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贝克说他对红色档案的内容很好奇，其实不然。
事实上这根本吸引不了他。
那为什么给科尔贝里了一个含糊的答案? 为了让他高兴? 当然不是。
为了骗他? 这更离谱。
他没有理由这样做，也不可能这样做。
他们对彼此了解太深，也相识许多年了。
此外科尔贝里是他所见过的最不容易受骗的人。
也许他是要欺骗自己? 连这个念头也荒谬。
马丁・贝克在收拾办公室时仍不断思考这个问题。
整理完抽屉后他开始调整室内的摆设，把椅子移动一下，调整书桌的方向，把档案柜向门边移了几英寸，将桌灯的螺丝拧下来，把灯摆在书桌右角。
显然他的代理人比较喜欢把它摆在左边，要不然就是它只是刚好摆在那里。
对于小事，科尔贝里时常是随兴所至，但如果是重要的事情，他就变成一个完美主义者。
例22如他直到四十二岁才结婚，只为了要找寻一个完美的妻子。
他一直等到那个女人出现才告别单身生涯。
马丁・贝克则迥然不同，他有桩近二十年的失败婚姻，对方绝对称不上是他的梦中情人。
无论如何他现在已经离婚了，他觉得自己实在是拖得太久了。
这六个月里，他把什么都想到了，他有时会怀疑离婚是个错误。
一个唠叨烦人的妻子总比没有妻子更刺激Ⅱ巴? 唉，想这些已经没有用了。
他拿起花盆，送给了一位秘书，这个举动似乎令她很高兴。
马丁・贝克坐回桌前，看了看四周。
所有的东西都归位了。
他是否想向自己证明一切都没有改变? 这个问题毫无意义。
为了要尽快忘记它，他把红色档案夹拉了过来。
塑料夹是透明的，因此他立刻看见这份档案和凶杀案件有关。
这无所谓，处理凶杀案是他的专业。
不过，案发地点――保斯街五十七号，几乎就在斯德哥尔摩警察总部的门口。
通常他会说这与他或他的部门无关，这是斯德哥尔摩刑事警察局的事。
一时之间，他有拿起电话的冲动，想找国王岛街那里随便一个人，问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或者就把它装进信封里退给寄件人。
他急切地想要采取强势和严厉的做法――这种急切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他必须用尽所有的力气将它压抑下来。
他看了看时钟以转移注意力。
已经到吃午饭的时间了，但是他不饿。
马丁・贝克起身，到盥洗室喝了一杯温水。
回办公室时，他注意到里面的空气变得温暖但有股怪味，不过他并没脱掉夹克或松开衣领。
他坐下来，拿出那些报告来看。
二十八年的警察生涯教会了他许多事，包括看报告的技巧和快速过滤重复和琐碎的事，也就是找出特定模式的能力――如果有模式的话。
花了不到一小时他就仔细看完整份文件了。
错字连篇，有一些地方根本就看不懂，不少段落的陈述也不知所云。
他马上就知道这是谁写的了：埃纳尔・勒恩。
客气一点儿说，这位警官似乎是在模仿他的某位官场同僚，这位仁兄在其著名的交通规则布告中，曾写下诸如街灯亮起，夜幕笼罩之类的废话。
马丁・贝克又翻了翻那份报告，偶尔在某些地方停下来详细阅读。
然后他放下报告，手时撑着书桌，额头埋在手掌里。
他皱眉想着那些较重要的片段。
故事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不算新鲜但读来令人不快。
十五天以前，也就是六月十八号星期日，保斯街五十七号的住户打电话报警。
根据记录，电话是下午两点十九分打的，但近两小时后，才有两位巡警开着车到达那个地点。
那栋房子离斯德哥尔摩警察总部最多不到九分钟的路程，不过迟到是很容易理解的。
首都的警力严重不足，而且刚好遇到放假期间，又是星期日；再说也没有迹象显示那通电话非常紧急。
那两个巡警，克勒．克里斯蒂安松和肯尼斯・克瓦斯特莫，进了那栋建筑后，也和报警的人谈过了话。
报警的是一个女人，她住在临街的二楼，她表示，这几天都被楼梯间那股难闻的味道呛得很难受，她觉得这个味道不寻常。
两个巡警马上就闻到了那股气味。
克瓦斯特莫认定是腐臭的东西，根据他的说法，这种气味非常类似腐烂的肉所发出的恶臭。
仔细嗅了一会儿后( 也是克瓦斯特莫) ，两人循味走到一楼住家的门kl。
根据可靠的说法，这是个单间套房，一个年约六十五岁的男人在这儿住了一段时间，他的名字可能是卡尔‘埃德温．斯韦德――在门铃下面的硬纸板上有一块手写的名牌，上面有这个名字。
由于这种味道可能来自某个自杀或自然死亡的人的尸体，或是一只死狗( 还是克瓦斯特莫说的) ，也可能来自某个病人或求救无援的人，所以他们决定强行进入房子里。
门铃似乎坏了，他们敲了几次门也没有任何回应。
他们想找房东、门卫或管理员等会有钥匙的人，可是都找不到。
最后两名警察请求破门而入受到批准，于是他们就请了锁匠。
这一来又耽搁了半小时。
锁匠到了之后，发现门锁不能用铁橇穿过去，也没有投递邮件的缝隙。
他用了些特别的工具终于把门锁钻掉，但还是不能把门打开。
那时已经过了克里斯蒂安松和克瓦斯特莫下班的时间了，他们重新请求指示，获准直接把门撞开。
他们还问是否刑事警察局的人应该出面，后来他们收到简要的回答说没人有空。
锁匠这时觉得自己已经无计可施了，就先行离开。
到了下午七点，克瓦斯特莫和克里斯蒂安松合力把铰链上的大钉子敲了下来。
不过他们又遇到了新的困难。
他们发现门用两个坚固的金属门闩和所谓的暗锁锁死了，有一点金属的反光从门柱上照出来。
又努力了_ 个小时之后，两名警察终于进到了屋子里。
一进去，顿时一阵燥热和尸臭味扑鼻而来。
在那个面向街道的房间里，他们发现了一具男尸。
尸体仰躺着，离靠保斯街那边的窗户大约三码远，旁边有一台正运转着的电暖器――热气就是从这儿散出来的。
电暖器加上气候炎热，使得尸体胀到至少是正常人两倍的体积，而且已经严重腐烂，还长了一大堆蛆。
临街的窗户锁着，百叶窗也了拉下来。
另一扇窗户在小厨房，从那儿可以看到院子，窗户上面牢牢地贴着窗纸，看起来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打开过了。
屋里的家具不多，装潢也很简单，整个房间的天花板、地板、墙壁、壁纸和油漆都像是年久失修的样子；小厨房和客厅里也只有几件东西。
从他们找到的证明文件上可以知道，死者是六十二岁的卡尔・埃德温・斯韦德，一个仓库管理员，提前六年退休，靠养老金过日子。
在一位叫古斯塔夫松的巡警检查过之后，尸体就移到国立法医中心进行例行解剖。
初步判断这是起自杀案，但也不排除饥饿、疾病或其他自然原因。
马丁・贝克在夹克口袋里摸索着那包不存在的佛罗里达牌香烟。
报纸上没有任何有关斯韦德的消息，这种事实在太平凡了。
斯德哥尔摩市的自杀率在全球数一数二的高，每个人都小心避免谈论这档子事，一旦它被搬到了台面上，他们也会试着用各种经过设计和不真实的统计数字来掩饰。
最常见也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其他国家的统计数字都是骗人的。
然而这些年来，就连政府官员也敢高声或当众谈论这件事了，也许是因为感觉到：无论如何，人们更相信自己亲眼所见，而不是政客的解释。
就算最后终于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也只会使这事变得更难堪。
这表明这个所谓的福利国家其实到处都是病、老、贫、孤的人，他们吃的充其量是狗食，去世或病死在他们的狗窝里也没有人管。
不，这不关百姓的事，更不是警察的事。
但是这还没完。
提早退休的卡尔・埃德温・斯韦德的故事还有续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