和他谈起了施肖萌，究 竟是何种心情所使，她也搞不清楚，反正当时只是想叫他高兴罢了。
然而周志明对这些消息似乎却并不那么高兴，反而皱起双眉，心事重重地喀了一声便不说话了。
车来了，他匆匆和她道了别，登上了汽车。
她目送汽车倾斜着拐过街角。
然后垂下眼睛，一颗锁了很久的泪珠顺势剪落下来。
他回来了，却仿佛离她更远了。
三十二匕〕沉的太阳已经被尖尖的房顶遮住，远天流霞似火，烧得天空宛如一个醉汉的脸。
西夹道这会儿早就阴凉下来，细细的清风隔衫透入，使人体味到秋凉的爽适。
周志明凝目望了一下熟悉的门首，除了门上像对联儿似的贴了两张崭新的计划生育宣传标语外，一无变化。
好像他离开这儿的两年，不过是昨夜的一场噩梦罢了。
门是虚掩的，他轻轻推开进去。
院子里，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两手沾满肥皂泡，从一难洗衣盆中间站了起来。
你找谁？她用陌生的目光上下打量着他。
这是我家。
他疑惑地环顾了一下整个院落。
你走错门了。
那女人的语气却更加肯定。
没错，我在这儿住好多年了。
你是新搬来的？他友好地朝她笑着说。
对方却警惕地板着面孔，张着两只湿淋淋的手并不让开路。
我就住在这间屋子。
他指着自己的家门便要往里走。
你是哪儿的？开什么玩笑，这屋儿是我们家新房。
周志明愣住了。
再一看，果木其然，他家的房门上，赫然贴着一对大红的喜字，他这才慌了。
哎？请问王焕德同志还住在这儿吗？他儿子叫王有福，他老伴姓郑……这是不是志明呀？西屋门帘子一掀，王焕德蹑着鞋子，探出大半拉身子来。
哎哟，可不是回来了，可不是回来了，我听着声儿像你呢。
周志明近前两步，王大爷，挺结实的吧？还那样，还那样。
王焕德样子没大变，嘴巴刮得溜净，小眼睛上挂着惊喜的笑，只是那个哮喘的毛病像是比以前厉害些了，说起话来嗓子眼儿里有一个吱吱的小哨儿，前几天听片警小韩说，高等法院把你放了，果不其然，今儿就回来了。
快进屋，快进屋。
志明被让到王家的外间屋来，坐在椅子上，问道：郑大妈和福哥、淑萍他们都好吧？好，好，王焕德一劲点头，吱吱地喘着说，淑萍妈还忙乎居委会呐，淑萍前阵儿顶替我工作了，大福子，……晤，刚才大福子媳妇你不是见了吗？梅英！他向屋里高叫了一声，快出来，你干嘛哪？又转脸对志明说：和大福子一单位的，今儿轮休。
刚才那个洗衣服的年轻女人端着个茶杯从里屋走出来，不无歉意地冲他笑笑，把茶杯放在他跟前，没等王焕德介绍就大大方方地说：这位是志明兄弟吧？老听我爹妈和有福他们念叨你。
周志明谢了她的茶，他快一天没有喝水了，口中早就干涩无津，端起杯子，也顾不得烫，狠着劲儿一口气喝干，梅英又忙给续上一杯，他一连喝了三个干，冒了一头汗，王大爷递给他一把大蒲扇，他一边呼打呼打摇着，一边同公媳两个说话。
王焕德突然想起什么，说：你等等，我给你看样东西。
志明怎么也猜不到，王大爷从里屋抱出来的，竟是一只睡眼惺松的大白猫。
那猫身上的长毛又亮又软，一副雍容华贵的样子，他一时语塞。
……白白l他抱着白白，白白咪鸣叫了一声，叫得他心头直发颤，他忍不住要去亲亲他的白白。
我们一直替你养着呢。
王大爷说。
傍黑时候，大福子和郑大妈几乎是前后脚回了家，小屋里自然又响起一阵惊喜的笑声。
大福子用拳头咯咯擂着他的胸脯，嘿嘿笑着：还行，两三年不见，你倒壮起来了，脸怎么晒这么黑，要是在街上走，我准以为你是哪个山沟里的大老农民呢！郑大妈忙着同梅英支锅做饭，也不时插进来同他说话。
前几天，派出所管片的小韩还说你要教育释放了，没想这么快就回来了。
什么叫教育释放呀，大福于一劲撇嘴翻白眼，这是反‘四人帮’英雄。
我们冶金局有一个小伙子就是，他去年就放回来了，是他们单位敲锣打鼓放鞭炮接回来的，满处做报告不说，现在又是区人大代表，又是市团委委员，一下子就出名了。
志明，将来红了可别忘了咱们。
周志明苦笑一下，没说话。
米饭梅英早就蒸上了，菜也大都洗好切好了，郑大妈又是个做饭的快手，不一会儿，小屋里便飘溢着饭菜的香味。
郑大妈用抹布把一张簇新的方桌子蹭得接亮，摆上碗筷，周志明问：怎么淑萍还不回来。
郑大妈叹了口气：谁知道她呀，大概又跟男朋友一堆儿买东西去了。
志明你说说，见面才几个月就寻思办事儿，哪儿有这么急茬儿的？我这儿呢，整天价在街道上给别人家做工作，晚婚呀，晚恋呀，可自个儿的女儿倒一通急着张罗，以后人家要给我一句难听的，我不也得听着呀！可不是吗，女大不由娘。
她叹了一声，忽然想起什么，对他又说：你瞧，我还差点儿忘了，有件事正想和你商量呢，虽说淑萍结婚急了点儿，可到底也不老小了，这几年又越来越瞅着老相，要结就结呗。
当妈的，还不是得给她操办哪。
先前我们也不知道你要回来。
你王大爷就和房管局说了一声儿，先借了你那间外屋给淑萍办事，你们家的东西都搬到里屋去了，你看呆会儿是不是叫大福子给你腾出来？周志明刚才一看到门上那对红喜字，心里就明白了个大概，所以就一直坐在王家，没急着进自己的家门。
现在，郑大妈虽然主动提出叫大福子给他腾出房子，但辞色上显然带着试探的意思，他也是明白的。
人家布置好的新房叫人家搬出去，他断然不会如此行事，他不愿意任何人由于他的归来而发生为难和不快，所以连忙摆着手，说：不用腾，不用腾，腾了，淑萍在哪儿结婚呢，我一个人总好办。
那使不得，我们是看了你不在才借用的，你回来了，当然完璧归赵嘛。
王焕德说。
梅英正往桌子上端菜，这时便插了嘴：爸爸，您看这么着行不，让妈和我睡里屋，让志明兄弟暂时跟有福和您在这屋挤两天，让淑萍把事儿办了，咱们再想办法腾，这么久的邻居了，还不跟一 家子似的。
大家一齐把探询的目光投向志明， 本来就抱定了绝不打乱别 人生活的宗旨，也不想和王大爷挤在一起住。
邻居好是好，可生活 习惯毕竟相去较远，况且他住进来， 衣食住行，人家也会有许多不 便。
于是说：我现在已经住在机关里了，那儿有宿舍， 这样上班下 班也方便，省得整天到晚疲于奔命的。
今儿我就是来看看你们，顺便带一床被褥回去。
我这房子淑萍就先住着，等有了地方再腾吧。
于是王大爷和郑大妈一个劲地说了许多感激和歉疚的话。
接着便皆大欢喜地开饭。
晚饭吃得很慢，郑大妈使劲往他碗里挟菜；大福子不住地提些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监狱里吃什么饭哪，干什么活哪，打人不打人哪，等等，王大爷更是十分高兴，喝着酒，咂着京腔插科打诨，他是校场口戏院老资格的票友，一口戏韵倒也吟哦有味，只有梅英一个人不大说话。
吃罢饭，天色已晚。
志明说要拿床被褥走，起身和王大爷他们一起到自己家的屋子来了。
家……这屋子，这台阶，这门，这儿，眼前的一切，在他的感情中既熟悉又旷远。
在跨进门槛的一刹那间，他的鼻子忽地酸了一下，万端感触系于心头，心里暗暗说了句：啊，我回来了。
他家的外间屋已经被收拾得一团新气，他免不了要笑着说几句恭贺和称赞的话，而实际上却没有一点笑的心情，颇有些半是主人半是客的空茫。
他急于想看看家里的那些东西，去寻找一点温暖的回忆。
里屋本来就小，他家的东西虽然堆放得既科学又整齐，但仍然没能给人留出多少驻足的余地。
外屋明晃晃的灯光带着喜气洋洋的调子，把里屋映得半亮，相形之下，这儿更透着一股子陈旧暗淡之气，有点悲凉。
物是人非，见物思人，他一想到父亲，思绪就要颤动，爸爸，你真的走了吗？你的儿子回来了，他要你呀！他要向你诉诉委屈；他要报答你二十年含辛茹苦、一粥一粟的亲子之爱，他要得到报答你的机会啊！身边的人太多了，他没法让自己的身心沉浸在回忆和感念中，郑大妈和王大爷高腔大嗓地向他讲着他家那些零碎物件所摆放的位置，他不得静，只好拿了一床被褥、几件衣物，打成个行李卷，告辞了出来。
他又回到了马路上。
南州的夜晚，繁华，美丽。
可这重获自由的第一夜，哪里是他的栖息之所呢？他原来是打算好去办公室睡沙发的，但在出了王焕德家门后才想起手中没有办公室的钥匙，一时进退不得，只好硬着头皮漫无方向地顺着大街往前走。
白天兴高采烈的心情这会儿竟跑得无影无踪了，还有什么可以让他高兴的呢？下午纪处长那一席居高临下的教诲刚刚在他心里蒙上一层暗淡的阴影，严君转告他的关于施肖蔚家道中兴的消息又使他产生了某种莫名其妙的顾虑和不快。
他本来是可以立即去找她的，记得在自新河遭到田保善、郑三炮们痛殴后被扔进反省号的那个凄厉的深夜，他是多么疯狂地渴望着能再见她一面，就是加十年刑，就是挨枪子儿也心甘情愿。
而现在，当可以自由支配双脚去奔向她的时候，他却不由得踌躇了。
严君的话，似乎使施肖蔚八个月没给他来信这一悬疑有了合乎情理的解释。
她的父亲当了市委书记，自己又上了大学，家境人运，今非昔比。
刚才关于房子的小插曲就说明，他还是两年多以前的他，而别人，却都随着时间而变化，而前进了。
人人都有了自己的新生活，肖萌会成为另一个肖萌，她也许在大学里相知了更为般配的男朋友，而她的家，谁知道呢，谁知道会不会还像过去那样欢迎他这个所谓教育释放的劳改犯呢？不不！虽然他想念她，在煎熬中等待着同她的重逢，向往着在一起互叙别情的欢乐；但是此刻，他却高度凝聚起自己的自尊心，他不想用陈旧的往事搅扰别人的快乐，不愿意看到她在自已突然出现时的尴尬，而宁愿把她在自己记忆中的美好形象就那么永久地、固定地保留下去。
坦荡如批的柏油马路在脚下延伸，路灯像一串串金灿灿的流星甩向天边，和路边鳞次杯比，匠气十足的霓虹灯交相辉映，显示着都市之夜的华美。
在油漆得富丽堂皇的红旗剧场门前，硕大的广告牌上赫然画着一个穿着民警制服的姑娘，他不由得站下来看，显然是出自一位木大高明的手笔，女民警的眼睛画得大而无神，下面的一排黑体字写着：中国歌剧舞剧院来南州公演大型歌剧——星光啊，星光。
他继续往前走，在剧场旁边有个冷饮店，不大的店堂里已经人满为患，可仍然有人竭力想要挤进去，路边还有几个卖西瓜和冰棍儿的棚子，支着明晃晃的大灯泡，此起彼落的叫卖声招来了一族族闲逛的人群。
他心绪空茫地往前走，这久违的热闹街景并不能叫他兴奋。
一手扶着行李卷，一手拎着手提包，他觉得自己活像个丧家犬一样狼狈。
总不能在马路上走一夜吧？他犹豫了一会儿，向火车站走去。
虽然现在不是火车班次的高峰时间，但宽敞的候车室里仍然拥挤不堪。
烟草味儿、汗味儿和西瓜的腐烂味儿混杂着充满了整个大厅。
他转了半天，才在一排挤着大大小小的行李包袱和男男女女的候车旅客的长椅上占住了一个可以容他横下身来的空当地，便怀搂着手提包，头枕着行李卷躺下来。
在他的旁边，坐着几个农民装束的人，旁若无人地大声说笑，嘴里喷出叫人发噎的旱烟味儿，不远的地方，几个出差的外地人围在一只大果皮箱边上，正伸着脖子吃西瓜，瓜子吐了一地。
有好半天，他就这么一动不动地躺着，眼睛漫无目的地看着，脑子里一会儿乱无头绪，一会儿又是一片空白，时时又害怕有人对他横躺在椅子上，占了过多的位置而不满。
又有几个班次的火车开走了，候车的人渐渐稀落下来，也许是因为太乏了，耳边的噪声慢慢遥远了，模糊了，他的眼前朦胧起来……睡了多久？十分钟？半小时？他突然被一阵嘈闹惊醒，迷迷糊糊听见有人在用无线电话筒大声喊话，又感到身边的人都乱哄哄地应声而起，周围全是杂沓的响动和呼叫，有人在粗暴地推他。
起来起来！干什么？他坐起身子，睡眼惺松地看见一个年轻民警正冲他不耐烦地挥手，起来，到那边集中，听见没有，快一点儿！集中干什么？他突然想起来自己已经不是一个犯人了，不由理直气壮地瞪了瞪疑惑的眼睛。
这是睡觉的地方吗？年轻民警仍旧是那种训戒的口吻。
我，我等车。
因为脱口说了句谎，他顿时出了身细汗。
年轻民警棱起嘴角，最后一班车早就出站了，你等的什么车？他一看手表，哎哟，已经十二点多了。
冷不防对方又问了一句：你是本市人吗？哪个单位的？他连忙说：我也是公安局的，是五处的。
五处的？怎么跑到这儿睡觉来了？没法说。
你的工作证呢？拿不出。
民警冷笑了一声，起来吧，跟我走。
没办法，只好挟着行李卷，提着手提袋跟着他往人们集中的一个屋角走去。
在候车室的其它地方，一群一群的警察把人们全都往这儿轰，他心里明白，自己头一次在车站刷夜，就碰上公安局的治安清查了，不由得很别扭。
这年轻民警准是把他当成刷夜的流氓，或者当成了盲流进城的外地人，说不定还以为他是冒充公安人员的诈骗犯，再不就是个精神病呢。
民警把他领到人圈里，毫不理会他的分辩，扭身走开了。
他只好在人堆里挨埃挤挤地坐下来。
望望四周，大都是些脏衣垢面、其貌不扬的外地人，表情呆板地等候着一个个被叫去接受讯问审查，他们好像对这种清查早都习惯了，反正最后无非是轰走、收容、遣返三种结果而已。
他抱着行李卷坐着，等着，一肚子全是窝囊。
轮到把他叫去问话的时候，窗外已经晨光满天了。
讯问他的是个中年民警，他很注意地打量了一下周志明的相貌，带着几分惊奇的表情问：你不是外地的吧？干什么的，有工作吗？他没好气地回答：有，市公安局五处的。
市局五处的？中年民警愣了片刻，恍然地压低了声音：哎呀，你是不是有任务在这儿，让我们搞误会了？不是，我就是在这儿睡觉来的。
反正也懒得多解释了。
哦？中年民警不无疑惑地冲他手上的被子卷看了一眼，那你等一下吧。
他向屋子有面的一扇小侧门走去，大约过了三四分钟，又陪着一个身材高大的民警走出来，周志明把头扭向一边，赌气不理他们。
马队长，就是他。
中年民警的声音到了跟前，他才转过脸来，目光和那个大个子碰在一起，竟砰然碰出一个火星来！马三耀！大黑马！他惊喜地跳起来，还认得我吗产哎呀！是你呀！马三耀一把抱住他，把那个民警吓了一跳。
我正打算找你去哪，我昨天才知道你要出来。
你怎么跑到这儿睡觉来啦？怎么搞的？马三耀松开他说。
睡觉？让你们圈了一夜，睡个屁。
远处，好几个人在叫马三耀，马三耀对中年民警说：老祁，劳驾你把我这位小兄弟领到你们派出所让他睡一觉，拜托了。
说着又亲明地拍拍志明的背，好好睡一觉，回头我找你去。
他朝喊声跑去了。
中年民警是车站派出所的，把他带到所里自己的宿舍，安排他睡下。
那个热情劲儿，叫他都有点儿过意不去了。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上午九点多钟。
他揉揉自己蓬乱的头发，从床上跳下来，叠好被子，又哈着腰检查了一下是否把那位民警的白床单给弄脏了，身后突然响起了说话的声音。
睡够啦？你可真能睡。
马三耀站在屋子里，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碗豆浆，上面架着几根黄澄澄的油条。
快吃吧，都快凉了。
他坐在桌前，大口吃起来。
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只吃过一次油条，那是机修厂狱灶炸出来的一种可以吊死人的死面筋。
马三耀坐在他对面，一直看着他吃完，才开口说了话。
一粉碎‘四人帮’，我就以为你要出来了，没想到拖到现在。
我去法院问过两次，那帮人，让你急不得恼不得。
我也问过你们纪处长，上次我在市局政治部见到他，他想通过政治部到外单位请个反‘四人帮’英雄去作事迹报告。
我跟他说，还清什么？你们周志明就是，让他出来就能作报告，差点儿给他下不来台。
你真是，干嘛老喜欢让人下不来台。
其实，纪处长人挺好的，我出来不出来又不是他说了算。
得了，别扯这些过去的事了。
你怎么样，还在刑警队吗？对了，刚才人家好像喊你马队长，提了吧？提半年了，刑警队副队长。
昨天晚上我们抽了部分人帮助分局和派出所清查车站，最近盲流人员可多呢。
哎，你还没说说你怎么跑到车站过夜去了呢？我们家房子借给邻居家办喜事了，本来我想在办公室睡觉，可又没钥匙，所以就到车站将就一宿，结果还让你们给搅了。
他自嘲地笑了笑，看我，够惨的吧。
马三耀没有笑，烧了挠头皮，很不自然地眨巴了几下眼睛，呢——，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什么？他从来没有见过马三耀有这副吞吞吐吐的口气。
你被捕以后，我有一次去市第六医院办点儿公事，办完以后，我悄悄去看了看你爸爸……是吗，他没问我吗？他的心有点儿发紧。
那时候，他的神志倒还清醒，我没告诉他你的事，只是说你出差了，短时间回不来，我想他当时可能预感到见不着你了，……因为，因为他托我给你带了一封信，这封信……有点儿像遗书。
是他亲笔写的吗？他的心怦怦地跳。
是他当着我的面写的。
这信，我没有通过预审处转给你，因为我是悄悄去的，而且当时这封信他们也断不会给你看，所以我把它保存着，即便是十五年吧，你总有出来的一天。
在哪儿？他的声音都变了。
马三耀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白纸，递给他，我刚才回家拿来的。
这张粗糙的、没有格子的白纸上，七扭八歪地写满了字。
这的确是父亲的字体，只是被剧烈的手颤弄得变形了，结尾的两行字挣扎得几乎连成一片，可以看出完成这封信的艰难。
他的全部神经。
感觉，似乎都缩在一个小小的点儿上，爸爸，这就是你对我说的最后的话吗？志明：每分钟都在等你，也许没有人能真正体会到一个垂死的父亲盼望儿子一面的那种可怜的心情。
今天，你托老马同志来看我，我真高兴。
孩子，我知道你的工作重要，走不开，我不怪你，能把精力寄托到事业上是难能可贵的。
我过去总说你生活能力低，性格也太软弱，很少说你的优点，你生气了吗？我心里知道，你一向是很直的孩子。
正直，是做人，特别是做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公安人员最基本的品德，这也是唯一能使我在将要离开你的时候感到宽慰和放心的地方，因为我知道，一个立身正直而无旁顾的人，他一生都会是快乐的。
有人说，太重感情的人成不了一个出色的公安人员。
而你偏偏从小是一个很重感情的孩子，不过爸爸却觉得这恰恰是你的长处，是你将来争取成为一个出色的公安人员的性格基础，因为公安工作是最能够把个人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同志的爱，直接体现在职务上的工作。
孩子，重感情不是坏事，只要不失之偏颇就好。
我想，对党和人民的爱，也许就是一个公安人员责任。
心的魂与源吧。
有一件事，就是在我的书桌里，在那个小木盒里面，有几个存折，大概是一万二千多元钱，我本来是准备死的时候交给组织上做党费的，这个想法是在我第一次敲着锣挨斗的时候产生的。
我这一生，犯过很多错误，又在家闲呆了这么多年，我很想为党做这点儿事，也让党了解我。
可我今天看到老马同志，引得我是那样想你。
我想，还是把这些钱留给你吧。
你知道我现在牺牲我原来多年的愿望是多么难过，可我又实在不放心，还是留给你吧，就在第三个抽屉里，钥匙放在笔筒里了。
另外，你们单位那个女同志前两天也来看过我，给我带来一些苹果，我还没吃呢。
还有你的那个小朋友，萌萌，也来看过我。
孩子，你要回来的早，就来，我真想见见你呀。
爸爸周志明趴在桌子上哭了，这两年忍下的所有泪水都一泻无余地放任出来。
爸爸，爸爸，是我不好，我在这儿，是我不好··，…他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马三耀眼睛红红的，手足无措地走过来，轻轻地抚着他的背，你，就到我家去住吧，咱们一块挤着住。
周志明摇摇头，哭声很低，可全身都剧烈地抖动着。
两年了，他本来以为自己已经是一条不会哭的汉子了，可现在，不知为什么，简直不能控制那悲伤的怀念把眼泪催下！走吧，上我家去，我今天上午休息，以后咱们俩就住我那外屋，让我爱人……不不，他用手绢揉着涸红的眼睛，推开马三耀过来扶他的手臂，从桌边站起来，你别管我了，让我一个人呆一会儿，没事，我就是哭哭痛快，哭哭痛快……他把父亲的信叠好，放过衣服口袋里，我上班去。
说完，他抱起自己的行李卷，摇晃着步子向门外走去。
——连好多天，父亲丢下的垂爱；施肖萌往昔的柔眷；自己淹没在自新河里的时光，他都不叫自己去想，不，他不去想！这些个眼泪、悲痛、伤感和怨恨，都叫它们过去吧，他不应该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了。
命运之路既然没有把他引回到原来的生活里去，那他就该给自己开辟一个新的生活，他，才二十四岁！生活是很实际的，首先得找个睡觉的地方。
开头，他就睡在办公室里的桌子上。
桌上短，伸不直腿，睡上一夜累得屁股酸痛，而且老睡办公室也容易让同组的人讨厌。
后来，他就去替别人值夜班，为的是可以占领值班室的那张小床，但值班室毕竟也不是个久住之地。
大陈以组长的身份把行政科的门槛都快踏破了，管房子的老万还是那句话，你叫我下出房子来？段兴玉也去找行政科长商量过，想叫行政科出钱在市局招待所里包一个床位先让他住上，行政科长倒是开诚布公：一个床位一块伍一天，一个月不过四五十块的数目，钱是拿得出，就是财务上没这笔项目，上不了帐。
后面还有一句难听的，他自己把房子送了人情，转过脸跟单位里找地方，这种情况，不好解决。
当然，这句话段科长自然不会告诉他，他就这么在值班室里凑合了将近一个月。
这天晚上下了班，行政科老万到值班室来打长途电话，看着他一个人捧着个铝饭盒在屋里吃饭，不由动了点儿恻隐之心，打完电话没马上走，在椅子上坐着陪他扯了会儿闲话。
一个人，够凄凉的啊。
老万说。
他笑了笑，没辙呀。
老万迟疑了一下，西边家属院里，倒有一间工具房，不过，住人怕不行。
是吗？他倒有点儿动心，明儿带我去看看。
第二天上午，老万把他领到西院，打开了围墙拐角处的那间小房子。
这是间光线很暗的房子，墙上挂满尘土，不少地方灰皮已经剥落，暴露着墙砖的红色，天花板的四角全被陈旧发黑的蜘蛛网封着，地上凌乱地堆了些大扫帚、铁锹、木箱子之类的东西，一股子杂七杂八的味道从这些什物中散发出来。
你看，我说不能住人吧。
老万门都不进，只把头探进来看了一下。
他站在屋子当中四下打量了一番，行，行，就是得收拾一下，这儿可以支个床。
牢狱生活已经使他成为一个在物质上随遇而安、易于满足的人，就像那种最普通最低贱的麻雀，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筑巢栖息一样。
下午，他就开始收拾这间屋子，扫地、扫墙；用水把门窗都冲洗干净；把那些乱堆一气的东西清理整齐，码放在屋子的一边，在空出来的地方搭起了一张铺板。
第二天，组里的几个人又用旧报纸帮他糊了墙，晚上，他便正式在这里落了户。
房子小、潮、有怪味儿，可他却觉得日子过得满舒服，至少，早上用不着听哨子起床了，用不着排队出操了，可以足足睡到七点多，起床后到街口的回民馆子里吃完豆浆油条，也耽误不了上班。
他常常想起以前听到的一则笑话，讥笑一个目光短浅的穷光蛋发誓要在发财之后天天吃油条，现在才知道这笑话并不可笑，因为他也能体会到对天天吃窝头和杂交高粱的人来说，那刚从滚锅里捞出来的、黄酥酥的、丝丝作响的油条，会带来多么大的诱惑和满足了。
是的，他事事感到满足，事事觉得新鲜，生活变了，世界也不同了。
他好像回到了自己智力发育的史前时期，总是兴致勃勃地竖起耳朵听，睁大眼睛看，每天都会有不熟悉的，没有经验过的事物输入到脑袋里去，——农民在城里开了整条街的自由市场；工人在厂里利润提成；广济路口盖起了和外国人合资的十六层大饭店，小伙子们好像一夜的功夫全戴上了贴商标的蛤蟆镜；在办公室、在食堂，甚至在公共汽车上，人们什么都敢说，省却了许多过去不可或缺的手势、眼神、暗语和心领神会的默契。
电视节目也丰富起来了，时而能看到东京的高速公路、慕尼黑的大学生活。
还有刚刚兴起的婚姻介绍所和大家都在谈论的舞会。
真新鲜，连公安局这样正统的、老气横秋的单位，也大大地发了一次舞会的票，局机关的一群姑娘们穿了平常不好意思穿的衣服大显身手。
他很喜欢舞会上年轻活泼的热闹劲儿，但又无奈于自己在其中的笨拙，他高高兴兴在那儿消磨了一个晚上，尽管没有试着走上一套最简单的四三三，因为气氛和节奏已经使他挺快活的了，何必再去露那个怯呢。
他还去看了一次京剧，（大闹天宫），他不能像王大爷那样去听味道，看行道，只因为在色彩和声音都极单调的环境中呆得太久了，他图的就是那花脸、长靠的绚美、锣鼓喧天的热闹，让眼睛和耳朵过过痛罢了。
星期天，又到广济路礼堂看电影，局里发的票，日本片（追捕）。
电影演完后，当他杂在散场的人群中往胡同口走的时候，三年前的那个清明节，他被捕的前一天下午在这儿开会的情形又暮地浮上脑际，那天，他就是从这儿直接去了施肖萌家的……要不然，去看看她？他的心又动摇起来，不提以前的关系，只以一般朋友的身份去看看，未偿不…。
··身后，几个姑娘在高谈阔论，一个有点儿耳熟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什么呀，你瞧人家真尤美的家里头，一栋小楼，自个儿还有飞机，其实县知事算什么，顶多是个县团级，要是在咱们国家……他转过头，身后是四五个花花绿绿的姑娘，他想不起来那个说话的到底是局办公室的还是政治部的，反正以前在哪儿见过她。
咱们国家，给你架飞机你往哪儿放呀，放你们家胡同里？还不得叫人连机翅膀都偷了打家具去。
另一个声音笑着说。
油钱你就出不起。
还油钱呢，你会开吗？先把自行车学会了再说吧。
咯咯咯的笑声。
小李，今晚你还加班吗？算了吧，给公家省了那三毛钱夜餐费吧，那么多资料，都说是急件，累死你也打不出来，我也不那么傻了，慢慢干吧。
啊，他想起来了，这个面熟的姑娘是户籍处的打字员，过去是全局的优秀共青团员，反腐蚀标兵，还来他们五处做过事迹报告，讲她怎样在一些细小问题上进行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交锋的，公家发了毛巾，她每次都要逐个捏一捏，拣最薄的拿；发了肥皂，也要逐个比一比，拣最小的用，她的私字一闪念全都是在这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上被狠斗的。
他还能依稀记起她做报告时那副严肃而神圣的样子来。
侧脸再去看她，才注意到她现在几乎变了一个人了。
穿了件深紫色有点儿反光的上衣，衣服的开领处露着米黄色的厚毛衫，有点发红的头发烫成无数圆圆的小卷，高高地蓬在头上，一双乳白色的高跟皮鞋在水泥路面上敲出怡然自得的响声。
要不是以前有过一面之缘，他大概绝不会想象出她过去的那个两条长辫、一身市服的极土极土的形象来了。
唉，人啊，他在心里叹了一声，变来变去。
出了胡同口，他忽然看见马三耀坐在一辆摩托车的挎斗里，沿广济路由北朝南驰来。
停停！马三耀冲驾驶员挥挥手，没等车停稳便从挎斗里站起来，一身警察制服紧巴巴地绷在魁梧的身躯上。
找到住的地方了吗？他用手绢擦擦满是灰尘的脸，匆匆忙忙地问道。
摩托车没有熄火，显然是不能多谈的意思，他笑笑，反问道：怎么星期天也忙成这样，局里组织的电影没来看吗？哪儿还有闲情看电影，今天早上太平街刚发了一个大案，把市政协副主席的家给偷了，市委限期破案。
我这不刚从局里回来，从早上忙到现在水米没沾牙呢。
市政协副主席，谁呀？江一明， 941厂总工程师，对了，上午现场勘查的时候他对我说他认识你，直问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啊——，是江一明呀，怎么把他家给偷了？偷得惨不惨？‘现在只发现少了四十多块钱，关键不在钱多少，老头儿是政协副主席，著名科学家，偷到他家里去，社会影响太大了，所以市里很重视。
行了，你这新官上任三把火，算是烧起来了。
哈哈，马三耀在他肩上亲昵地拍了两下，闲话少说，我得走了。
等案子破了，我请你一顿，咱们还没好好聊过呢。
那我从今天起就留肚子了啊。
他只和马三耀才有这么多俏皮。
摩托车带着马三耀哈哈的笑声开走了。
他在广济路漫无目的地蹲了一会儿。
没有个可回的家，星期天也不那么可爱了。
郑大妈一家的日子倒是越过越有味道，抱上了孙子，眼看又快抱外孙了，淑萍木知道办事了没有，该抽空儿去看看他们。
对了，得给人家买件结婚的礼物呀。
他在身上搜了搜，还有十几块钱，便就近在旁边的玻璃器皿店里买了一套考究的凉杯。
刚刚走出商店，站在路边，眼睛突然被人从身后蒙住了。
谁？他挣脱开来，回头一看，惊讶得差点儿没把新买的凉杯给扔了，杜卫东！哎呀！我在马路对过儿就看着有点儿像你，果然是你，你什么时候出来的？出来快三个月了。
晴晴，你可真是变了样啦，要是迎面走过去我还未准敢认呢。
杜卫东上身穿了件棕色条绒夹克装，下身穿着黑蓝色毛料裤子，三接头皮鞋擦得一尘不染，再加上刚刚理过发，人显得很精神。
人五人六的哪。
杜卫东笑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小电话本儿，你现在住哪儿，有电话吗？我现在住单位，今天没事，咱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吧。
现在木行，我木是一个人，还有个人在街对过等我呢，你先把电话和地址留给我，来日方长，找时间咱们好好聚聚。
畸，现在也学得满嘴蹦词儿啦。
唉呀，可真没想到能见到你，他接过小本儿，写上自己的电话，随口又问：对过儿谁在等你，女朋友？还女朋友哪，早过时了，我都是成家立业的人了，你不知道？都结婚啦？他惊讶地又叫起来。
瞧你急的，喜酒一定给你补上还不成。
你不知道我出来以后多想你。
社卫东把电话本塞进兜里，抓起他的手使劲握了握，等着我给你打电话。
然后朝街对过儿跑过去。
他一直呆呆地看着杜卫东的背影被马路对面的人流淹没，才想起竟未问一句他现在是否找到了工作，住在什么地方。
他慢慢地转身往机关里走，路过汽车站也没有停下来等车，路不太远，正可以用来把刚刚兴奋起来的心情慢慢梳理和回味一番。
生活真是在往前走啊，想想杜卫东当初叫田保善他们捆得那副求爷爷告奶奶的惨相，谁知道现在还能混出这么个幸幸福福的模样呢？真是想不到的。
他回到西院的小工具房，这儿，简直像个阴冷的地窖。
南州的初冬，历来多晴少雨雪，唯独今年反常，进了十一月仍然阴雨连绵，昨天傍晚又是一场阵雨，小屋里尚未冻僵的潮虫趁势泛滥起来。
他过去是最怕、最腻味这些小虫子的，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被同学把一只瘸腿蛐蛐塞进脖领子，竟吓得脸白手冷，尖声喊叫，那副吓破胆的可怜相让全班男生足足学了一个多月。
他呢，从那儿以后一见到这类小动物便越发如芒在背了。
刚到自新河的时候，有一次中午在窑上休息，他看见郑三炮大叉着手脚在树荫下睡觉，眼角和嘴岔上各宗了一大堆黑糊糊的苍蝇在吮食上面的眼屎和口沫，他立时起了一满身的鸡皮疙瘩，那种惊然之感至今记忆犹新。
自新河，三件宝，苍蝇、蚊子、泥粘脚，比起蚊子来，苍蝇简直就不算什么了，自新河的蚊子又肥又大，个个血红，多得一巴掌恨不得能偏死四五个，晚上在外头看电影，要是不想法子找点儿废纸裹在袜子里，多厚的袜子也得给它叮透。
现在，两年过来了，倒也好，一身的娇气毛病全被生存法则淘汰而去，他已经很习惯和各种肮脏的小生命为伍做伴了。
他走到床前，掸去床单上爬着的几个小虫子，便安然躺了下去，顺手从枕边拿起一本（犯罪心理学》，心不在焉地翻看起来。
夕阳西下，屋子里的光线暗弱下来，书页上的字越来越模糊一片，其实他的心思并没有专注在书上，读书，已经不能够排遣常常无端浮游于心头的寂寞了。
忘记是听谁说的了，有人曾经探索过产生寂寞的根源，认为寂寞是心中某种不能如愿以偿的追求和渴望躁动的结果。
那么他的追求和渴望是什么呢？是父亲宽爱温暖的抚摸，还是肖萌顾盼多情的眼睛？他一想到在那个把干上都晒出油来的酷夏，她一个弱女独自跑到人生地疏的自新河来看他，心尖就禁不住发抖，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时时牵动着用无数眼泪和欢笑缀成的回忆……木，他说过，不去想这些了，可是，在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又没法儿不想，没法儿不想。
他扔掉书，有意把思绪转移开，——前天，办公楼里已经烧起了暖气，这间寒窑也该生个炉子了，要不就干脆盘个砖灶？反正分配集体宿舍是八字没一撇的事，看来这一冬天非得在这儿过不可了，要不然……要不然，就给她写封信？用一般朋友问候的口吻，淡淡的，告诉她自己出来了……打砖，盘个砖灶，然后……然后呢？笃笃笃，很轻的叩门声割断了乱纷纷的思绪，星期天，谁会来呢？进来，使劲儿推。
他从床上坐起来，盯住那扇关得很紧的屋门。
门开了，又关上了。
一个人影背靠着门站着，他没用半点儿迟疑便认出她来了。
…小萌！惊讶、高兴和一种复杂的难过心情使他的声音都变了，他试图让自己做得冷漠和矜持些，可是刹那间涨满胸间的春潮不可阻挡地把一切理性的克制都冲决而去，他冲她张开双臂。
萌萌！施肖萌一声不响扑在他怀里，一声不响，两手紧抓住他背上的衣服，脸贴在他的肩窝上，泪水不停地往下淌。
他这是第一次拥抱她，也是第一次紧靠一个女性的身体。
隔着厚厚的毛衣，他仿佛能感觉到她那柔软的身躯在微微抽动，和自己狂烈的心跳谐振在同一节奏里。
在黑暗中，一个冰凉的，软软的嘴唇轻轻贴在他的脸上，唇边的泪水沾湿了他的面颊。
他把她搂得更紧，把嘴唇迎了上去。
‘为什么，为什么，不告诉我，不找我？她在他的耳边哽咽地问。
你，不是在上学吗，我不想让你分心思。
他久久地把她抱在胸前，用力地、毫无保留地抱紧她，很久很久，才慢慢松开胳膊，拉着她坐在床上，‘等一等，我们开开灯。
要木是今天江伯伯告诉我，我还不知道你回来了呢。
你收到我的信了吗，为什么一封不回？总不能拖着你……你太不了解我了，你知道我多难受。
他把灯拉开，过去的事了，原谅我吧。
让我看看你。
小苗的样子比三年前他们初识时显得成熟多了，身子也比过去稍稍丰满了一些，结实了一些。
她低头擦去了眼角的泪， 然后对他菀尔一笑，带着点儿心酸地说：我没变吧？他笑笑，好像长大了一点儿，长高了一点儿。
我穿高跟鞋了。
你呢，身体没垮吧？你看呢？他们对视着，小萌搂着他的胳膊，挂着眼泪笑了，你呀，你真是，出来也不告诉我……我去过神农街，你们不在了。
我们搬到太平街去了，我爸爸恢复工作了。
你现在就住这儿吗？她皱眉环视着这间小房。
啊，家里房子借给邻居结婚了，我临时住这儿。
她站起来，把床上的褥子往被子上一蒙，不容分说拉起他的胳膊，走吧！上哪儿？到我家去住。
不不，那怎么行。
怎么不行？家里现在房子很富余。
不不，你们不方便，……至少，等以后吧。
这屋子怎么能过冬呢，走吧走吧，你就听我的吧。
他心里头涌上一团热流，酥酥地向全身扩散，眼前，好像有一片宽阔美好的天地铺展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