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躯瘦削、黑眼睛的珠宝商仍然站在商店门口，站立的姿势也同昨天下午一模一样。
当我走进书店的时候，他那副好像把我看透的眼色也同昨天一样。
书店里没有任何变化。
墙角的小书桌上仍然燃着那盏灯。
昨天我见到的那个穿着类似小山羊皮黑色衣服、头发灰黄的女郎从桌子后面站起来，向我走过来，脸上仍然挂着昨天那副似笑非笑的表情。
您想——她刚说了两个字就停住了，银色的指甲在身边一屈一伸地抓挠着。
她脸上的笑容非常勉强，简直不像在笑，而是在作怪相。
只不过她自己认为是在微笑而已。
我又来了。
我用轻快的语调叽叽喳喳地喊道，一面朝她扬了扬手中的纸烟，盖格先生今天在家吧？对——对不起，我想没在。
他没在家，对不起。
等我想想——您是想要……我把墨镜摘掉，用它轻轻敲打着左腕的内侧。
如果一个人体重一百九十磅而又能表现得一派风流潇洒的样子，那正是我这时努力的目标。
我上次提到的几本初版书，只不过是装装门面的。
我悄没声息地说，我得小心着点儿。
我有一些他想要的东西。
他早就想要了。
银色的手指甲梳理了一下一只带着黑耳环的小耳朵上面的浅黄头发：啊，你是个推销员。
她说，那好——你可以明天再来。
我想明天他会在的。
别装蒜了。
我说，我也是干这行的。
她的眼睛眯缝起来，直到只剩下一线淡绿色的闪光，就像森林深处树影掩映中的水潭的波影一样。
她用指甲掐着手掌心，盯着我，连呼吸也停了下来。
怎么，盖格先生生病了吗？我可以到他家去找他。
我不耐烦地说，我可没有时间一趟趟地老跑。
你——你——她的嗓子哽住了。
我还以为她马上就要晕倒，一个马趴摔在地上呢。
她的整个身体索索发抖，一张脸就像一张又酥又脆的馅饼皮一样裂成八瓣。
但是她还是把裂开的几部分又重新拼在一起，只不过很费力气，就像纯靠意志力量把一件非常沉重的东西举起来一样。
她脸上的笑容又回来了，嘴角、眼角都弯曲得很不像样子。
没有。
她喘了口气说，他没生病。
他不在城里。
你去他家——也没有用。
你明天——能——再来一次吗？我张开嘴，正准备说什么，忽然隔扇上的门开了一尺宽的一条缝。
昨天那个身材欣长、皮肤黝黑、穿着紧身皮上衣的漂亮小伙子往外探了探头。
他的脸色苍白，紧抿着嘴唇。
他看到了我，连忙把门关上。
但就在这一开一关之间，我已经瞥见里间地上摆着几只木箱，箱子里垫着报纸，每只箱子都松松地装着一些书。
一个身穿工作服的人正在忙着装箱。
盖格先生的一部分财产正在向外转移呢。
门关上以后，我又把墨镜戴上，摸了摸帽檐：那么就明天再说吧。
我很愿意给你一张名片，但是你也知道，干这行的……我知道，干这一行……她又打了个哆嗦，涂着唇膏的嘴唇发出一声轻轻咂吮的声音。
我走出书店，顺着大马路往西走到一个拐角，再沿着横街向北走，直到转回到书店后门的一条小巷里。
一辆车厢圈着铁丝网、但没有任何标记的黑色小卡车正停在书店外面，车尾对着书店的后门。
那个身穿崭新的工作服的人在把一只木箱搬到车厢里。
我又走回到大马路上，在盖格书店旁边的一个街区上找到一辆出租汽车。
这辆汽车停在一个消防龙头旁边。
一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正在方向盘后面读一本惊险杂志。
我把头探进车窗里，叫他看了看手中的一元钞票：追一辆车，干不干？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警察？私人侦探。
他满脸笑容地说：我就爱干这个，杰克。
他把杂志插在反光镜后面，让我上了汽车。
我们绕到街区后面，停在盖格书店对面的一条巷子里，仍然停在一个消防龙头旁边。
停在盖格书店后面的卡车大概一共装了一打木箱。
这时那个穿工作服的人把车厢的铁丝网门关好，钩上后挡板，坐到方向盘后面。
跟着他。
我对司机说。
穿工作服的人发动了马达，往小巷前后看了一眼，很快就把车子向另一个方向开走了。
他向左一拐绕出了这条巷子。
我们也依法照办。
我看到这辆卡车向东转弯，开到福兰克林大街上，就吩咐我的司机叫他靠近一些。
他没有，也许没能把车驶近。
等我们的汽车开上福兰克林大街，这辆卡车已经把我们甩到两个街区后面了。
以后汽车又驶入葡萄树大街，驶过葡萄树大街以后上了西大道。
在驶入西大道以前，我们一直看得到前面的卡车。
但是这以后却只看到卡车两眼。
这条街车辆太多，我的这位愣头愣脑的司机又跟得太远了一些。
我正在一点不客气地向他指明这一点，远远开在前边的卡车又转弯向北驶去。
卡车拐进的这条街叫布利塔尼广场路。
等我们的汽车也进了布利塔尼广场路的时候，已经看不见这辆小卡车的影子了。
我的司机隔着车厢里的横玻璃向我说了句什么，叫我不要着急。
我们的汽车以每小时四英里的速度缓缓驶上山坡，在每一个矮树丛后面寻找那辆失踪的卡车。
两个街区以后，布利塔尼广场路向东弯过去，在一块空地上同兰达尔广场路汇合起来。
就在这块空地上伫立着一幢白色公寓楼，前门开在兰达尔广场路上，地窖汽车库对着布利塔尼广场路。
在我们的汽车驶过这幢建筑物时，我的愣头愣脑的小司机宽慰我说，卡车不会开得太远。
就在这个时候，我向楼房下面车库的拱门里看了一眼，正好看到我们追踪的汽车倒进去，后门已经打开了。
我们把车开到公寓楼的正门，我下了汽车。
门厅里一个人也没有，也没有电话台。
一张木头书桌靠墙放着，桌子旁边是一个镀金的分格信插。
我看了看信插上的姓名。
一个名叫约塞夫·布罗迪的人住在405号房间。
斯特恩乌德将军曾经给了一个叫乔·布罗迪的人五千美元，为了叫他不再同卡门鬼混，叫他另外找个女孩子去开心。
可能这里住着的就是这位乔·布罗迪。
我敢打赌准是这么回事。
我绕过一段短墙，走到铺着花砖的楼梯口和自动电梯的入口处。
电梯的顶盖同地板在一个水平面上。
电梯升降通道旁边也有一扇门，写着车房字样。
我打开这扇门，沿着一道狭窄的楼梯走到了地下室。
电梯的门开着，那个穿着新工作服的人正气喘吁吁地往里面揉箱子。
我在他旁边站定，点了一根纸烟，看着他。
他不喜欢我这么看着他。
过了一会儿我说：别超重啊，伙计。
这架电梯只能载半吨重的东西。
这些箱子运到哪儿去？布罗迪，405号。
他嘟哝了一句，你是管理人吗？嗯。
看起来可真是捞了一大笔。
他用白眼珠翻了我一眼：装的都是书，他没有好气地说，每箱一百磅重，真不轻。
七十五磅就够我背的了。
留点神，别超重。
我说。
他往电梯里装了六只箱子，走进去，关上电梯门。
我顺着楼梯走回门厅，走到大街上。
那辆出租汽车又把我载回市区我的办事处所在的大楼。
我多给了那个小伙子不少钱，他给了我一张折了角的业务名片。
这次我把名片带回屋里，没有顺手扔在电梯入口处盛着沙子的陶瓷桶里。
我在七层楼靠后街的一面有一间半房子。
前半间一分为二，是我的办事处和接待室。
我只在门口写上自己的名字，此外没有写什么，而且只是写在接待室的门上。
这一小间屋子的门我总是不上锁，为了万一在我出去的时候有主顾上门，而他又愿意坐下来等着我的话。
真有一个主顾在等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