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子里烟气绰绰的，凤凰、三五、红塔山，都是甲级烟气，青虚虚地贴着天花板，云一样浮着，空气浓稠得几乎可以搅拌，难受得透不过气来。
可那些人呢，却还在兴高采烈地说笑，仿佛嗅觉早已麻木了似的。
快快快，季虹，我放音乐啦。
援朝，放下你的单词吧，还没见过你们两口子跳一个呢，快点儿。
算了吧，他不会。
小乔，我跟你跳。
哎哎，你们大家都来跳啊，一块儿跳。
建国、老四，快来呀，音乐还长着呢，萌萌，来！住你们家的那小伙子哪？叫他也来跳啊。
哎，跳一个吧。
萌萌的声音凑过来。
不会，你跳吧。
非叫我拉你？你干嘛硬叫兔子驾辕呀？他勉强挤出些笑来。
萌萌，我能请你跳吗？’小乔的哥哥过来了，一脸文质彬彬的样子。
对，你们俩跳吧。
他好容易解脱了。
篷篷篷、喳喳喳，人影幢幢。
他百无聊赖地坐着，看着，今天本来是想图热闹的，可现在却觉得有点儿厌烦，不痛快，总像和这儿有什么隔膜似的，可是又不便走开。
音乐终于停下来。
哎，建国，你女朋友从巴黎来信都说了什么？跟咱们吹吹。
说笑声旋即灌满了客厅。
你怎么不高兴了？小萌又回到他身边。
没有哇。
话也不说，舞也不跳，那么不合群。
我就这样儿……有点累。
你们玩儿你们的。
一人向隅，满座不欢，你不会应酬应酬，跟着一块儿说说话？省得人家说你这人别扭。
是有点儿别扭。
在这住了一个星期了，星期天来的，今天，又是星期天了。
仔细回味一下，整整一个星期的全部感觉似乎就是一种复杂的、立体的、多因素的别扭。
我回去。
他几次都想这么说，在来的第一天他就说过这句了。
施家的一切没有变化吗？不，有的，有看得见的，也有只能凭着神经末梢才可以感觉到的。
宋阿姨虽然在见面的时候对他特别客气，特别笑容可掬，但却分明没有了原来那种亲近的、真诚的关怀。
你也木先跟家里商量一下就领来，真木懂事……他当时隐约听见宋阿姨在自己的卧室里跟小萌说了这样一句，身上呼地一下燥热起来。
后来不知道母女俩是怎么谈判的，他只听到最后小萌在走出卧室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妈，我叫吴阿姨帮我把那间小屋腾出来就行了。
他从客厅的沙发上站起来，别别扭扭地说：别折腾了，我回去。
干什么？我住这儿你们不方便，真的，你们不方便。
你是不是又有朋友了？没想到萌萌倒先提出‘吵遇的问题来了。
没有，只有你一个。
‘那就住这儿。
她毫不犹豫地说，甚至还有点儿恼火。
萌萌木像原先那样温柔了，变得快爽直率，他现在与其说是喜欢，倒不如说是很需要这种性格呢。
但他还是觉得别扭，虽然人家并没有冷待他，连每天忙得只有在饭桌上才能和家里人见一面的施伯伯，在开饭之前也每每要站在走廊里喊一声，志明，吃饭噗！这一声就够了，他觉得一股无可形容的温暖一直滋入到心底，就像父亲那滚热的手掌熨贴在胸口一样。
那究竟还别扭什么呢？说不清。
他有点儿害怕宋阿姨，也有点看不惯虹虹，为什么？也说不太清。
他不得不常常告诫自己，对别人不能眼光太苛，能够宽容别人的弱点也是一种美德，再说人家既然容纳你在这儿住着，总不该再去挑人家的是非吧。
巴黎之美是没法形容的。
我女朋友讲话一向反对夸张，现在连她都这么说，我想此言大概不虚。
那个叫建国的人把调子很高的声音刺入他的意识里。
没法儿形容，至于吗？怎么不至于，她去的时候正赶上去年的圣诞节，街道都装点起来了，圣诞之夜，老留学生领她出去转了转，她说整个城市豪华得就像人间天堂一样，中国人如果不身临其境，是怎么也不可能想象出来的。
哟！是吗？喷，没治。
巴黎，花园城市，有名的。
哎，援朝，你七五年不是给你们厂技术学习组当翻译去过法国吗？是木是那么美？我们没去巴黎，去的是里昂，里昂，我没觉得怎么样，就那么回事吧。
你呀，大概那些天都让单词给埋住了吧，哈哈哈。
周志明望着那一张张笑眼迷离的、神往的脸，好像离自己是那么远，那么生，那么隔膜。
李虹，上次那本‘加拿大风光’还在吗？就是那本画册。
那是借别人的，早还了。
过去，咱们知道的太少了，你们别看我现在就知道跳舞，我小时候可还是个好学生呢，不信问我哥，我还是红领巾大队长呢。
我原来以为只有中国有拖拉机，只有中国才有我们广济路上的那种霓虹灯，只有中国人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还在水深火热之中，我真的相信这一套，现在才知道，人家比你富多了！嘿，告诉你们，有一回一个外国人对我说，噢，就是借我加拿大风光的那个人，他说他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从飞机上往下看，北京就像一大片灰色的土坷垃平摊在地上。
我一想，可不是吗，灰房顶，灰马路，连人身上穿的衣服大部分也是灰蓝色的，连一点儿亮色都没有。
我跟他说了，北京还算好的呢，你瞧咱们南州，活像个大工地，这几年老是修修这儿，拆拆那儿，满街都是土，没完没了的折腾，可也没见着好一点儿，还是那么破破烂烂的。
季虹，哪个外国人？是不是那个姓冯的？哎，我问你哪季虹。
噢，你不背单词啦？是又怎么样？施叔叔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借本画册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别跟我爸爸学得那么正统！志明从折叠椅上站起来，向客厅外面走去，客厅里的空气已经太混浊了。
又怎么啦？你今天怎么那么不痛快呢？萌萌从后面跟出来，从走廊一直跟到了大门外面，随和点儿行不行？跟大家玩一玩就熟了嘛。
不是，里面空气太呛，我透透风。
他望着满天寒星，躲闪着搪塞了一句，他不想惹她不痛快。
算了，今天也的确没意思，咱们到马路上走走吧，今天晚上外面好像挺清静的。
施肖蔚挽上了他的胳膊。
他们跨过一片没有平整的土地，来到明亮的马路上，潮润的空气凉丝丝地沁入肺中，平坦的马路刚刚被洒水车刷过，映着路灯绰绰的反光。
往年这个时候，已经接近于滴水成冰的季节了，而今年的严冬却还在北面，姗姗来迟。
地上的水潮而软，没有半点儿滑润感，脸上的风轻而柔，使人恍若回到爽然的秋天。
…咱新河，他又想起了自新河，在这儿的北面，现在大概已经很冷很冷了，他仿佛又听到了那旷野上的风，呼——呼——，野兽般地爆叫，那是一种能把人的身体一下子吹透的风，他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
你冷吗？不冷。
我姐姐就是那么个人，喜欢顺嘴乱说，其实人挺好。
萌萌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来。
你们原来的朋友，安成他们，现在好像不怎么来往了吧？有时候也来，现在我姐姐调到歌剧院，和他不是一个单位的了，来往自然不如以前那么勤了。
你知道吗，他现在和你算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一粉碎‘四人帮’，他就调到厂保卫处当处长去了。
不当团委书记了？不当了。
哼，自从当了保卫处长，说起话来也不像过去那么随便了，我姐姐说他爱打官腔了，嘻——我看倒是你姐姐变了，你瞧刚才那帮人的样子，直恨自己没把股投到法国去。
中国穷、落后，可中国的昨天是什么样儿？一概不管，那么挖苦，那么鄙薄，干嘛呀，还是不是中国人了产’畸，哪儿学的那么左呀，监狱里学的吧？得了得了，我姐姐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去，其实他们也就是说说，没别的，本来国家有些地方就是没搞好嘛，还不让老百姓说说？我没不让说，就是不习惯他们这样不负责任地乱骂一气。
那有什么，不满意现状总比麻木木仁好，不满意才能求改变嘛。
中国现在需要的是主人翁，需要既动口又动手的人，你瞧他们刚才的口气，对自己的国家哪儿有一点感情，哪儿有一点儿责任心？好歹是生你、养你、教育你的地方。
过去一味把资本主义国家说成是苦难深渊，太绝对，太简单，不够实事求是，可现在也不能又说成是人间天堂啊，其实建国的女朋友也不过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其他那些人呢，除了道听途说，再就是从电视里的‘世界各地’看两眼。
我对电视台就有意见，开头看看介绍发达国家的情况，觉得眼界一开，后来看来看去，全是拣好的往观众眼里塞，高楼大厦呀，高速公路啊，旅游圣地啊，游乐公园啊，这就难免片面了，观众集合得来的印象怎么会准确呢？你说是不是？唉呀，你操的心太宽了，我可没想这么多。
萌萌，你别不高兴，我真的不太喜欢你们家的这些朋友，我是为了你高兴才跟你泡在屋里的，我看你和他们倒是厮熟得很。
难道朋友就不能各有各的观点了吗？都觉得自己正确，可到底是谁正确呢？天晓得。
大家只要都不强加对方就是了。
他们那些观点，我也木赞成，可朋友还是好朋友，有什么妨碍呢？你瞧那个老四，那么长的头发，要不是留着撇小胡子，我还以为他是女的呢。
他是个工人，工厂里不少人都这副德行，我也看不惯，可也用不着去干涉人家。
其实老四这个人还是不错的，别以为留长头发的一定不怎么样，马克思还留哪，斯大林、鲁迅不都是小胡子吗，噢，他们留就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现在的年轻人留就是反动的。
资产阶级的啦？这这这，这都是些什么歪理呀，简直是胡比。
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对着装打扮各有不同的要求，有些当然体现了当时当地的道德标准，我不是反对头发长，可也别耷拉到肩上去啊，你看现在社会上留那种披肩发加小胡子的有几个是表现好的？就是表现好，这方面也不能说成是个优点呀，真的，学了两天法律，倒学出诡辩来了。
好好好，我不跟你辩了，好不容易在一块儿呆一会儿，还吵个没完，其实有什么吵的呢？人和人之间本来什么事都没有，争来斗去的全是人们自己发疯造出来的，实在没劲儿。
他鼓了鼓嘴，却没把反驳的话吐出来，他也不想再争辩了。
夜，是多么静，多么美，人的生活，为什么要有那么多不愉快呢？也许，只有逃避一切烦恼才能做到身心愉快，可是逃避又偏偏不是他的性格，他的眼睛里揉不得半点儿灰星子，这永远是最吃亏的！还是多学会宽容、学会妥协、学会敷衍、学会哈哈哈吧。
至少，今天晚上该把心灵净化一下，无忧无虑地享受享受了，这是多好的夜啊。
好了，不说这些了。
他把萌萌搂得挨紧自己，走向灯光如水的前方，真是的，城市，有城市的美。
昨天系里开大会，隔了一会儿，萌萌说，动员大家自动报名去分校，唉，竟然没一个学生招茬儿的。
学生们怕什么？他答应着说，怕条件艰苦还是怕将来分不到好工作？都怕。
说实在的，我倒是真想举手报名呢，可你要是带了这个头，反倒把人恨。
再说，这的确是关乎一辈子的事，一步错步步错，将来真的把你往哪个小地方一分，你后悔也来不及。
你们还上着学哪，就这么实惠，难道连一点儿共产主义精神。
一点儿青年的豪放气概都不想要吗？我倒是想要，可是大家都是这么‘现实主义’，你也就没兴趣搞什么‘浪漫主义’了。
他停下来，可又说不出什么责备萌萌的话，他的心情已经完全被破坏了。
肥季虹从市第六医院那个老式的大铁门里走出来，端了口气，手伸在短大衣的口袋里，捏了捏那张病假条，心里轻松了一点。
——贫血性晕眩，建议轻工作一周。
她忍不住得意地笑一笑。
她几乎是在半个小时以前才想起这位华大夫的。
上个星期天，华大夫陆自己爱人——市第一医院常给父亲看病的保健医生，为了他们的房子和儿子的事，来拜访父亲，她当时竟没有给他们好脸色，实在是太孩子气了。
以后，对这种无事不登三宝殿的香客，何妨客气些呢，看，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求上人家了。
干脆开一周假吧，休息休息，你们演员请病假扣钱吗？华大夫的殷勤劲儿就别提了，好像你要是同意让她给你开张病假条，倒是给了她什么施舍似的。
不，就开轻工作吧，一周够了。
施季虹胸有成竹。
的确，一周就够了。
到陕西、甘肃去巡回演出的小分队后天就走，她凭着这一周的轻工作 ， 完全可以躲掉这趟官差。
而且只能是轻工作，不能是全体’减者半休，否则的话，有人就会拿这个问题来阻挠她参加（货郎与小姐）的剧组了，一句话就能砸了她的锅，让一个‘全休’病号演出，晕在台上怎么办／她不能不防着这一手。
至于大后天去参加爱与美音乐晚会，就用不着顾忌什么流言蜚语了，反正不是剧院组织的演出，谁也管不着。
这期（人扔杂志上的那篇文章怎么说来着？成才要具备七个条件——客观环境、主观努力、方法对头、机遇，还有……反正是七条，她倒是觉得还得加上一条——会算计。
曹操只懂兵法，不懂诡计，于是才有夜走华容道，现在的现实也如此，凡事你不使点心眼儿，算计算计，说不定就让谁把你给算计了呢。
站在街上，看看表，十点多了。
她得先去卢援朝家，拿昨天落在那儿的乐谱，然后再上湖南饭庄和建国碰面。
这个不用急，反正说好了建国先去占座地的。
街上风不小，她骑上车子，正顶。
这顶头风也添了她的一丝感慨，当个演员真是不容易的，能不能唱好演好倒在其次，讨厌就讨厌在还得玩儿命地钻营，不然就得落伍，让更能者甩开。
说心里话，这两年她真觉得自己是越变越坏，越变越油了。
偶尔，她还会思念和流连过去那种纯真、童稚的胸怀。
她也曾是一个有着浪漫理想的小左派呀；她也曾痴情地羡慕、崇拜过小说、电影里的那些个英雄人物呀；她从小要强，不甘居于人下，所以，做一个英雄人物的幻想也曾是多么强烈地刺激过她呀，那时候，真要叫她上战场她大概也不会含糊的，似乎一直到了十一广场事件那阵子，那点热火也还没有完全燃尽。
可是，她现在毕竟是生活在现实的社会上，这些年她也看破了，英雄人物在哪儿啊？ 英雄的道路在哪儿啊？无非是作家ffJ在那里垂泪自感吧，她不能一味在作家和自己心造的世界里生活，现实，好像是一部更大更真实的小说，把她改造、教育成现在的样子，你自己不去为自己奋斗，社会就什么也不会给你！为了调到南州歌剧院，她是经过了一番艰苦奋斗的，可是现在看来，她这点奋斗，比起剧院里那几个宝贝来说，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那几个宝贝，本事也太大了，对有利可图的事，她们的原则就是一句话，叫闹而优则得。
就说现在院里确定主演（货郎与小姐》的莫丽佳吧，本来已经让电影制片厂借去拍电影了，可她还要回来占上小姐的角色，剧院不同意她就闹，走上层路线，市委第一书记李直一的家都敢去，结果到底如愿以偿，拍片子，演歌剧，两头不耽误，名利双收。
看来，她也不能总那么老实了，《货》剧虽然昨天已经开排，可阿霞这个角色，她仍然不能撒手。
这角色粥少增多，有四、五个唱高音的都在那儿虎视眈眈，已经定了个老演员演A角， 还悬着个B角和一个挂名以防万一的C角未定，她的目标是B角。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歌剧团又要组织演出队，到陕西、甘肃两省巡回，轮到这种差事，演员队长一向是忘不了她的。
施季虹，这次下去得一个月呢，多带点衣服，那边冷。
怎么又有我？今年我已经下去两次啦。
院里领导要求，这次除‘货郎’剧组的人，能下去的都去。
她实在不想下去，下去演出无非是给剧院增加些收入。
一下去就得连天演，根本不注意保护演员的嗓子。
为了节省开支，老是让演员睡舞台，连车马店的热炕都不如，洗澡更别想。
她现在早没有大串联、挤火车那种红卫兵式的浪漫劲儿了，何况给那些一脑门儿高粱花子的人演出，对个人艺术上的发展也毫无意义。
她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在一个县里举办音乐会，她唱了个摇篮曲，是个轻声哼唱的歌，可观众里竟有人事后提意见，说她是不是嫌这里没招待好，所以唱得不卖力气。
这群土老杆真叫你没辙没治，他们评价演员是否卖力气的标准，全在于你的声音大小，你在台上扯嗓门儿喊，手脚不停地耍，他们就叫好，认为是卖了力气，票钱不亏。
你有什么办法呢？难怪冯先生也说，高级的艺术，能提高人的艺术，是剧场艺术，国外都是重视剧场艺术的。
只有在大剧场里唱歌剧或者艺术歌曲的人，才能被称为歌唱家。
她实在不愿意下去演那种野台子戏。
我这种意大利唱法，陕西、甘肃那边的人不喜欢听。
她突然想到这倒不失为一个向演员队长据塞的借口，我下去唱什么，《费加罗婚礼）？那些个羊肚肚手巾接受得了吗？要是我能唱‘翻身道情’和‘信天游’什么的还差不多。
不，演员队长说，你这次下去，参加她们女声小合唱就行了。
主要是跟着下去看看，学习学习，延安，老革命圣地，不去可惜了。
演员队长不这么说则已，一说，她更不想去了。
合着辛苦一个月，只是为了和别人凑一个小合唱吗？不，不能去，她要是去了，不要说阿霞的角色肯定告吹，连建国给她联系的爱与美音乐会也参加不上了。
爱与美音乐晚会是市旅游局青年部组织的。
据建国讲，地点在南州市胜利体育馆，准备全清一些新星新秀来唱，形式活泼一点，死板板的老一套年轻人不爱看了。
准备搞三场，届时报上发消息，发评论，还可能要逐个介绍参加演出的新星新秀呢，这对一个演员来说，当然是很有吸引力的。
嘿，出名的好机会。
建国极力怂恿，我帮你联系，他们举办这事的人直要我给他推荐演员呢。
建国是市科技局的一个工人，不务正业，对这种跑媒拉纤的勾当却十分热衷，也很在行。
果然第二天就领她去和筹备晚会的负责人老刘见了面，今天又约她去湖南饭庄，大概是要告诉她决定性的消息。
她已经把要唱的曲目都准备好了。
至于阿霞的角色，只要不到绝望关头，她就要不懈争取。
为这事她已经跟爸爸费尽唾沫地说了一个晚上，只希望他能向文化局打个招呼，或者提一句，暗示暗示也行。
可爸爸听完她的话，却说：你既然说自己嗓音条件好，我相信你们剧院不会永远埋没你的，你要有耐心嘛。
这种事，我可不好去命令人家给你派角色啊。
爸爸从来不为家里人出面讲话，简直成了他的一条不能更改的规矩，连妈妈病休影响晋级的问题，也是靠她自己奔走活动才解决的。
看来，角色的事也只有再跟妈妈磨磨。
风又大了些，沙子直迷眼。
在立交桥工地的右侧，临时开出来的马路又窄又脏，她心烦意乱地下车等红灯。
嘿！施季虹！耳边一声大惊小怪的呼叫，一群身穿花花绿绿衣着的女人随着涌到了她的跟前。
哟！你怎么也不回厂子看看我们啦，一到了文艺界，把我们都忘了吧。
畸，鸟枪换炮了，这是哪儿做的？多少钱一米的料子。
这群昔日工厂里的伙伴们，围着她，大呼小叫，评头品足，旁若无人。
你们干什么去？她勉强笑笑，问。
上中班呀，哪儿像你们文艺界那么自由啊。
红灯灭，绿灯亮，周围的一大片自行车一齐涌动起来，把她和她们隔开了。
嘿，歌唱家，以后有票惦着我们点儿！声音抛在后面。
这都是和她相处了几年的伙伴啊，可今天邂逅重逢，她却意识到和她们已经十分格格不入了。
这些人身上，不知怎么就有那么股子俗劲儿，连穿戴都是红袄绿裤子式的，怪得要命，显得那么没文化。
现在，要是再让她回到那个光线暗淡、一股子油封味儿的器材仓库和她们为伍做伴去，那简直是叫她下地狱了。
人人都说，个人主义是丑恶的，可人人又都想往高处走，要想走得比别人更高，没有点个人主义、个人奋斗，行吗？真的，每当在这种心情下，她真的忍不住要去想往另一个世界了。
出国，对她来说是一个若远若近、若即若离的诱惑，就像天上的月亮，你走它也走，你停它也停，虽迷人而不可得之。
这两年，一些刊物和电视节目为人们打开了一扇介绍国外情况的窗口，尽管是好坏都说，褒贬掺半，但给她总的印象，总比自己现在的处境要强得多了。
她也知道，那是资本主义社会，陷阱多，可同时机会也多。
冯先生说过，国外是凭本事吃饭的，有嗓子，就有安身立命的资本，至少，一个艺术家用不着为那些因为嫌声儿不大而疑心演员不卖力气的批评者而烦心了。
她还在941厂的时候， 冯先生就答应过要资助她出国留学，为了这，她对他已经是有求必应了，甚至不惜……可现在冯先生似乎对履行他的诺言不大热心，她每每问起来都是躲躲闪闪、推三挡四的，她又不好催之太急。
看来，外国人也不都那么重信义，她现在越来越发觉冯先生有时候也挺唯利是图的。
商人嘛，也难免。
又是一个红灯，她看前边有一个小伙子猛蹬了几下冲过去了，就也跟在后面猛蹬了几下。
站住！平地里钻出个年轻的警察来，追不上那小伙子，却把她给拦住了。
下来！还想跑！那口气，简直像对个逃犯似的，到边上去，到边上去！他挥着手，命令她把自行车推到马路边上。
立刻跟过来一大群看热闹的。
车子锁上。
警察命令。
她领上了，心里忍着气。
钥匙拿来。
警察又命令。
她想发作，但转念一想，这些警察，手里就这么点权，你让他发发威，过过权瘾，也就会放了你。
于是她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冷静表情，把钥匙交出去了。
说吧，是愿意罚钱还是愿意扣车？警察是一副漠然的表情，她心里骂，冷血动物，简直像半路打劫要买路钱的。
但嘴头上却忍着，说：我下回不闯红灯了，行了吧。
这是罚你这回，下回闯木闯下回再说。
周围哗的哄笑起来。
她冷笑两声，低声嘟嚷了一句：没文化。
警察上下打量开她了，那种目光叫谁都得冒火儿！啦！你有文化，有文化你还违反交通规则？你哪个单位的？市歌剧院的。
歌剧院的怎么啦，歌剧院的有什么了不起？是你要问我哪个单位的，我又没说我了不起，你讲不讲理！她忍无可忍了。
畸，你还有理啦？你叫什么？你不就是要钱吗？多少，说吧。
周围的人不知怎么那么讨厌，有人喊，多罚她，有什么了不起！看来真要罚了。
警察拿出一个收据本，开了个罚款一元的收据，说：根据市政府交通安全临时管理办法，骑车故意闯……她根本不听他说完，从钱包里拿出一张拾圆的票子，递过去，找钱吧。
警察说：找不开，拿零钱来。
她也赌了气，我就这十块，你看怎么办吧。
周围有人被她的盛气凌人激怒了，喊：就罚她十块／警察果然把十块钱接过去了， 在收据上的1字后面，添了一个零，一块成了十块。
你想刁难我？我们还怕这一套吗？他把收据塞在她手里。
她气得恨不能把那张小纸劈头盖脸摔回去，咬牙切齿地说：你 frJ，无法无天！你叫群众评评，群众的眼睛是亮的。
你违反了……警察长篇大论地说起来了，把徐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一个年岁大些的警察也挤了进来。
怎么回事啊？年轻警察把十块钱交到老警察手中，简单说了一遍经过。
周围的人还七嘴八舌，添枝加叶。
施季虹气得眼睛发蓝，看情形，十块钱显然是没了，不扣车就算是好的。
她也狠了心，要是真扣了她的车，她索性就直接上公安局马局长或者政法部乔部长家去，告他一状！可出乎意外的是，老警察却问她：你再好好找找，看看有没有零钱？零钱她是有的，在一片起哄声中，她拿出了一块钱，把十块钱换回来了。
畸，到底是歌剧院的，‘就这十块，就这十块’，真会演戏。
要我，就罚她十块。
她在一片笑骂声中，气得哆嗦着挤出了人群。
没文化！没文化！没文化！没文化！她不知道怎样才能发泄心中的火气！这儿真不是人呆的地方！真是看透了，人要想有尊严，就非得有社会地位，非得出名不可，她要是李谷一，别说没人敢叫她这样当众受辱，就是巴结她还嫌来不及呢。
当然，最好能出国，干脆躲开这糟地方！她心绪败坏，为了安定一下，走进路边一家饮食店，喝了一杯热咖啡。
一杯热咖啡现在居然要六毛钱，外加两分钟排队和一个售货员的白眼儿。
这日子，有什么意思呀！由于这场风波的耽搁，她已经不能再去杏花南里卢援朝的家，建国在湖南饭庄要等急了，她自己也急于听到建国给她的好消息，好把心火儿冲一冲。
可是她赶到湖南饭庄时，建国竟还没有来，等了足有二十分钟，他才踏踏动蹑地进来了。
你不是说先来占座儿吗？这儿人不多，来了就有座地。
建国若无其事地解释了一句，他说起话来，总要带着点工人的那种油劲儿，这使她心里又多了一层警惕，这小子，也是个说话没准儿的人。
她要了菜，这种场合，当然应该她做东。
怎么样，晚会的事？啊，不行了，他们要的人都齐了。
她心里呼地一下，火苗子又上来了。
怎么回事，你这家伙说话到底有准儿没有？你急什么，听我跟你说呀，人家这次是要三十岁以下的。
我刚到三十岁，以下，一般都是含本数在内的。
可老刘说你像三十五、六的，他们是想要更年轻一点的，最好像你妹妹那样，漂亮的。
他们到底是搞音乐会，还是搞模特儿展览！就是就是，他们那帮人，不懂艺术，就知道捞钱，要是办个妓院嘛，我看倒在行。
建国的话使她气里迸笑，讨厌！建国也笑了，不管他们了。
哎，我给你说个正经事。
他的神态郑重起来，录一盘磁带怎么样？一个小时的歌儿你总拿得出来。
什么？她没听明白。
我们有几个朋友，正在办一个音乐公司，专搞磁带的，已经搞了几盘了，销路不错。
王曼贤，知道吗？还有杜玲芯，都录过。
建国一连说了三、四个名字，她都不认得，打断他的话问：你们是怎么录？你唱，我们录，简单得很。
不过乐队你得自己找好，从你们剧院里找几个人就行，跟他们谈好报酬，这事儿都爱干。
最好有电子琴、小鼓。
其余的你就不用管了，复制、发行，全由公司负责。
再给你印个彩色封面，印你的侧面像怎么样？回头满街一卖，知青商店都卖这玩意儿，用不了多久，你非红木可，这可是一条好路子。
她犹豫了，这的确是条路子，可她又觉得这路子……太村野了。
把我放到知青商店里去卖？你得让青年熟悉你呀。
建国驴唇不对马嘴地接了一句，又说：我不明白，这么好的机会你还犹豫什么？现在就这么回事，你要想出头，就得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
你还看不到现在的形势吗，年轻人哪个不在埋头学，玩命奔？告诉你，竞争是空前的，别看现在还不显眼，过几年你看吧，高低贵贱全分出来了，有能耐的，上去，没能耐的，下来。
你现在连张文凭也没有，再不自己闯闯牌子，到时候你就等着受挤兑吧，你瞧这形势。
不，我是说，你们这么干合法吗？你们的公司注册了吗？我们这是‘皮包公司’，无非是在录音机和演员之间当个经纪人而已。
其实我们自己最后也得不到多少好处，演员、乐队、出机子的，出地方的，印封面的，都得利益均沾，加上带子的成本费，我们能剩多少？她疑心地看着他，那你为什么还那么上劲儿？连班都不上了，工资扣惨了吧？建国耸耸肩，摊着手，似乎一时挑选不出词句来解释，耽了半晌，才叹口气说：你看，我要是再不出来跑跑这些事，就得一辈子当工人了，还有谁看得起？我也是自己给自己闯闯路子。
我用不着跟你半遮脸，把话说白了吧。
现在就这么回事，你有了本事，在社会上有了地位，就什么都有了。
跟你举个比方吧，过去那些跑到国外不回来的人，前些年算什么？叛国犯！现在人家回来了，却像贵宾似的，又说是爱国华侨了，为什么？还不就是因为他们有了社会地位吗？你再看京剧团的胡红仙，刚刚犯了生活错误，可这期南州戏剧照样给登了个大封面，为什么？无非也是有名了。
人一出了名，就什么都跟上门来了。
你们歌剧院三百多人，在市人大、市政协挂衔的就有四、五个之多，我们科技系统上万工人，一个也没有，就这么回事。
现在人们关心的，不是正确错误，而是胜败强弱，胜者昌，弱者亡，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现在社会发展的杠杆！人也是生物，‘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对人也一样适用。
菜上来了。
施季虹默然喝着啤酒，听着，脸上热了许多。
好，我同意了。
我唱什么？（茶花女》里可以选一段，还有阿霞，我现在正练呢，啊，就是（货郎与小姐）里的……不行，这些没人爱听，你唱点（毛毛雨》、（你是一个坏东西）什么的，或者唱些校园歌曲，也行。
她有些冷笑了，那是些下九流的音乐，没有任何技巧表现…，，建国却出人意料地果断， 先把名儿唱出来！ 让青年熟悉你，然后再唱你的《茶花女》去吧！她不吭声了。
建国倒真是块商人的料。
离开了湖南饭庄，她一个人骑车子去剧院。
风吹酒醒，她心里面开始冷静地计划着下一步的紧张行动——交假条，先把巡回演出推掉；晚上，叫妈妈给文化局赵局长家打电话，然后她就趁热打铁地去；继续练阿霞的唱，还有校园歌曲……还有冯先生，对，为什么总是叫他利用，不想办法反利用他呢？她已经为他做了那些事，担了那些风险，甚至还……他不能那么实用主义。
得想办法。
如果真的出了国……一想到出国，她的思绪就控制不住地向前跳跃·，…·如果将来出了名，她非写一本回忆录不可，把艺术生涯的坎坷全都淋漓尽致地写出来，像开病假条的事；唱校园歌曲的事；争取自己的第一个歌剧角色的事，都可以写进去。
对，要让人们知道艺术家也是普通人，也是靠这么苦争苦斗，惨淡经营，奋斗出来的，不容易！当然，和冯先生的事儿是不能写的……三十穴m七上下了班， 周志明没有急着走，先到饭堂里吃了晚饭，然后不紧不慢地回到办公室来。
这些天，萌萌晚上常住在学校，他回去了便孤零零地像没主儿似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是个不自然，倒木如晚一点儿回去，和宋阿姨、季虹她们少见面，大家反而会更亲和一些。
坐在办公桌前，拉开桌边的柜子，想拿本书看，视线突然触到了柜门里的一只方方正正的硬纸盒，原来是前些天买的那套凉杯。
他立即想起该去看看淑萍的新居，这是无论出于情分还是出于礼数都不好再推迟的事情。
于是他拎着那盒小小的礼品，骑车子奔西夹道来了。
小院的门没有锁，刚走进院子，就听见郑大妈在发脾气。
你们不用气我，我也活不了几天了，活着也跟你们受窝囊气！郑大妈发尖的声音把他弄得一愣，这家人一向平平和和的，今天是怎么了？他不由放慢了脚步，又听见梅英细声细语地在说：妈，您消消火吧，看伤了身子，呆会儿不是还得上居委会主持开会吗？主持个什么？咱们家都成了贼窝儿了！我这居委会主任还有什么干头儿啊。
郑大妈的声气儿又是一批老高。
‘林消停会儿行不行？要不然上大街上嚷嚷去！王大爷也压不住火气了。
周志明满腹狐疑地推门进了屋子。
王大爷，大妈，谁惹你们生气啦？’因为毕竟是老邻居，所以他一进门就笑着问了一问。
咳，王焕德叹了口气，在床沿上坐下来，志明，甭问了，我们家这事，说出来丢人！志明，郑大妈不住地掂着两手，你说说，你说说，我们家，什么时候不是清清白白的呀？领导那么信任我，让我当居委会主任，啊，你说说，你说说……她哆瞟着语无伦次了。
到底是怎么啦？他问大福子。
还不是我妹妹那位。
大福子咕喂了一声。
梅英轻声对他说道：淑萍不是刚办了喜事没几天吗，新郎官就让警察给抓了。
这一句话，他立刻明白了事情的大貌。
因为什么呢？’他问，是分局抓的还是派出所抓的？几天了？他想分析出梅英所谓的抓，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措施，如果是治安拘留或是拘传收容审查一类的措施，那问题就不会太大，如果是刑事拘留或者是逮捕，恐怕就不是小事了。
我们也不知道是哪儿抓的，是从他们单位里抓走的，昨天家里还来了几个警察，找我们谈了……怎么谈的？警察说因为什么？说他把人家的门给撬了，据说还是太平街一个高干的家。
不是，大福子闷声闷气纠正梅英的话说，就是他们一个厂的。
是他们厂的总工程师。
他是941厂的？周志明恍然大悟地问。
是呀，你也知道这码事了吗？志明，你坐，你喝水，王焕德插话说，这事儿不提啦，不提啦。
郑大妈缓过气来，推过一把凳子，谁让我们自己的丫头不争气呢。
你说说，我们这么大岁数，到老了还跟着孩子丢脸，你说…··淑萍呢？他坐下来问。
西屋儿呢，哭了两天了，唉。
梅英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我去看看她。
他又站起来，王焕德老两口和大福子夫妻俩也跟着他一块移步到西屋来了。
淑萍一个人坐在一张双人床上，本来已经不哭了，突然见到他进来，脸上飘过一阵伤心，又禁不住嘤嘤地呜咽起来。
郑大妈十分没好气，瞧瞧你那头发，也不知道梳梳，一整天就这么瞎着。
你哭啥呀，这不是你自个儿找的吗？当初我怎么跟你说来着？噢，家大人的话你不听，这会儿你后悔啦？淑萍索性嚎喝起来了。
梅英挨着小姑子坐下，用胳膊揽着她的肩膀，说：妈，您就别怪淑萍了，她心里也不好受。
周志明是出于一种不便推卸的义务，才要到西屋来的，以他和王家的关系，总得过来说几句宽慰话才行。
而实际上，他在这方面素来是拙于辞令的。
他望望悲声大作的淑萍，心里也十分没主意，刚说了一句：淑萍，你别太难过。
便接不上话了。
志明，志明哥哥，我，我命，命不好。
淑萍偎在嫂子的肩上，连抽带端地说。
啊，啊，他不知如何作答。
她身上的衣服全是皱巴巴的压格，头发乱蓬蓬没有梳理，眼睛红肿，比起两三年前的淑萍显得憔怀了许多。
他的目光从她脸上移开，又落到挂在墙上的一张结婚照上，新娘子眼里流出那么甜蜜的微笑，而紧靠在她身边的那个小伙子……他突然全身僵住了，眼睛直勾勾地盯住那张照片，他，他叫什么？屋里人没有明白，愣愣地看着，连淑萍也停下了涰泣。
你问他呀？大福子指着照片，叫杜卫东。
就是他给抓起来了？他几乎是叫着在问。
是呀。
不，这怎么会呢！就是他。
你原来认识他？不，这怎么可能呢？他心里滚过一阵慌乱。
杜卫东！他在离开监狱的时候不是泣言知悔了吗？不是赌天发誓要做一个干干净净的人吗？一个多星期前，他还在广济路见过他，对了，当时没想到那套凉杯正是给他买的。
他是那么一副热情奔放、兴高采烈的精神状态，怎么会去干这种穷途末路、铤而走险的勾当呢？不，这实在是难以想象啊。
志明，你认识杜卫东？王大爷跟着问了一问。
啊，认识，我们在监狱里是一个班的。
嗅？王家人都愣住了。
他镇定下来，想了想，说：大爷、大妈，我能不能跟淑萍单独谈一会儿？你们先回东屋歇着。
王焕德困惑地同郑大妈相顾了一眼，站起来点点头。
郑大妈走出门以后，把周志明也给喊出来。
志明，她压低了声音，我们一家一直没沾过这路问题，你说，要不要赶紧的叫淑萍上公安局和他划清界线，办离婚哪？我看，大妈，先别急吧。
法院不是还没判吗？还不知道他的问题是大是小，何况这种事，最好慢慢再跟淑萍说，让她自己也多考虑考虑。
是啊。
唉，要说杜卫东这个人，倒还是挺勤快的，要是没这个坏毛病…··行了，你叫志明静一会儿吧，说起来就没完。
王焕德推推老伴，你不是还得开会去吗？走吧，走吧。
周志明返回了西屋。
他并没有急着说什么，而是先把这间新房打量了一下。
在双人床的对面，一只新打的大立柜占据了屋子最显著的位置，从柜门上刻接的花纹上就能看出做工的精细；一对绷了条绒面的小沙发虽然简陋了些，却很实用地摆在了立柜的旁边；在沙发上方的墙上，贴着一个大幅的电光剪纸的红喜字，周围略嫌琐碎地点缀着一些年历画和小塑料灯笼之类的摆饰品；紧挨着双人床的是一只五斗橱，橱面上的暗红漆色恰恰和床上的浅绿床单、金黄被面儿构成杂乱而不协调的色彩感，整个屋子的铺陈虽然有点儿俗气，但却透出一股甜丝丝的小康气氛来。
他在淑萍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想想，问道：杜卫东，他没有向你提起过我吗？没，他自尊心特别强，总不愿意谈起监狱这一段，他也怕别人老跟他提这些事儿。
他一直不知道我以前住在这儿吗？不知道，我们没跟他说，只说这房子是借邻居的。
噢——，他沉吟着，他出了这个事，你觉得不觉得很意外？你以前没想到过吗？我一点儿也没想到， 一点儿也没想到， 泪珠又在淑萍的眼窝里转悠了，他干嘛要干这种事呢？害了人家也坑了我，他又不缺吃不缺喝，刚从自新河放出来就找到了那么好的工作，多不容易呀！他原来还老怕别人拿老眼光看他，在厂子里特别积极，我以为他挺不错了呢，谁想到他还到外头去偷，我真是太老实了……那，你没发现他最近有什么反常的地方吗？比如说，花钱是不是比过去随便了？没有哇，我要早看出来就好了。
他每月发了工资全都交给我，然后再冲我要，最近他也没买什么东西。
他每天除了上班都干什么？不干什么，这几天帮他们厂里一个姓卢的人打结婚用的家具，其它……，没干什么。
他偷东西是哪天？噢，对了，星期天。
那天他在家有什么不自然的表情和举动吗？没……，我想想，那天，我们俩一块上百货商场买东西去了，对了，他那天碰上了一个好朋友，不过我没看见，他自己跑到街对过跟那个人说了一会儿话。
再就是……，再就没有什么啦。
嗅，我知道。
大福子和梅英端着个热茶杯走进屋来，放在他跟前。
他看看表，对他们说。
我也该回去啦。
又劝了淑萍几句。
他冲大福子使了个眼色，两人一前一后出了西屋。
谈得怎么样？大福子先问。
我问了问杜卫东最近的情况，这个人在出狱以前已经表现挺不错了呢。
我原来也觉得挺不错的，谁知道人心隔肚皮，人家都说偷东西这玩意有痛，染上了就难改。
你妈想叫淑萍和他办离婚，我倒觉得还是别操之太急的好，不如冷处理，让淑萍凉一凉，等心里头平静下来再考虑，家里最好别勉强她，别逼她。
人家也毕竟是夫妻一场，总免不了要有些难以割舍的情分，你说呢？对对，回头我们都跟我妈说说。
那我走了。
哎，大福子又拉住他，杜卫东怎么处理，你能不能帮着给打听打听？呢——，他犹豫了一下，有规定，没有结束预审的案件，办案单位是不对别人透露情况的。
我知道杜卫东是市局刑警大队抓的，单从这儿就能看出案子不算小，你想想，偷到太平街去了嘛。
刑警队我倒是熟人多，看情况吧，能问我就问问。
行，反正别勉强，别破坏你们的规定。
从西夹道出来，他慢慢地骑着车子，心里又混乱又难过。
杜卫东走上回头路，对他的确是一件非常难以下咽的事。
诚然，人是会变的，但怎么会这么个变法呢？人，难道真的是一种全不可预言。
木可捉摸的怪物吗？他实在悟不出道理来。
回到太平街，把车子搬进大门的时候，他一眼瞥见萌萌那辆绿色的二六小车支放在走道里。
她今天回来了？他心里想着。
走廊的白墙上，新近添了两幅精校的轴挂，一幅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古画，是青石斋画店的水印；另一幅字，是南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龚裴文老先生的墨宝，录着一条古训：行成于思，毁于随。
笔法确是豪放不拘，古风可叹。
这是宋阿姨辗转周折托人索要的，昨天才校好挂出来。
他从那字幅下面走过，在衣架上挂大衣的时候，听见客厅里肖萌正在跟谁说话。
什么叫幸福？要我说，只要你产生了幸福感，那就算是有了幸福。
互相喜欢不就是幸福吗？就像援朝哥哥，蔫蔫乎乎的，可你就喜欢这蔫乎劲，他也喜欢你，这就挺好嘛。
援朝和他可不一样。
季虹的声音照例要冲一些，你其实根本木了解援朝。
他蔫蔫乎乎？错了，再没有比他更有主意的了。
我喜欢他就是喜欢他心里拿得住，这是男子汉的一种气质。
再说，援朝好歹是正经八辈的翻译，精一门外语，可他有什么？一个警察，扒拉个脑袋就能干，还挺保密似的，干什么的还不愿意说，我看说不定就是个管户口卡片的。
你说你究竟喜欢他什么，他有什么可以吸引你的？说来说去不就是个形象好吗？这都是一时的。
至于说他喜欢你，那当然了，咱们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条件，他当然不会有什么说的。
周志明本来是想过去的，季虹的话使他收住了脚步，心里头仿佛让人踩了一脚那么难受。
又有一个声音响起来，原来宋阿姨也在屋里。
你不要太任性，萌萌，不要那样对待人家乔真，人家请你去玩玩有什么不好呢？志明那孩子老实是老实，可他毕竟是坐过监狱的。
坐监狱？那还不是因为保护反‘四人帮’的人吗，现在也平反了！据说也不是一点儿错误都没有，人家乔真的爸爸就是管这些事情的嘛。
他没有再听他们说下去，回到自己的房间。
打开台灯，台灯是贝雕粘的，玲珑剔透，很漂亮。
灯光从绿色的纱罩里泻洒出来，整个屋子沉浸在宁静的暗调里。
是的，这儿很舒服，很优越，可这儿不是他的家，今后他也不会在这儿安身立命。
本来，他是想把自己为什么坐这几年牢原原本本跟施伯伯和宋阿姨讲的，现在他决定不讲了，在季虹这样的人面前以恩人自居，换来她的好感与容纳，也许会使他比现在还要感到尴尬和无味。
此刻，他无论如何不能控制住自己去想念死去的父亲。
他爱自己的工作，爱周围的同志，可所有这一切都无法代替对父亲那种依傍的渴望，这也许是人的一种天性，没有亲人便会孤单，他现在就常常会切然地感觉到生活中和心灵上的这种难于弥补的欠缺和空旷。
肖萌呢？肖萌是他的慰藉，尽管他们现在并不十分谈得来，但她毕竟是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了。
他之所以没从这儿搬 出去，大半就是因为不想伤她。
反正， 将来就是结了婚，他们也得 和这几分开过，不在一块住着。
那样，跟来阿姨和季虹她们的感 情，也许反而会好些的。
夜里，他睡不着，倒不是为了这些疙疙瘩瘩的不痛快，顺逆荣辱，他多少都尝过一点儿了，当然不能还像林妹妹似的缠绕在这些无聊的愁怀和伤感中。
对生活上的事，还是线条粗一点儿为好，管它那么多呢！这一夜使他辗转反侧的，还是杜卫东这件事，怎么想怎么是个不通！第二天，一到了办公室，他先给马三耀拨了个电话。
喂，我说，今天晚上我想见你一面，下了班，九仙居饭店怎么样？哈！ 马三耀在电话里笑起来了，你的消息真够灵通的啊，我这I［还没正式结案你就逼我还愿哪？你又是没空儿，是不是？他先堵他的嘴。
空儿是有啊，可就是·、…·我说，你等我下月关了切行不行？还有一个礼拜。
你来吧，今天我请你，九仙居的西餐部，那儿人少，说话方便。
你出血呀？那我恭敬不如从命了，只是那洋玩意咱吃不惯。
好好好，晚上见吧。
晚上见。
八仙居饭店是个有五十多年历史的老字号，坐落在马尾路深处一个殿堂式建筑的深宅大院里。
原以经营鲁菜著名，后来又添设了西餐部。
近几年，饭店的门面虽然装修了洋气的大玻璃门，可进到内部，还是个绿竹回廊的连套院儿，仍不失其古雅之铁。
因为这儿远离商业中心，也不是交通干线，外地人一般涉足不到，本地人又嫌价格昂贵，轻易也不来铺张，所以在繁华拥挤的南州市内，是个得天独厚的避喧之处。
周志明之所以把马三耀约到这儿来，图的就是一个可以安心说话的环境。
他们找了个挨墙的桌子，他叫了菜，马三耀又在柜台上买了瓶中国红，两个人杯盏交错地对酌起来。
你也该请我，你比我阔多啦。
马三耀三杯酒下肚，脸色不变，一边吃菜一边说，这两年的工资补了你多少钱？你爸爸又给你留了一万多，你可是个大富翁广他没答话，却反问道：听说这次百分之二的调级，你们刑警队有你一个？刑警队一共提了三个候选人，我是其中的一个，反正最后三挑二呗，是谁还没走，不过目前我的呼声最高。
为什么，你有那么出色吗？那当然，马三耀掩饰不住的得意，我搞刑侦快三十年了，由我自己牵头负责的案件，大小近百起，从没出过一起冤假错案；从没抓错一个人，这在全局都是最高的纪录，这一条还不够硬梆梆吗？包括十一广场那阵子，我抓的也全是小偷流氓，悼念总理反‘四人帮’的没碰过一个指头，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呀，你不服成吗？你现在这个案子搞得好像也挺顺手，什么时候完？他开始把话题转过来。
你说的是江一明家那个案子呀，已经破了，马上准备往检察院送了。
哼，说是大案，实际上就是一般的溜门撬锁，只不过因为是发生在太平街上，市委格外重视罢了。
跟你说吧，搞这种案子，不是吹，轻车熟路，玩似的。
你别急，等下星期发了工资准请你，赖不了。
噢，对了，你猜作案人是谁？就是咱俩在广场事件那时候抓的那个小偷，叫杜卫东，还有印象吗？我和他在监狱里住一个屋子。
是吗——！马三耀惊异地叫起来，搞了半天，你们还是难兄难弟呀！咳，当初也该把你排到涉嫌对象里去，哈——哎，跟你说，他挨近马三耀，我怎么觉得杜卫东不大像作案人呢？没错，冤枉不了他。
哟，这是什么玩意啊？白不拉擦的，也没什么味嘛。
奶油烤杂拌。
跟你说真的，我看不像他。
马三耀的脸从奶油烤杂拌的盘子上抬起来，望着他严肃的面孔，敛起自己的笑容。
你怎么知道？周志明放下手中的叉子，说：前几天，我见过他，昨天晚上我又去过他家，他和我们家的邻居结婚了，那是很不错很本分的人家。
从现在杜卫东本人的情况和家庭的情况看，他似乎不会干这种事。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不以善良人的意志为转移，他偏偏就是于了，你有什么办法？你不知道，他出狱的时候是下决心要改恶从善的，既然很快就找到了工作，为什么还要铤而走险干这种连过去都没干过的大买卖呢？他过去只不过在街上偷过两次钱包，还从来没敢撬过门，更木用说到太平街这种地方撬门了。
案，是他做的，这一点没错。
至于他为什么作案，马三耀仰脖喝干了杯中的酒，那是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研究的题目。
我的责任就是查清他的犯罪事实，这个事实是由一系列调查材料、现场勘查材料和技术鉴定材料所组成的，也就是说，是由合法的证据材料所组成的，如果谁对这个案件的结论有什么异议，或者要推翻这个结论的话，那么同样，也得拿出证据来，你有证据吗？没有，我只是感到迷惑，想不通，只是在直觉上认为作案的可能不是他。
我说你呀，干咱们这行也不是一两年了，怎么像个外行人似的想入非非？我看，你的直觉纯粹是一种臆想，也许那个姓杠的和你患难了两年，建立感情了吧。
告诉你，侦察员只承认理智，不承认感情，你可不要感情用事。
周志明慢慢晃动着杯子里维红色的酒液，自言自语地说：我要是能看看案卷材料就好了。
你比我要高明到哪儿去呢？马三耀不无嘲讽地说，你一看就看出问题来啦？哼！跟你说，你要实在想看看的话，也行，叫你们处向局里打个报告，要求把案子接过去重新调查，局长只要一批，我这儿立马就交，怎么样？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现场的情况，鉴定的情况，我什么都木了解，理智从何而来呢？得了，别操那么多心啦。
抓特务大概我不如你，可抓小偷流氓，别忘了，我可是你的进门师傅。
我吃这份粮二三十年了，我的那帮人也不是酒囊饭袋，对这个案子的假设，我们比你做得要多得多。
事实是摆着的，现场勘查、技术鉴定、知情人证言，互相印证，不那么容易错！无赃无证不成贼嘛！他看看马三耀，良久才解嘲地笑了一笑，唉，也许是我神经过敏了吧。
我们谈点儿别的吧。
马三耀往面包上抹着果酱，苦笑着说，我这一天到头总是案子案子，脑袋累得不行，谈点儿别的吧，你跟我说说你到她家落户的情况怎么样？那有什么好说的，况且我也没在那儿落户呀。
什么时候能叫我喝上喜酒产早着呢，她还上大学，至少还得两年。
毕了业她准能分在南州市吗？南大是全国分配，可别给鼓捣到‘新西兰’去。
谁知道呢，他OJ学校最近还要在外县办一所分校，要抽一部分师生去那儿学习，据说毕业以后分校的学生主要分往外地，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去。
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这样，没上大学那会儿，只要让他上大学，怎么都干，现在上了大学，桃三拣四的，臭毛病全来了。
怎么说呢，论条件，分校就是没法儿跟总校比，吃住不行，师资不行，毕业了还要往外地分，去了那儿也许就定了终生了。
现在可不是‘祖国要我守边卡，打起背包就出发’的年代了。
从施肖萌那儿我才知道，如今的大学生和咱们干公安的人可不一样，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主张，并不习惯服从谁，不愿意承认权威。
现在的政治思想工作有时候竟成了一句空话， 做不做由你， 信不信由我。
没办法，谁让‘四人帮’过去搞空头政治，闹得现在人们连一点儿浪漫主义的东西都不信了，一个个都实惠得吓人。
你也甭光赖过去‘四人帮’，现在有些人搞政治思想工作，还不照！日是形式主义？有的政工干部，自己没有水平，怎么教育别人呢？你就说上次局里政治部那位吴副主任讲的那堂党课吧，那叫什么呀，你听了没有？哪个吴副主任？什么时候上的党课？就是挺胖的那个。
讲干革命要有良好的体魄，你猜他举了个什么例子？举了个余太君！说余太君因为常年坚持锻炼，结果活了一百多岁，是中国有名儿的长寿老人，他连历史人物和文学人物都分木清，这么当副主任，我也成！举例子嘛，你明白他的意思木就得了？举例子就能随便举？那孙悟空活了好几百岁，他怎么不举？这些事你倒是比我还认真，哼！我也是说说而已，不像你，还当真去操那份闲心。
直到九仙居要下班关门了，他们才离开座位。
周志明有生以来头一次喝了这么多酒，脸上红扑扑的像上了层热彩。
他和马三耀分了手，踉踉跄跄回到施家。
不晓得是不是由于力不胜酒的缘故，这一夜他怪梦连篇，一会儿看到了那堵土黄土黄的砖窑，一会儿又看到黑黝黝的仙童山，最后，杜卫东不知怎么跑出来了，冲着他抱头痛哭，把他从梦魔中惊醒过来，身上净是冰冷的汗水，直到早晨起了床，精神还有些恍他不定，他连早饭也没有吃就上班来了。
在办公桌前坐定，用指甲招了格太阳穴，杜卫东和王大爷一家的形象就挤在发胀的脑袋里，轮番变幻着，原来那个疑团一下子又重新在心中凝聚起来。
到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他把段科长叫了出来，在走廊没人的地方，他把他所想的，连带这个案件的情况全都对段兴玉讲了一遍。
听完他的叙述，段兴玉很平静地说道：这个事我听说了。
昨天我在局里碰上搞内部保卫的邓处长， 他说941厂保卫处向他们汇报了一件事，就是江一明同志在家里被撬以后，发现他的笔记本里夹着的一张小字条自己掉到地上去了，笔记本是和钱锁在一个抽屉里的，里面都是他在今年十月份参加航空工业技术规划会议时所做的记录，内容是绝密的。
估计是小偷偷钱时无意触动了这个笔记本。
江一明同志主动向保卫部门谈了这件事，并向厂党委和市委写了检讨，要求处分呢。
科长，他心里霍然一动，你说这个盗窃案会不会有政治背景呢？我这是瞎想啊。
这个，目前还看不出来。
段兴玉摇摇头，至于你刚才的那几条怀疑，当然，是可以做为一种看法、一种分析而存在的，但要促成对这个案件的重新调查，分量就远远不够了，除非刑警队自己愿意复查，那又当别论。
不过他们现在既然已经准备结案，没有充分切实的理由，显然是不会推翻成论的。
马三耀不给你看卷完全对，因为不是你管的案子嘛，你看卷算怎么回事呢。
周志明叹了口气，唉，我大概是过于自信了，我和杜卫东相处两年了，每天一块背床板，吃一锅杂粮，的确也容易被过去的实感缠住。
可是，可是，他在出狱的时候，确实是改造得不错的，现在又有了那么好的工作，还有了小家庭，这对于一个劳改释放的人来说，生活所给予他的简直可以算得上是得天独厚了。
究竟是什么使他旧病复发呢，而且居然跑到太平街上去偷，这也大胆大包天了。
不，他其实不是一个有胆魄的人，不是的。
这一点没有人能比我更了解。
所以我想不通，可是，我拿不出证据来，我没有证据。
段兴玉用手蹭着下巴。
半天，才抬起眼，说：你的想法呢？也不无道理。
这样吧，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可以试试。
马局长不是经常去施肖萌家找她爸爸谈工作吗，你碰上机会，不妨跟他说说这个案子。
江一明同志那个笔记本被动过的事，我想他应该是知道的。
你再说说你的那些怀疑，不过千万不要说到要求重新调查的份上去，我们手里既然没有证据，当然就不能武断地否定别人的结论。
我想，只要马局长同意让我们从失密的角度到刑警队去了解了解案子的情况，那咱们就可以详细考虑一下背景问题了。
凭你和马三耀的关系，到时候找他看看卷总是可以的吧？周志明想了想，对，我在自新河就和马局长熟悉了，实在不行我找他去。
下班的铃声响起来，他们的谈话中止了。
周志明知道萌萌学校的法律系要组织学生到自新河农场参观去，这几天她可能不会回家。
但因为他已经和吴阿姨讲好了今天晚上帮她把厨房里的旧碗架用碱洗洗给油出来，所以便匆匆到饭厅吃了饭，没有再耽搁就离开了机关。
从机关的大灰门出来，骑车走不远就上了大街，然后向西拐，奔幸福路。
如果去西夹道的话，在这儿就得有转弯了，去太平街还得照直走，一直到南州饭店才能拐弯，他把车子骑到南州饭店大门前，要拐还未拐的时候，突然看见了施季虹。
施季虹正站在饭店门前的一辆小汽车的边上，冲车里的人说话。
自从进了文艺界以后，她身上的打扮一天比一天新颖。
今天又穿了身黑色西服，倒也落落合体，一只款式别致的米色皮包挽在小臂上，在白灿灿的路灯下格外触目。
他把自行车顶在汽车的屁股上。
施季虹显然还没有看见他，只顾躬着腰把脸对着汽车的窗子大声抱怨着什么。
不是你非得约我去国际俱乐部的吗？我来了，你倒要上北京去，讲不讲信用？今天非得请你原谅不可了。
这是个临时的事，我上午才决定的，连飞机票都是买别人退的。
汽车里的人冷冷地说。
算了，谁知道你怎么回事，你一贯说了不算的。
她挥着手，直起腰来。
汽车里的人没有再吵喀，车开走了。
小虹姐姐，他发现季虹看见了他，便往前蹭了两步，那是谁呀？一个朋友，你不认识。
施季虹翘望着远去的汽车，心不在焉地答道。
噢，我知道，是那个姓冯的吧？他随口无心地笑着说。
畸，她把脸扭过来，似笑非笑的，不愧是公安局的啊，谁的事都想打听个一清二楚，哼，职业病。
他让季虹刺得有点儿恼火，随便问问，我要打听这干什么！你今天是不是跟吴阿姨说要刷碗柜？她把柜子都腾出来了，直问你什么时候回去。
李虹自己把话岔开了。
我现在就回去。
他骑着车拐过南州饭店，太平街就在不远了。
这是太平街最拥挤的时候。
推车上了马路沿，骑过一片开阔地，再过一排又高又密的梧桐树，用不着走到萌萌家的大门口，就能把太平街上的喧嚷甩在后面。
这儿，还是挺安静的。
周志明的眼睛倏然亮了一下，他看见马局长正从萌萌家的门里走出来，嘿！他心里叫了一声：好运气！八色有点暗了。
施万云一个人呆在屋子里，心情有些空茫。
透过旁边那扇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黄昏，窗前挖沟留下的泥土狼藉不堪，为什么这么久都没人来清整一下？将来这儿应当利用起来，种点儿青菜。
刚才马树峰为了江总家被盗的案子来找自己聊聊，这会儿他并没走远，正站在那排已经掉光了叶子的梧桐树下，同下班回来的周志明说话。
呵，对，他们是在自新河农场认识的。
从侧面看去，志明那孩子真是长身玉立，显得十分挺拔。
志明已经来了好些天了，宋凡有点不大满意，背地里向施万云南咕过好几次，看他和萌萌的事还没走就这么住进来，万一以后有变化可怎么收拾呢？有什么可收拾的？孩子举目无亲，寄人篱下，也是很可怜的。
他生怕宋凡顺嘴说出什么伤人心的话叫志明听见，他父亲也是个老同志了，就算是革命遗孤，我们也该尽责任照顾他嘛。
可宋凡还有另外一层顾虑，坐过监狱的人，难保不养下什么坏毛病，我总觉着和萌萌在一起木大好。
那倒无碍，你我不是也坐过非正式的监狱吗？宋凡沉着脸，还是不高兴。
好在志明这孩子比较懂事，人也勤快，默默不响的绝不用担心他会惹人讨嫌。
窗外，那排梧桐树下，马树峰和周志明握手告别了。
接着，他听见了开大门的声音，周志明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响了一下，移进厨房去了，很快就传出了吴阿姨咯咯的笑声。
志明勤快，很讨吴阿姨喜欢。
哎，马树峰是怎么走的，他好像没坐汽车，这个老马……据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群众对马树峰并没有多少气，所以他倒少受了不少罪，这大概和他平常比较俭朴，比较能联系群众的作风有关吧。
连市委的干部都知道，老马的几个孩子至今都还在工厂里当工人。
施万云心里忽然有点别扭，相形之下，说不定人们会认为，萌萌进南大，虹虹进歌剧院，都是出于他这个父亲的操持。
其实他是一句话也没有说的。
进大学凭考试，制度森严，他怎么能作弊？虹虹进歌剧院的事，她妈妈倒是活动了一下，不过后来也是经过了考试，合格后才录用的，总不为过分吧。
对虹虹，他总觉得应该加倍好一点，能帮她的地方尽量帮。
孩子在那个艰难年代对父母是尽了心的，他也总该还给孩子一点清分，尽一尽人父之责吧。
特别是现在，虹虹越来越叫人放心不下了。
父女之间的隔膜似乎越来越深，距离也越来越难以弥补， 见了面， 除了互相说几句吃饭了吗？早点睡吧，注意别着凉。
之类的废话，几乎连一句正经话也没法谈，一谈就吵，一吵，全家不安宁。
虹虹的思想以前就偏激，无论左还是‘右，都喜欢极而言之。
如果仅此，还可以慢慢引导，慢慢说服，可令人不能容忍和原谅的，却是她身上那种过去未曾有过的个人主义的东西，赤裸裸的自私，无掩饰的自私。
虹虹过去不是这样的，她就是在当红卫兵发疯的时候，心里也还有着许多火热纯洁的向往，这十年的颠云倒雾，一下子把人拧到反面去了，从盲目地相信一切到一切都不相信，对自己人生道路上这一串左右摇摆的脚印，虹虹自己并不觉察，也懒得反顾一下。
可他做父亲的却是看得再清楚不过了，跟她说，她还不以为然，总是从鼻子里笑一笑，做着不屑一答的神情，仿佛说：瞧，您又来了。
几次都搞得他极不愉快。
说真的，他倒宁愿虹虹的思想重新复归到少年时代的狂热和盲从状态中去，只要国家的政治形势稳定，这毛病并不难因势利导，改过来，他实在不愿意看她这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冷笑。
是不是他太严厉，太简单了，惹得孩子不愿意同他讨论事情？做为父亲，他是爱虹虹的，可这爱的确只停留在内心深处，很少表露出来。
孩子是不是没有感觉到？仔细想想，也是，就从他恢复工作以后算起吧，他就没有真正帮虹虹办过一件事，连和孩子们在一起亲热的时候也极少，虹虹会不会因此生怨？看来也不全是，如果说，在四人帮时期虹虹的烦躁常常是不满于自己和家庭的处境的话，那么现在，她还有什么不满的呢？说到底，个人主义不得了，永远没有知足的时候。
前些天，虹虹请她剧院里的一位院长来家里吃饭，他在饭桌上无意间问了几句剧院党组织的状况，结果那位副院长误会了，以为是向他暗示虹虹的组织问题，忙说了些许愿的话。
他听了倒也没说什么，如果虹虹真的在单位里好好工作，把组织问题解决了，倒也是件好事。
前天，那位副院长又给他来了封信，说解决虹虹的组织问题关键要过党小组和党支部这一关，可虹虹在剧院里——当然，信中的措词是含蓄婉转的，但意思明白——虹虹在剧院里的群众关系不好，而且到现在连入党申请书也没写，希望家里能配合点点她。
他当即找虹虹谈了，一个青年，政治上对自己总要有要求吧？既有要求，就得严格约束自己，高标准衡量自己，高标准本身就包括了搞好群众关系这一项在内，而搞好群众关系，又首先要从反对个人主义做起……他说了将近半个小时，说到后来连自己都有点动感情了，虹虹，你忘了你这名字了吗，我原来起的是继承的继，红色的红。
这么多年了，就是在文化大革命蹲牛棚挨批斗的时候，爸爸也还想着，我是革命的，我的后代，我的一家都是革命的，历史总会证明这一点。
他对虹虹是怀了多么大的期望与寄托啊，他的老泪都快要掉下来了。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相信虹虹是懂事的孩子，这些充满了父爱的话不会使她无动于衷的，他就是这么一厢情愿相信着自己的判断。
他还记得市里的一位团委副书记在大会上讲过，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青年人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粗野的、 着破红尘的外表下，潜藏着一颗并未完全冻僵的 心，他相信虹虹也没有冻僵。
可是虹虹，他万万没有想到虹虹竟然 会那样伤他的心，她怎么会这样呢！爸！您别管我的事行不行产’她皱着眉头跺脚，简直有点气急 败坏的样子，市民盟的人刚找我谈过，都同意我参加了，要是知道 我要入党，人家就不收了。
回头党再入不了，参加民盟的事又吹 了，我干嘛呀！什么！他大吃一惊，你要加人民盟？这种大事，怎么也不先跟我说一下，不问问我的意见？我多大了，什么事还都得先跟您说呀？不行！他拍了桌子，我要你加入共产党，你是共产党的后代！爸，你不了解我们文艺界的情况，参加民主党派可吃香呢。
再说帮助民主党派发展组织，是中央的精神，您还是市委书记呢！你这是…··，他无言以对。
要再说，虹虹还会讲出一大套互相监督、长期共存的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来堵他的嘴。
他不知道该怎样来回那位副院长的信。
施万云很沉重地在屋子里踱了两趟。
屋子很闷热，暖气烧得太过火了。
据说这一排复辟房的暖气是全市烧得最早，也是烧得最热的，热得叫人难受。
他走到窗前，打开一扇窗户，初冬的凉气柔和地扑在脸上，令人清醒，远处的大街上，路灯明亮，一片都市傍晚的喧嚷随风传来。
当市委书记两年了，他已经不大体会得出身居闹市的滋味了。
前几天他在回家的路上，偶然停车到一家书店转了转，人挤人，顾客让营业员拿书，都是求爷爷告奶奶的口气。
今天他回家的时候，特地留意了一下沿途的情形，结果看到所有菜市场的门口，都是人山人海，甩着长蛇似的大队。
也许自己现在真是高高在上，不大容易晓得民生的疾苦了。
群众也渐渐不大熟悉我们了，再下去就是疏远、陌生，搞不好还会生怨恨。
群众的眼睛喜欢盯着我们的房子、车子、孩子……房子好说，是组织按规定分给他的，多了他也不要；车子也是国家根据工作需要配的，像今天宋凡到她一个老战友家做客这种事，也一概是自己坐公共汽车去的。
可是孩子…雄一叫他难以理直气壮的，是孩子，叫人太不放心了。
他在办公桌前坐下，拉开抽屉想取出那封信来再看看，在身体前倾的一瞬间，桌面的大玻璃板上映出他的脸，苍老的，有点浮肿的脸，额角处的一块老人斑越来越显眼了。
唉，真的老了，成难的会议，成山的文件，完全是在疲于应付，而虹虹现在又是这个样子，不能不顾。
过两天，一定要找她再谈一次，坐下来，认真严肃地谈， 不能再放任她了。
他倒是觉得，假使虹虹还在941厂当仓库保管员的话，也许倒不会像现在这样叫人操心。
从她现在那些个披头士模样的同事们身上，可以想象到她那个剧院里的政治思想工作已经薄弱到了什么程度，虹虹就是叫这些人耳濡目染地带坏了，还有那个姓冯的外商，不知道是怎么认识虹虹的，也不知道都对她灌了些什么东西。
外国，外国也不是天堂！虹虹都三十岁的人了，怎么还这么轻信呢？以后，不能让虹虹再和这个性冯的来往了，没好处！飞机是晚上八点钟到达南州市的。
因为叫不到出租汽车，冯汉章在机场足足耽搁了两个多小时才回到南州饭店。
他先到酒吧喝了杯威士忌，然后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子回客房，他想先洗个热水澡，结果几乎在澡盆子里睡着了。
洗过澡，精神略略清醒了些，他肌肉松弛地躺在席梦思床上，拉上被子。
被子暖烘烘的， 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樟脑味。
在伸手关 灯的一瞬间，他瞥见床头柜上的小座钟正指在0点的位置上，平静 的心绪不禁又下意识地飘忽起来。
要不要听听收音机？他明明知道不需要，可一到这个钟点，还是忍不住习惯地动一下念头，那个幽灵般的图书广告，还会木会再出现呢？…·，·……本社出版《婚前辅导》，请听作者融会他所涉猎的哲学、神学、心理学、教育学以及社会学知识，娓娓细述……三天前，当他从收音机里突然听到这个娘们儿嗲声嗲气的声音时，内心里的感觉说不清是抱怨还是恐慌。
因为马尔逊曾经很明确地对他说过，例常的接头一概用他到香港度周末的机会同D3情报局的驻港联络员进行，而这则通过规定频率播发的商品广告，则是做为在紧急情况下的一种非常联络手段而备用的。
可是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他已经是第二次被这样非常紧急地呼叫去了。
在第一次听到这个呼叫的时候，他还以为出了什么凶多吉少的大事，急如星火而又战战兢兢地赶到了香港，特别是当他看到等候在那里的并不是那个联络员，而是风尘仆仆的马尔逊和霍夫曼时，两条腿都禁不住发软了，他不知道他们的突然出现意味着什么。
更加出人意料的还不在于此，当他知道他们召见他的目的不过是想了解一下他物色的那位新朋友的情况时，几乎没法地控制住一腔子的无名怨火儿！他物色这个新朋友的事，在前一次接头时就已经同联络员讲过了，其实一切都不过是个开端，完全用不着这么大惊小怪，小题大做，火上房似的赶来问究竟。
如果单是霍夫曼，倒还可以理解，这家伙常常闲来生事，总想花样翻新地搞点动作，好像不如此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存在，而根本不考虑这种紧急召见会在整天提心吊胆的情报员的心理上产生多大恐慌。
可叫人糊涂的是，为什么连马尔逊也这么郑重其事地被惊动来了？那次莫名其妙的接头过去以后，好歹平静了一个时期。
三天前，这则《婚前辅导》的广告，再一次从广案的夜空不期而至。
他仍然不敢有所怠慢，立即推掉了手头上几桩待办的业务，也推掉了和施季虹约好的消遣，甚至还来不及做出任何揣摩和猜测，便行色匆匆地登上了去香港的航班。
他不知道这次召见仍然是小题大做还是真有重要事情，整个身心都笼罩在沉重的慌乱中，他倒宁愿还像上次那样，不过虚惊一场。
他是讨厌霍夫曼的，而霍夫曼有句座右铭却是至理名言：间谍职业的第一要素是勇敢无畏。
到现在，他才开始能用自身的体验来感受这句话所包含着的深刻而又具体的内容了。
无可否认，青年时代的那种对冒险生涯的天然喜好一去不复返了，他对过去曾经那么崇拜和热衷的间谍工作已经彻底地厌倦了，只剩下那个不免可怜的梦求——退休！可什么时候才能熬到这个梦想中的归宿呢？干了这么多年，他才刚刚明白，退休，是一个间谍的最体面。
最荣耀、最理想的结局。
他把这几年的自我好好地回顾了一番，说实话，三年前他在这个危途上初试之后就开始有点儿畏惧了，以后所表现出来的那点儿胆略和自信，不过是一种回光返照，或者说是有意在为自己能够平安告退而争得一点儿资本，如此而已。
即使这样，也是不容易的。
一个在间谍舞台上活动的人，如果不是情愿的，那他就免不了得天天去嚼咀去体味那种叫人透不过气来的恐怖感和重压感，得去长期忍受寂寞的折磨，这个折磨能把你的虚荣心一点儿一点儿地剥掉，让你很快就变得精疲力尽、神经脆弱。
他自己目前的状况不就是这样吗？就像一个在陡岸之间走钢丝的人，稍稍出乎常规的动静立即会使他心惊肉跳。
一个没有外交特权，不享受司法豁免的人，别看你现在像个贵宾似的躺在这张温暖的席梦思上，说不定过一刻就会被扣上手铐，扔进阴暗的牢房中等死。
木行，他身上麻麻地起了一层鸡皮，不能再想下去了。
他狠狠翻了个身，竭力使自己从委顿不安的思绪中摆脱出来。
仗还没打，就怕兵先疲了。
他知道放任这种思绪来控制自己会有什么样儿的结果，他现在常常逼着自己往好处想，往宽处想，有时想起马尔逊，心里也会热一下。
现在他更加深切地体会到，马尔逊关于情报员的价值高于情报的主张和种种爱惜、保护情报员的举措，实在是高明的，有远见的。
就凭着这位上司，他有时倒也情愿再为他搏一搏！这次和他接头的，又是马尔逊和霍夫曼。
马尔逊最近以D3情报局亚洲地区处的主任之身，又兼挂了D3派遣部副主任的衔头，上眷独隆，官势正盛，这可以从霍夫曼对他恭敬从命的态度上，看出一二。
这无形中也加重了冯汉章自己的惶恐，在马尔逊和他谈话之前，他一点也估不出这位情报界的巨头千里迢迢赶来和他接头，是喜还是忧。
接头是在马尔逊下榻的饭店里进行的。
早有人替马尔逊订下了一间相当豪华的客房，房内的装满据说是仿照了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宫廷样式，连水池的开关，洗澡的喷头都按中世纪的规格含了八成金。
但冯汉章却觉得那套现代化的浅色沙发有点煞风景；落地座钟的外形也太单薄，缺少那种古典味道的沉重感，没办法，香港人的趣味向来俗，什么东西都能让他们搞得半古半今，非驴非马。
马尔逊身著全黑的西装，外表上显得年轻了许多。
当马尔逊用瘦骨棱梭的双臂紧紧拥抱他的那一刻，他的眼睛潮湿了，一个念头蓦然撞上心扉，……如果，向马尔逊提出来，离开中国……，行不行？而这话却是极难启口的，他实在不愿意让这位对自己有着知遇之恩的上司感到一丝一毫的为难和失望。
一向，他在马尔逊心目中的形象是忠勇可嘉的，他不能不珍视这点资本。
喝点咖啡？马尔逊主人似的招呼他坐下，你们中国讲究喝热茶，或者来点茶？不， 来杯咖啡吧。
中国人嘛，喜欢茶，而我更习惯咖啡的味道。
他在说中国人三个字时的那种超然物外的态度，招得霍夫曼怪里怪气地笑起来，那笑声使他觉得屈辱，妈的，我要是马尔逊的话，就绝不叫霍夫曼再管情报员！是速溶咖啡，沏起来很方便。
马尔逊呷了一口，笑着说：为了这次阔佬身份的旅行，我几乎同医生闹翻了。
医生建议我到地中海一带去过冬，那儿的空气对我的老年支气管炎有好处。
啊，怎么样，你的气色看来也不大好，工作上有困难？机会终于来了，可他仍然拿不准该不该说。
在短暂的沉默中，只有那架落地座钟发出防晒的有节奏的鸣响，一下一下在他心头叩击着。
从对面的镜子上，他能看到霍夫曼怀疑的目光剑一样射向他的脸，哦，那是一张相当老相的脸，可他，才四十岁，还有半辈子生活可以重新建设，他的安乐，他应该得到的那一份安乐，如果只是因为今天的一点点虚荣心而被耽搁被错过的话，岂不是自误终身吗？木，他得早点善为己谋，谋一退身之路了。
最近，我的身体……常常有点儿，有点儿虚弱，老是头晕、心悸、气短、健忘，唉，真是见鬼，才四十来岁……就已经未老先衰了。
霍夫曼双肩一耸，夸张地做了个惊讶的表情，你看过医生了么？他摆摆手，医生是看过好几个了，他们的意思是说我有点疲劳过度，我想，也差不多，我在中共大陆工作的时间也的确不短了。
他观察着马尔逊的反应，继续试探地说：如果能休养一下，松弛一下，时间长一点儿，当然，咂——，也许会好的。
唉，精力确实是大不如前了，我那个公司也答应过给我休假，时间由我自己定。
马尔逊的脸上还是挂着老年人那种慈祥大度的微笑，但并没有对他的试探作任何表示，只是说：你现在不过是战略性派遣，没有任何具体任务，所以精神上不妨尽量放松。
语锋一转，蔼然问道：你的那位朋友现在情况如何？他当时还以为，马尔逊突然问起他手上的这个情报来源，是出于对他能否撤出南州市的考虑，如果这个情报来源的价值很大，他做为指挥者和情报传送者当然就万万走不开了， 不但走不开，还得 死钉在南州市围着这个情报来源打转地。
经过这几年的间谍生活，他也算悟出点门道来了，像他这样的间谍，别看数年训练、迂回派遣，花的工本木小，可充其量不过是个中介情报员，只能搜集一般性情报和公开性情报，最多干点物色情报员和传递情报的差事。
他的自然条件注定了他不可能有什么大作为；相反，那种靠他发展起来的，能直接接近情报目标的当地人，才是真正的情报员，哪怕他们没受过任何训练，又笨又蠢，但就凭他们那个得天独厚的位置，也要身价百倍，而他这种全能间谍，其实反倒成了这些人的陪衬了。
如果马尔逊认为这个情报来源不能放弃的话，那自己也就绝对走不了，这是再明显不过的局面了。
于是他略略想了一下，说：这个人嘛，自从调了工作，可以说已经丧失了一个情报来源的价值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从这个人那里再没有得到什么，而我现在却还欠着帐，我原来是许过愿资助留学的。
资助留学？马尔逊却像是极感兴趣，这么说，你们之间还有一条利益关系的锁链，好，这很有利。
这不过是空头支票，我们没必要兑现的。
马尔逊先生是另外的意思，霍夫曼解释道，我们考虑了一个很有趣的计划，想在南州小试一番，是的，计划并不复杂，但很有趣。
马尔逊用白细瘦长的手指点起一根乌黑粗大的雪茄，泰然吐出一日浓浓的带甜味儿的烟气，从容不迫地说道：这事得我们共同来干，或者说，得由你来干。
到这时候他才明白了，马尔逊所要他来干的这件事，就是这次接头的事由了。
他心里飘过一阵紧张，眼睛直勾勾地盯住马尔逊的嘴巴。
已经有很多年了， 我们对南州的941厂一直……，用一句中国的成语说，一直鞭长莫及，在我们的情报拼图上常常缺少这块重要的拼版，看来，今后短时期内也难于有所突破，你的那位朋友一走，我们就更无从得到什么了，这是很遗憾而又无可奈何的事情。
可是从你上次汇报的情况看，南州市保安部门对我们在那个地区航空工业方面的情报兴趣似乎仍然是十分警觉的，这当然不奇怪，那里的军工企业，特别是941这样的单位， 本来就是他们的保卫重点，对那个工厂发生的一切，他们都会是敏感的。
这就好了，我们既然暂时打不进去，那就不如投其所好，利用他们的敏感来做一篇极妙的文章，这就是我们要进行的那个计划。
他一动不动地听着， 马尔逊把节奏放慢了些，这个计划的代号为0，目的是要造成南州市保安机关的错误判断，从而引诱他们自动把注意力投到一个错误的方向，让他们在一个荒唐的战斗中自己消耗自己的力量。
这类以假乱真的计谋在国际间谍战中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制造种种复杂的骗局扰乱对方的正常工作早就成为现代间谍技巧的一个重要方面，搞好了很有意思。
特别是对中国，很多间谍机关至今还极少有机会对它施展一点哪怕是极小的骗术，用医学的观点来看，也就是说，中国保安机关对骗术缺乏抗菌力。
现在这个机会来了，我很有兴趣在南州小试一下。
机会？冯汉章咀嚼着这两个字，他猜不透马尔逊的所指。
上次你不是同联络员谈起过一个发生在941厂总工程师江一明家里的盗窃案吗？是的，难道这对我们有什么用吗？一个普通刑事案件，而且已经破了案，事情早完了。
马尔逊把脸挨近他，包着一圈老人环的棕色瞳仁一动不动，嗓子里发出一种苍老的、丝丝的喉音，神秘，又有点恐怖。
我们可以不让它完！听着，年轻人，这个窃案是发生在一个大军工企业的最高技术人员的家里，如果你是那个地区的保安官员，你会无动于衷吗？不会！你的职务上的责任和习惯会使你做出许许多多的假设来，那么好极了，我们就成全你。
0号计划的中心任务就是设置一个巧妙的陷阱， 有意把这个普通刑事案件描上间谍活动的色彩，有意提供你所拼命追求的证据来证实你的富于戏剧性的假设。
让你兴高采烈地去寻找和捕捉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幻影，把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陷在这个只有天晚得的无头案里不能自拔！这样，我们这个木大不小的玩笑便算是开成了。
你明白了吗？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但又问：这个，……怎么才能使对方听命于我们呢？我不明白。
一切细节我们都设计好了。
霍夫曼说着，瞥一眼马尔逊，马尔逊先生在这方面是最权威的设计家。
马尔逊对霍夫曼的巴结似乎既不喜欢也无厌恶，无动于衷地说：关键是要选择一个人，这个人，用西方的俗语说，叫‘替罪羊’。
噢，具体行动方案霍夫曼已经像背电码似的背熟了。
0号计划的整个方案是霍夫曼叙述给他的。
现在，躺在床上，他并没有兴趣去背诵马尔逊为这个计划规定的那些具体细节，他一遍又一遍想着的，是在接头结束时，马尔逊握着他的手，说出的那段直率得令人吃惊的话：你目前的身体状况，我完全理解，情报员通常不愿意在上级面前承认长期忍受恐惧的痛苦，这无可非议，但是任何情报员都瞒不了我。
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木光彩的事。
晤，我想——这样吧，等0号计划完成了，你可以去度你们公司里给你的休假，好好松弛一下，我劝你也到地中海沿岸去转转，那儿的冬天很暖和，摩纳哥，是个很不错的地方，我去过那儿，只是你不要陷在蒙特卡罗俱乐部里去就行，哈哈哈。
马尔逊很轻快地笑起来，嗓子里的臃痰丝丝作响。
当然，马尔逊接着说，如果你仍然感觉疲倦，也可以就撤回来做一段长期的休息，养养精锐，对我来说，情报是次要的，而情报员才是最宝贵的。
况且，让情报员在不佳的精神状态下勉强工作，也容易危害情报事业的本身。
究竟怎么办，由你自己考虑，如果你感到迫切需要回来长期休息，我随时准备在世界任何一个你喜欢的地方欢迎你。
但是有一条，我们刚才谈定的这个计划必须完成，这个计划必须完成！马尔逊和他握手言别的这番慷慨大度，关怀备至的话，使他心里感到非常的意外和温暖，涌满了一肚子难以表达的感激。
对于他，实质性的话只有两句，我随时准备在世界上任何一个你喜欢的地方欢迎你。
这是一；这个计划必须完成！这是二，而关键又全在第二句上，如果计划完不成，很显然，前一句许诺也就只能是雨后的彩虹，好看，摸不着的。
床头柜上的小座钟轻轻地响了一下，几点了？他把飘远的思想拉回来。
该睡了，该睡了。
翻个身，把又困又晕的脑袋埋进软软的枕头里。
就是在腰中，他似乎也能感觉到自己内心里冲动着的希望和兴奋。
号上刚刚上班，周志明就来到了刑警队。
在队长办公室，马三耀皱着眉头，用极为挑剔的神情仔细审视 着他的介绍信。
哼，我说你们五处的人就是弯弯绕太多，既然对我们不放心，把案子接过去不就完了吗。
他晃晃那封介绍信，干嘛还来个‘了解情况’啊，真是会动笔墨心思。
按说，周志明满可以木理他这一套，凭他和马三耀的关系，即使反唇相讥一通也并无不可，但他还是一本正经地解释了两句。
朋友归朋友，工作归工作。
我声明在先啊，第一，不是不放心，第二，木是枪案子，因为江一明同志反映他放在家里的笔记本被人移动过，从政治保卫这个角度，我们处叫我到你这儿来了解了解情况，如此而已。
畸，真学得会说话啦啊！我不听你这套虚的，前几天你在九仙居是怎么讲的呢？说来说去还是你对这个案子的结论不放心嘛，不冤枉你吧？我不放心管什么？你看看介绍信，我们还专门写上了这是马局长交办的事，就是怕你骂我们乱插杠子。
九仙居？谁让你灌我那么多的，我那天酒后胡言，你也当真的。
你那是酒后吐真言。
马三耀脸上浮起一层讥笑，你嘛，市委书记的乘龙快婿，不然，马局长的大笔怎么那么巧就点到你的心思上去了。
周志明可有点儿恼羞成怒了，你这是什么话呀，我来你不高兴了是不是？我就知道你会这样，你不是有史以来没错办一案，没错抓一人吗，有这个真本事还怕什么呢？我怕什么？别说你了，叫你们段兴玉来我也不含糊。
小王，王玉山！马三耀冲外屋喊了一声。
一个二十八九岁的年轻民警应声走进里屋，周志明一看，真巧，正是两年前到他家去抓他的两个陌生大汉中的一个。
王玉山也认出了他，愣了一下，有点儿难堪地跟他点头打了个招呼，你来啦，你现在还在五处吧产啊，啊。
他点点头。
马三耀说道：你到老武那儿去，把11·17案的全部卷宗都拿来，就是太平街那个案子。
王玉山答应了一声，刚要走，忽又想起什么，站下说：对了，调资办已经把你的表现材料整出来了，现在在我那儿呢，说让你抽空看一遍，最迟明天就得往局里报了。
我不看了。
马三耀想都没想便挥了挥手。
王玉山走了，马三耀拍拍自己的椅子，对周志明说：你就在我这儿看卷吧，我有事少陪了，有疑问的地方，你先记下来，回头咱们再谈。
他出了门，又回过头补了一句，中午别走，就在我们这儿打尖儿吧，我有饭票。
马三耀刚走，王玉山抱着几本卷宗回来了，还刷了一只杯子给周志明沏了一杯配配的茶，搭讪了几句，也出去了。
屋里，只留下他一个人。
他坐在马三耀的位子上，开始翻看这些卷宗。
大概是由于还未正式结案的缘故，主卷没有装订，材料全都散装在一个牛皮纸的大卷宗皮里，他先把现场勘查记录找了出来。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九时十五分， 接到941厂保卫处副处长安成报告，该厂总工程师江一明家被窃，要求派员勘查。
……发现被窃时间：七点三十分。
发现经过……勘查记录的头儿他看得很潦草，凡不重要的地方只是一眼扫过，现场勘查人员、现场保护人员和见证人的名单、职业和住址，则干脆翻了过去。
勘查工作开始时间：十时零五分，结束时间：十三时三十分。
勘查程序……紧接着下面是现场所在地的位置及周围环境的记录，他在那儿已经住了十多天了，所以，那张现场方位图虽然画得过于象征，可他还是一看就明白了。
……房屋坐北朝南，西墙距太平街路沿二十三米，并间隔一排南北走向的白杨树荫， 东墙距34516部队营区围墙十米，南北两面均为同式房屋，间距十米。
…………洗漱间南窗虚掩，窗台上有很重的揩拭痕迹，玻璃窗和纱窗的锁别完好无损，从该窗至卧房现场中心的地面上均有揩拭痕迹，……在抽屉的领眼周围，有半寸宽的木条被凿劈而断，破坏痕迹显著，破坏工具似为扁平铲类物件。
……大门前及洗漱间窗前的土地上，鞋印凌乱，一直向西（太平街方向）延伸，约十余米后混杂难辨。
鞋印系：二十六号大波纹底胶鞋；二十五号男皮底皮鞋；二十三号女皮底高跟鞋；二十五号塑料折纹底棉鞋，上述四种鞋印的鞋底花纹，磨损程度与室内鞋印一致。
……，，看完现场勘查记录，他的脑子乱麻一团，一点儿头绪也理不出来。
索性推开那厚厚的一堆记录、图纸和照片，又接着看别的材料。
到中午快下班的时候，他已经把现场访问记录，证人证言和审讯记录都粗粗地创览了一遍。
他用手指在隐隐作痛的盾尖按摩了一会儿，把身子重重地靠在椅背上，疲倦地出了口长气。
从现场的地形、脚印的分布这两个情况来看，无疑，房子的西面，也就是靠太平街那一面，是作案人唯一的进出口。
那四个人的脚印，也已经全部查明了，穿棉鞋的是江一明本人，穿皮鞋的那一男一女是卢援朝和施季虹，剩下的大号胶鞋，便是杜卫东的了。
卢援朝和施季虹九月十六日下午四点至七点在江家做客，五点半钟左右，下了一场短瞬的阵雨，雨停后他们俩曾帮江一明把摆在洗漱间窗台上的五、六盆花搬进家内，在门前和窗下留有杂沓的脚印是不足怪的；杜卫东下午三点至五点被厂里派到江一明家修洗漱间的漏水管子，在江家行走的正常路线是从大门到室内、经客厅、卧室而进入他干活的洗漱间，干完活再由原路离开，完全不用涉足到大门外东侧的洗漱间窗下，可是在那儿的一片纷乱的脚印中偏偏出现了他的大号胶鞋的波浪花纹，他是下雨前离开江家的，而窗前的这几个脚印却没有雨淋的痕迹，显然是雨后留的。
他去那儿干什么？难道真像他在口供中所说的是第二天早上回去寻找落在江家的弹簧尺，在窗外往洗漱间里张望的时候才踩下这些脚印的吗？然而这个口供的真伪除去他自己，几乎没有任何人证物证可以证明。
综合各方面情况分析，任何侦查人员的确都是很容易做出这样的推断的：一、从现场遗留的鞋印着，进入过犯罪现场的只有四个人，即：江一明、卢援朝、施季虹、杜卫东；二、江一明自晚七点钟离家直至第二天案发，一直参加市人大会议集体活动，夜间宿于市委第一招待所，无根据也无可能自盗铸案，因此应当排除嫌疑；三、卢援朝、施季虹晚七点钟与江一明同时离开现场，各自回家，以他们本人的情况及与江家之关系，也很难想象会为了区区几十元钱的蝇头小利而干这种穿墙越户的勾当，因此也可以排除；四、杜卫东在现场留有反常脚印，发案当晚他在单位值班，除了晚上九点钟到十点半钟被叫到厂警卫连营舍去修了一个半小时的暖气外，一整夜的时间就是一个人睡在管子工值班室，具备从晚上十点半到早晨六点半八个小时的作案时间，而且，他用来给卢援朝打家具的扁平铲与被撬抽屉上损坏痕迹十分吻合，本人又有盗窃前科，具备作案思想基础。
这么分析，当然，那天进入过现场的四个人中，只有他具备了所有犯罪条件。
但他为什么要翻动那个笔记本呢？是出于好奇而随手翻看一下吗？这无疑是最容易被接受的猜测和解释。
他茫然瞧着面前的一大难材料，潜然地，原来的那个自信又开始瓦解下来，他对杜卫东所持有的认识，与这些白纸黑字的材料是 多么的矛盾，而按照道理来说，他的认识是一种主观，而材料却是 一种客观。
屋门开了一道缝， 王玉山的大方脸探进来，他那大惊小怪的腔 调把志明吓了一跳。
哎呀，你怎么还坐在这儿呢？食堂都快没饭了。
他这才猛省到午饭的时间早过，慌慌张张站起来，把材料清理归拢好，往门口走去，到门口又站住，问：老马在饭堂吗？王玉山一看就是个机灵人，领悟地掏出一只饭票夹子，递给他，马队长不准在，你先用我的吧。
快去，我们这食堂，去早了吃什么有什么，去晚了有什么吃什么，再晚点儿要什么没什么，快去吧，现在还赶趟。
在王玉山的呼叨中，他匆匆道了谢，三步两步跑下楼去。
还好，食堂的饭正卖到有什么吃什么的阶段，唯一没卖光的菜便是一毛钱的熬白菜，要是在自新河那阵子，他也许两三口就能把这碗菜吞下去，可现在，他就跟受刑似的用这碗清汤寡水的白菜就着两个咧着大嘴的剩馒头往下咽。
当当当，他背后响起一阵铁匙敲饭盒的声音，在空荡荡的饭厅里十分震耳，回头一看，原来是马三耀。
马三耀把饭盒往饭桌上一扔，就势坐在他身边，怎么样，看了一上午，发现什么新大陆了？他不说话，复又把脸埋进菜碗。
马三耀笑道：早上我开了两句玩笑，你就生气啦？坐过监狱的人，至于肚量那么小吗？他翻了翻眼睛，没接他的话茬儿，却说：你们在办这个案件的过程中，并没有考虑过政治性窃密问题，材料里一点儿也反映不出来。
马三耀抓起空饭盒，在他后脑勺上一磕，饭盒里的铁勺吮卿响了一下，我看你纯粹是看反特电影看出毛病来了，哪儿有那么多‘秘密图纸’被窃呀，不用说你，你去问问你们段兴玉、纪真，你问问他们这几十年碰上过几次‘秘密图纸’。
他有点儿不耐烦地吁了口气，又说：杜卫东一个年轻人，总有好奇心嘛，笔记本和钱放在同一个抽屉里，他顺手翻两下不是很正常的事吗？那要是本黄色小说，他还一块儿偷走呐，值得什么大惊小怪！可杜卫东本人至今不承认犯有盗窃罪，他说留在卫生间窗外的鞋印是第二天早上去……你听他胡诌八扯呢！现在可不是‘无供木录案’的时代了，只要证据确凿，没有口供照样定案。
你看，现场勘查是很清楚的，他下午在江一明家修水管子，在江的卧室来回过往好几回，这期间江一明曾打开过那个抽屉拿他儿子的信给施季虹和卢援朝看，杜卫东发现抽屉里放有钱财之后，遂起盗窃意念，临走时暗中拉开了洗漱间窗户上的插销，为夜间行窃做了准备，这是同类案件中罪犯常用的手法。
可是杜卫东并不是一个高明的老手，他用布揩去了行窃时留在室内的鞋印，正好暴露了他进入现场作案的路线，他是翻窗而入直奔那个抽屉的，目标选择的很准，撬抽屉的工具也是自带的，这都说明他是有准备的，是看好了的！目标选择的准，说明罪犯对江一明家财物的位置很熟悉，盗窃的目的性很明确。
可是杜卫东只去修了两个小时的管子，他怎么知道江一明只在那一个抽屉里放钱呢？按说他费了半天劲儿撬开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应该是乱翻乱找一通才甘心呢，噢，这么几十块钱就心满意足啦？这一点就不合理。
江一明老头儿原来倒是个殷实之家，可是上个月把全部近两万块钱的存款交了党费，这事941厂人人皆知，杜卫东决不会没有耳闻。
再说，941厂是每月十九号发工资，发案时间是十六号晚上到十七号早上，老头儿能有多少钱？能偷个几十块就算是大获全胜了。
咳，问题根本不在钱多钱少，这些王八蛋贼养的，你就是有一毛钱他也偷！那么你们现在准备怎么处理这个案件？这一两天内就写出‘起诉意见书’往检察院报请起诉。
这小子，有盗窃前科，刑满不足三年又犯同罪，构成累犯，累犯从重，这回够他一战！周志明还了碗，两人边说边走出食堂。
在门口，马三耀说：得了，你也别上我那儿休息去了，刚才你们处里来了电话，打到我们值班室去了，叫你下午回去呢。
什么事？木知道，好像是开会吧。
那你晚上还在这儿吗？有些卷我还没看呢。
还要看？你小子能看出什么名堂来？真是犯犟！好，你要看就来吧，我今天晚上值班。
告诉你，明天可就看不上了啊，‘起诉意见书’往检察院一报，案卷材料都得跟着走。
今晚上你要是还挑不出刺来可就别怪我不给你看了。
周志明笑了笑，行，不怪你。
下午，周志明在处里的饭厅听了一下午报告，是政治处从南州大学请来的一位讲师讲国际政治情况。
因为是要求全体干部都要参加，所以科里才打电话把他叫回来的。
一下午，说实在的，他几乎就没听进去一个字，而把所有时间都用来梳理看完卷以后的麻乱头绪。
搞案子非得这样反复琢磨、反复想，直想得烂熟于胸不可，不把所有的事件、人物、时间、地点、条件、线索、原因、结果统通理清楚，那你就休想挑出毛病来。
散会的时候五点了，在从饭厅回办公室的路上，他把案卷材料记载的大致情况，向段兴玉叙述了一遍。
案情倒并不复杂，你现在有什么看法了吗？回到办公室，段兴玉第一句话便这样问。
我？这个……他苦笑着摊开两手，一下子接触这么多材料，还有些蒙，至少现在还看不出什么问题来。
段兴玉靠在桌子上，思索了一阵，迟疑地说：认定杜卫东盗窃的直接证据，好像弱了些吧？直接证据？他心里豁然一亮，一直潜在肚子里的那个说不出来的股俄感觉，竟让段兴玉的这句话一下子提纲挈领地点明了。
对了对了，从案卷上看，杜卫东虽然具备作案的时间条件，并且在现场留下了足迹，但这都是证明案件某一侧面或某一片断的间接证据，并不能像指纹那样可以直接认定他的犯罪，也许他那天从晚上十点半到早上天亮的确是在值班室老老实实地睡觉呢；也许那可疑鞋印真的是早上他去寻找弹簧尺而留下的呢！这都是不能排除千万一的事。
抽屉上被扁平铲破坏的痕迹，鉴定结论上只说与杜卫东做木匠活儿的那把扁平铲锋口吻合，并没有排除同类的其它工具，至于说社卫东利用修管子的机会窥得财物，预先打开窗户插销，则更其属于主观推理了。
严格地看，认定社卫东犯有盗窃罪的直接证据似乎一样也没有！对！对！他不由鼓起掌来，我就是这个感觉！段兴玉还想说什么，严君进来请他去值班室接长途电话，他临走拍拍志明肩膀，嘱咐说：这两天你再去刑警队把情况了解详细一些，重点是看有没有政治性窃密的可能，有什么想法带回来商量，不管你和马三耀多么熟，在兄弟单位也不要指手划脚的，发表意见千万不要太轻率太任性，人家也是经过了大量查证工作才下的结论，况且这个结论还要经过检察院的审查起诉和法院的审判活动两道关口的考验，案子究竟是错是对，大家都在负责嘛。
他点点头，心里明白，段兴玉说了这么多，主旨还是叫他尊重别人。
段兴玉走后，他正想收拾一下自己办公桌的抽屉，严君走了过来。
哎，刚才施肖萌来了个电话。
她回来了？什么事？叫你下了班到庆丰路第一百货商场门口去，她在那儿等你。
到那儿干什么？我怎么知道呢？就说这个？就说这个。
你怎么说的？我说呆会儿告诉你。
咳，我今天晚上还得上刑警队去呢！那我怎么知道？你的事什么时候也不跟我说。
……周志明笑了：我这一天到晚，脑袋老跟桶浆子似的。
哎，对了，你跟小陆的事究竟怎么样了？真的，小陆人不错。
和小陆，什么事？严君很超然地问。
他看出严君的故意装傻，说：你说我的事从不告诉你，所以你的事也就不告诉我，对等，是吧？严君闷了片刻，好，告诉你，我的事都可以告诉你，我这一辈子不结婚了。
严君动感情了，他赶快用半开玩笑的话把她的情绪隔断，好嘲！你这话可搁在这儿，我看你能坚持多少年。
严君脸上一点儿笑意也没有，靠在桌边发了半阵儿呆，周志明转开话题，问道：该下班了，还不回家吗？‘林今天晚上去刑警队干什么？严君却反问他，要不要我帮忙？有没有需要抄抄写写的？我晚上没事。
算了，不去了。
他挥了一下手，本来是准备去看卷的，可我现在觉得都有点儿没信心了，不知道施肖萌约我是什么事，我去看看吧。
走吧，咱们一块出去。
他们熄了办公室的灯，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