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早晨我赶到办公室上班时，发现一名瘦小的妇人正倚门而坐。
快八点了，办公室尚未开门。
温度在冰点以下。
起初我以为她蜷缩在那里过夜，想利用门廊挡挡风，但她看到我走近时，她一下子跳起来对我说：早上好。
我笑了笑，打个招呼，开始摸口袋中的钥匙。
你是律师吗？她问。
是的，我是。
是为像我这样的人工作的？我猜她是漂泊街头者，而那正是我们对每一个求助者要问的问题。
对，进来吧。
我打开了门，房间里比外面更冷。
我调了调取暖器，就我所知，它丝毫不起作用。
我到厨房煮咖啡，顺便找到了几个不新鲜的油炸饼圈。
我给了她那些饼圈，她很快就吞下一个。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我们坐在房间的前部，索菲亚办公桌的旁边，一边等咖啡一边祈祷着取暖器不要出故障。
露比。
我叫迈克尔。
你住哪儿，露比？我没固定住处。
她穿一套灰色的运动服，棕色的厚袜子，脚穿一双脏脏的廉价白色胶底帆布鞋。
她年龄在三十到四十之间，骨瘦如柴，轻度斜视。
来，我微笑着说，告诉我你住哪儿。
是住避难所吗？过去是，后来不得不离开。
差点儿被强奸。
我有一辆车。
我来时并未看到有车泊在附近。
你有车？是的。
你自己开？没法开，我睡在车后座上。
与往常不同，问她问题时我没作笔录。
我倒了两大纸杯咖啡，回我的办公室，谢天谢地，取暖器终于咯吱咯吱地开始工作了。
我掩上门，莫迪凯就快来了，而他从没学会该悄悄地进来。
露比侧坐在咨询者专用的那张棕色的折叠椅上，双肩塌陷，整个上半身紧缩在一起，牢牢地握住那杯咖啡，仿佛那是世界上唯一的温暖。
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我间，准备好各种记事簿。
我为我的儿子而来。
他叫特伦斯，今年十六岁，他们把他抢走了。
谁抢走了他？市当局和收养人。
他现在在哪儿？他们给带去了。
她的回答因为紧张而语无伦次。
别紧张，慢慢讲。
我宽慰道。
她果然照我说的去做了。
她毫不费力地看着我的眼睛，双手握住咖啡杯，慢慢地谈了起来。
几年前，她记不清确切的时间，那时特伦斯大约十岁，她和他独自住在一间小小的公寓房里。
她因贩毒而被捕，在监狱里呆了四个月，特伦斯去和她的姐姐住在一起，她出狱时，把他接回来，从此开始了街头梦魔般的生活。
他们睡在小汽车里，占住在空楼里，天气暖和时睡在桥下，天变冷时住迸临时避难所。
她想尽办法维持他上学。
她在街上乞讨；出卖她的肉体——她把这称为接客；贩卖少量的廉价可卡因。
她什么都于，供儿子吃饭、穿衣、上学。
但她自己吸毒，又不能戒断毒瘾。
她后来怀上了，婴儿一生下就被市当局接走了，那是个毒品婴儿。
她对那个婴儿似乎没有感情，感情全寄托在特伦斯身上了。
市当局开始盘问他们，这样母子俩就陷得更深了，注定要漂泊街头。
万般无奈之下，她只得求助于她曾帮过工的罗兰一家。
那家人家中只有老夫妇俩，子女全都长成，分开另过。
他们在霍华德大学附近有一个温馨的小家。
她愿意每月付五十美元如果他们同意特伦斯借住，在后门廊的顶上有一间小小的卧室，她曾打扫过多次，特伦斯住再好不过了。
罗兰夫妇起初不太愿意，最后还是同意了。
他们那时候良心很好，允许露比每晚与她的儿子团聚一小时。
他的成绩上去了；衣着整洁，让人放心。
露比为自己的决定感到高兴。
她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以便与他同步：选择更靠近罗兰一家的施粥所；选择不同的避难所以应付紧急情况；选择不同的小巷、不同的公园、不同的废弃车作落脚点。
她每月拼命攒钱，每晚都来看儿子。
直到她再次被捕。
第一次被捕是因为卖淫；第二次是因为睡在法拉格特广场公园的长凳上。
也许还有第三次，但她记不清了。
有一次有人发现她躺在地上，人事不省，她被急送到特区总院。
她被收容在戒毒病区，但三大后就跑出来了，因为她想念特伦斯。
一天晚上当她和儿子呆在一起时，他盯着她的腹部问她是不是又怀孕了。
她无法抵赖。
谁是孩子的父亲？他追问道。
她无法回答，他骂了她而且冲她吼，最后罗兰夫妇不得不赶她走。
她怀孕时，特伦斯对她很冷淡，这令她心碎。
她睡在破车里，沿街乞讨，每天见他之前度日如年，可这么做换来的只是儿子的不理不睬。
在那一小时内，她呆坐在儿子寝室的一个角落，儿子自顾自地忙着他的功课。
露比说到这儿时痛哭起来。
我做了些记录，一边听她诉说。
这时听到莫迪凯噔噔的脚步声，他好像在向索菲亚寻衅。
一年之前她第三次分娩，产下又一个毒品婴儿，随即又被市当局要走了。
她产后在医院中休息了四天，没能见到特伦斯，出院后又回到了以前的老路上。
特伦斯成绩优异，数学和西班牙语尤其突出。
他还会吹长号，参加了学校的戏剧社。
他想报考海军学院，罗兰先生曾在军队服过役。
露比有天晚上狼狈不堪地去探望儿子，罗兰夫人在厨房中迎面撞见她，于是发生了争吵。
双方互相詈骂，罗兰夫妇给她下了最后通牒。
特伦斯站在罗兰夫妇一边，三比一。
要么戒毒，要么就别指望踏迸罗兰家半步。
露比说她只想带儿子走，可特伦斯说他哪里也不去。
第二天晚上，市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带着文件来找她，有人已告上法庭，特伦斯已经被领养，罗兰夫妇是他的领养人，他已经与他们一起住了三年。
除非她戒毒，在六十天内不沾毒品，否则取消她的探视权。
三周过去了。
我要见我的儿子，她说，我太想他了。
你在戒毒吗？我问。
她飞快地摇摇头，闭上了眼睛。
为什么不戒毒？我问。
进不了戒毒所。
我不清楚一个流落街头的吸毒者怎样才能进戒毒所，但现在是该弄清楚的时候了。
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幅画面：特伦斯呆在他温暖的房间里，吃得好，穿得好，平平安安，远离毒品，头脑清醒，在罗兰夫妇的指导下做功课。
他们已经变得像露比一样疼爱他。
我能想见他在餐桌旁进早餐的情形，一边喝着热腾腾的麦片粥，一边背单词；罗兰先生拿着一张晨报，与他用西班牙语交谈。
特伦斯生活无忧，不像我的可怜的当事人，生活在地狱里。
而她竟要我帮她母子团圆。
这需要点时间，明白吗？这么说的时候我一点头绪都没有，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问。
紧急避难所的一张床位有五百户家庭在等候，在这样一个城市里，不可能有多余的床位给瘾君子使用。
除非你戒断毒瘾，否则你不能见特伦斯。
我对她道，尽量掩盖语气中的信心不足。
她的眼睛湿润了，一言不发。
我意识到自己对吸毒上瘾知之甚少。
她从哪儿得到毒品？购买毒品要花多少钱？一天要注射多少次，有几次快感？她要治疗多长时间才能痊愈？去掉她十几年来的痼习的机会有多大？还有，市政府怎样处理那些毒品婴儿呢？她没有证明，没有住址，没有身份证，除了一腔苦水外一无所有。
她似乎很愿意坐在我的椅子上，我不知道该如何打发她，咖啡早喝光了。
索菲亚尖利的叫声使我回到现实。
在她的周围有人高声呼喝。
我冲向门边，第一个想法就是又有一个像那位先生那样的疯子持枪闯了进来。
但进来的不只是一位持枪人。
加斯科少尉又回来了，带着一大堆帮手。
三名着制服的警察正逼向索菲亚，她破口大骂，但毫不奏效。
两名身穿牛仔裤和运动衫的警察正准备动手，我走出办公室的同时，莫迪凯也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
哈啰，米基。
加斯科对我道。
究竟他妈的怎么回事？莫迪凯的咆哮声使墙壁颤动起来。
一名穿制服的警察当时就伸手掏枪。
加斯科径直向莫迪凯走去。
奉令搜查，他说着掏出了搜查令，在莫迪凯眼前一晃，你是格林先生？我是。
他答道，一把抢过搜查令。
你们要搜什么？我向加斯科大声道。
还是那件东西，他大声回敬道，把它交出来，一切都好说。
它不在这儿。
什么文件？莫迪凯看着搜查令问道。
有关驱逐住户的文件。
我答道。
没见你起诉嘛。
加斯科对我道。
我认出来了，着制服的警察中有两个分别是利利和布洛尔。
说说大话吧。
加斯科道。
他妈的给我滚出去！布洛尔慢慢移向索菲亚的办公桌时，她狂叫道。
加斯科显得胸有成竹。
听着，女士，他用惯常的嘲讽的口吻道，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是乖乖地坐下，闭上你的嘴；另一种是我们铐上你，让你在车的后座上呆上两个小时。
一名警察正探头查看两侧的办公室，我感觉到露比在我身后放慢了脚步。
放松些，莫迪凯对索菲亚道，别紧张。
楼上放些什么？加斯科问我。
杂物。
莫迪凯答道。
你的东西？是的。
文件不在那儿，我说，你在浪费你的时问。
我们不得不如此，你说对吗？一个想进来咨询的客户打开前门，里边的人全部吓了一跳。
他的目光在室内不住地游移，最后停留在三个穿制服的警察身上。
他吓得赶紧退去。
我顺势打发了露比，我走进莫迪凯的办公室，随即关上门。
文件在哪儿？他低声问。
这里没有，我发誓，这是无端骚扰。
搜查令看上去是真的。
上面说你偷了文件，他们认定文件在你身边也是自然的。
我想说些与律师身份相称的聪明话，说些有分量的行话唬住他们，使他们立即停止搜查，赶紧离去，急切之间却无辞以对。
相反地，因为我的原因而招来了警察，事务所被搞得乱糟糟的，我为此感到羞愧。
你有文件的副本吗？他问。
有。
你有没想过给他们原件？不行，那等于自己招供。
他们无法证明文件在我手上，即使我还回，他们也知道我留下了复印件。
他摸摸自己的胡子，同意我的看法。
我们走出办公室，看见利利在索非亚旁边的一张无人使用的办公桌旁一下绊倒，文件撒满一地。
索菲亚高声叫骂，加斯科依样回敬，吵着吵着就要动武。
我锁上前门，以免外面的人看见，我有个法子。
莫迪凯高声道，警察个个瞪着眼想听听到底他有什么法子，搜查律师事务所毕竟不像搜查一个容留未成年人的酒吧那样轻松。
听着，那份文件不在这儿，请相信我。
你们可以检查所有的文件，但不能打开，否则就违反了客户保密法。
同意吗？所有的警察都看着加斯科，等他示意。
他耸耸肩，算是勉强同意。
从我的办公室开始。
六名警察，我，还有莫迪凯全都挤进那间窄小的办公室，大家都避免碰到他人，我打开办公桌的每个抽屉，每次都使了好大劲儿才打开，我听见加斯科低声自言自语道：办公室真不赖哪。
我把柜子里的文件一件件取出来，在加斯科面前一晃，再放回原处，我星期一才开始上班，所以没什么好搜的。
莫迪凯轻轻退出去，抓起索菲亚办公桌上的电话。
当加斯科宣布我的办公室已正式搜查完毕，所有的人都退出时，刚好听见莫迪凯在听筒上说：是，法官大人，谢谢您。
他正好在这儿。
他咧嘴笑着，露出一排牙齿，他把听筒硬塞给加斯科：这是签发搜查令的基斯勒法官，他要和你讲话。
加斯科不情愿地接过话筒，好像话筒刚被麻疯病人摸过。
喂，我是加斯科。
他发话道，听筒离头有好几英寸远。
莫迪凯转向其他警察：先生们，你们可以搜查这个房间，仅此而已，你们不能进两侧的私人办公室，这是法官大人的口谕。
加斯科含糊应道：是，先生。
然后挂断电话。
我们监视他们的搜查足足有一小时，他们一张张桌子搜过来，总共搜了四张，其中包括索菲亚的。
几分钟后他们终于明白这次搜查是白费劲，于是就拖延时间，动作慢条斯理。
每张桌子上都堆满了很久没打开过的文件，桌上的书籍和法律杂志都是几年前没有人动过了。
有些文件堆上布满了灰尘，有的蒙上了蛛网。
每份文件都被登记造册，案件名称被记下来，两名警察负责记录，加斯科和其他人报给他们听，整个过程琐碎无聊，毫无意义。
他们把索菲亚的办公桌留到最后，她自己整理，依次报出每份文件的名称，挑一些简单的如琼斯、斯密斯、威廉姆斯报给他们。
警察们与她保持距离，她飞快地打开抽屉，只容快速地一瞥，她有一个存放私人物件的抽屉，没人要看，我敢肯定里面藏着枪。
他们走时没打招呼，我为这次搜查向索菲亚和莫迪凯道歉，然后躲进自己的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