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与露比一起喝咖啡。
我七点四十五到达办公室时，她已在前门外等我。
她看见我很高兴。
她在一辆废弃的小轿车后座上睡了八个小时，可以想象她见到我有多高兴。
有油炸饼圈吗？我按电灯开关时她问道。
这已成为惯例。
我找找看。
你坐吧，我去煮咖啡。
我在宽敞的厨房里忙起来，清洗咖啡壶，找吃的东西，油炸饼圈昨天已不新鲜了，现在变得更硬了，但除此以外，别无他物。
我在脑子里记下明天一定要买些新鲜的，以防露比连着第三天来。
我有预感她会再来。
她拿起一个饼圈，小口斯文地吃着。
你在哪儿吃早饭？我问。
通常不吃。
中饭和晚饭呢？中饭在第十大街‘内奥米之家’吃；晚饭在十五街的耶稣会吃。
你白天干什么呢？她又蜷起身子，紧握着咖啡纸杯，这样会给她虚弱的身体增加点热量。
大部分时间我呆在‘内奥米之家’。
她答道。
那里有多少妇女？不知道。
有很多。
他们对我们的照料很周到，但只白天开放。
那里只收留女流浪者吗？对。
他们下午四点关门，大部分妇女住在避难所里，一些人露宿街头，至于我，我有一辆车。
他们知道你服用可卡因吗？我想是的，他们要我戒毒。
那里不止我一人吸毒，许多人都吸。
昨晚你过瘾了吗？我问，每一个字都撞击着我的耳膜，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竟然问出这样的问题。
她低下头，下巴顶住胸口，闭上眼睛。
说实话。
我说。
我没办法，每天晚上都吸。
我不打算责备她。
从昨天起我就束手无策，这突然成了我的心病。
她又要了一个饼圈。
我用箔纸包好最后一个，给她添满咖啡。
内奥米之家有活动，她快迟到了，于是匆匆离去。
游行示威从市政大楼开始。
人群在大楼前集合。
莫迪凯在无家可归者的世界里是个名人，所以他扔下我在人群中，跃上演讲的高台。
教堂合唱团的成员身着紫红色和金黄色的袍子，在楼前的台阶上排好队形，于是上空便回荡起澎湃的歌声。
几百名警察布满了大街，他们筑起的路障阻断了交通。
创建非暴力社区出动了一千人，他们一齐赴到。
那是一条令人生畏的自发结成的长龙，由无家可归的男人们组成，他们为自己的队伍而感到自豪，他们的到来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整齐的口号声几个街区外都听得见，当他们在街的拐角处出现时，电视摄像机争相上去拍摄。
他们齐刷刷地聚集在市政大楼的台阶前，开始挥舞自制的标语牌。
牌子上写着停止杀戮、救救避难所、我有权拥有一个家、工作，工作，工作。
他们把标语牌举过头顶，伴着圣歌的曲调和呼喊口号的节奏而翩翩起舞。
教堂巴士在路障前停下，卸下几百人。
他们中许多人看上去不像流落街头者。
他们是穿着整齐的教堂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是女人。
人群膨胀起来，我身边的空间越来越小。
除了莫迪凯以外，我一个人也不认识。
索菲亚和亚伯拉罕在人群中某个地方，但我看不到他们。
海报说这是过去十年来最大的一次无家可归者游行——为朗蒂伸冤的大会。
朗蒂·伯顿的照片被放大制成了许多大告示牌。
人像的四周镶了黑边，下面写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是谁害死了朗蒂？告示牌一经散发下去，立即成了抢手货，甚至那些来自创建非暴力社区的男人们也将手中原先的抗议旗帜弃之不用。
朗蒂的脸在人海中跳跃起伏。
一声凄厉的警笛声在远处响起，很快越来越近。
一辆送葬车在警车的护送下穿越路障，径直朝市政大楼开来，在楼前的人海中停下。
车的后门打开了，一个漆成黑色的仿制棺材被搬下来，六个无家可归的男人充当了扈棺人。
他们抬着棺材准备游行。
车上还有四个同样颜色和式样的棺材，只不过小得多，它们也被人抬下来。
人群中闪开一条路，人们抬着棺材缓缓地向台阶走去，合唱团唱起了具有灵歌特色的安魂曲。
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这是一个死亡游行，四个小棺材中有一个代表奥塔里欧。
人们挤上前去，无数双手举起来触摸着棺材，棺材起伏不定，左右前后不断地晃动。
这是非常令人激动的场面。
无数台摄像机聚集在台子的四周，录下了这庄严的时刻。
在随后的四十八小时内，电视台会一遍遍地播放。
五个棺材并排放在台阶中央的胶合板架子上，朗蒂的居中。
架子距莫迪凯所站的高台只有几英尺的距离。
前后左右都有人摄像拍照，接着演讲开始了。
游行的组织者是一位活动家，他在开场白中向帮助组织这次游行的所有团体表示了感谢。
参加的团体真不少。
听着他飞快地念名单，我既高兴又惊讶，竟然有这么多的临时避难所、慈善会堂、施食处、联合机构、医疗站、律师事务所、教堂、中心、外围团体、技能培训中心、戒酒戒毒机构，甚至还有少数当选的议员，都关注这次游行。
有这么广泛的支持，怎么还会有无家可归者问题呢？接下来的六个演讲者回答了这个问题。
缺乏足够的启动经费，预算被削减，联邦政府的充耳不闻，城市当局的熟视无睹，富裕阶层缺乏同情心，日趋保守的法院系统，原因还有很多很多。
除了莫迪凯外，每个发言人都重复了同样的话题。
他是第五个发言的。
当他叙说伯顿一家临终前的情形时，人群突然静下来。
当他说到给婴儿换尿布，也许那是最后一片时，人群中鸦雀无声，没人咳嗽，也没人耳语。
我看一眼棺材，仿佛其中一副真的装着那名婴儿。
随后伯顿一家离开了避难所，他说，语声缓慢、低沉、浑厚。
他们又回到街头，在暴风雪中只多活了几个小时。
莫迪凯在这一点上极有发言权，因为没人知道朗蒂一家最后的情形。
我虽然知道，但并不介意让他来叙述。
台下的观众和我一样被他的故事深深打动了。
故事接近尾声时，他说到朗蒂和她的四个孩子抱在一起相互取暖，可还是无济于事，我听到身边女人的哭泣声。
我忽然有点嫉妒他。
如果这个人，我的朋友和同事，能够在一百英尺的高台上折服数千名观众，那么当他试图说服近在咫尺的十二名陪审员的时候，岂不是易若反掌？我此时意识到伯顿的案子决不会闹到对簿公堂的地步。
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让莫迪凯·格林有机会来鼓动这个城市的黑人陪审团。
如果我们的估计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能证实它，绝不会有审判发生。
听了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后，人群变得躁动不安起来，准备出发。
合唱团又开始唱歌，扈棺人抬起棺材，领着队伍离开大楼。
跟在棺材后面的是游行的组织者，莫迪凯也在其中。
其他人跟在后面。
有人递给我有朗蒂头像的告示牌，我和别人一样把它举得高高的。
有钱有势的人不会参加游行，他们的世界安全、干净，有法律保障他们的幸福。
我以前从未在大街上游行过，为什么要游行呢？走过一两个街区后，我忽然感到奇怪。
走在人群中，高举着告示牌，告示牌上是一个生了四个私生子的二十二岁的黑人母亲的头像，这会是我吗？但我不再是几个星期前的我了。
我再也不能回到从前，即使我想。
我过去只关心金钱、财产、地位，现在这些都变成了对我的折磨。
所以我在游行队伍中感到轻松自如。
我和他们一起呼喊口号，与别的人步调一致地挥舞手中的告示牌，甚至唱起了我原先不熟悉的圣歌。
我初尝游行示威的滋味，决定以后还要参加。
路边的路障保护着我们一路向国会山缓慢地移动。
游行组织得很好，由于规模巨大，沿途吸引了人们的注意。
棺材被停放在国会山前的台阶上，我们聚集在棺材的四周，再一次聆听民权运动家们和两名国会议员发表的激烈的演讲。
演讲无甚新意，我已经听够了，对我的那些无家可归的兄弟姐妹们也无多大实际的益处。
从星期一人这个新行当以来，我已经接了三十一桩案子。
三十一个活生生的人在等着我为他们排忧解难：申请食物配给券，寻找住处，调解离婚纠纷，答辩刑事指控，索要拖欠的薪水，阻止被驱赶出户，帮他们戒毒。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对我并不太难。
过去作为一名从事反托拉斯业务的律师，我很少要面对客户，而现在做贫民律师就不一样了。
我在路边售货亭里买了一包便宜的雪茄，向草地广场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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