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到帕尔马一家过去的住处，敲他邻居的门。
里面传出女声，谁呀？问话者无意开门。
在此之前我花了许多时间考虑我的计策，在开车来贝塞斯达的路上我甚至还演练过，但我觉得破绽还是不少。
我是鲍勃·斯蒂文斯，我说，语气中带着谦恭，找赫克托·帕尔马。
找谁？她问。
赫克托·帕尔马，他过去住在你的隔壁。
你有什么事？我欠他一笔钱，想找他，仅此而已。
倘若我是来收房租的，或者是来执行别的令人不快的任务，那帕尔马的邻居们肯定会有戒备心理。
我想这是一个高明的小计策。
他搬走了。
她断然道。
我知道。
你知道他搬到哪儿去了？不知道。
他搬离这个地方了吗？不清楚。
你看见他搬家吗？我想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她没法再搪塞了。
但她拒绝回答，反而退到里间，也许在打电话叫保安，我重复一遍我的问题，又按响门铃，没有任何反应。
我来到赫克托家另一侧邻居的门前。
门铃响过两遍后，门轻轻打开，直到门后的链条绷直，一个与我年龄相仿、嘴角残留着调味酱的男人问道：什么事？我又把那套鲍勃·斯蒂文斯的话重复了一遍。
他仔细听着，他的孩子在他身后的客厅里嬉笑打闹，电视的声音很吵。
现在八点已过，外面又黑又冷，而我则打扰了一顿很迟的晚餐。
但他并没有不高兴。
我一直不认识这个人。
他说。
那么你认识他太太吗？不认识。
我经常旅游，大部分时间不在家。
你太太认识他们吗？不。
他匆忙答道。
你或者你太太看到他们搬家吗？上周末我们不在家。
你也不知道他们搬往何处。
是的。
我谢了他，转身发现一名穿制服的大块头保安。
他像电影中的街头巡警一样，右手的警棍不断敲打左手掌心。
你在干什么？他厉声道。
找个人，我说，把警棍拿开。
拉皮条是犯法的。
你聋了吗？我在找人，不是拉皮条。
我从他面前走过，向停车场走去。
我们接到投诉，他在我身后说，你得离开。
我这就走。
在不远处的一家连锁店里喝杯啤酒，吃了块玉米饼当晚餐。
在郊区的饭馆里吃饭使我觉得更安全。
这家饭馆供应面包和牛排，是一家全国连锁店。
它在新兴的小镇中开有分店，因而着实赚了不少钱。
就餐者主要是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年轻公务员，下班之前在此小聚，一边喝着生啤酒，观看体育比赛，一边谈论着国家大事。
独处是对生活的一种调节，暂时把妻子和朋友都抛在脑后。
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埋头苦干了七年，也无暇顾及友谊和婚姻，没想到到了三十二岁还得重过单身生活。
当我观看着电视比赛，打量着周围的女人时，我不禁问自己，难道还要回到酒吧和俱乐部寻找安慰吗？应该有别的地方可去、别的方法可循。
我感到沮丧，离开了饭馆。
我慢慢开车回城，不急于回到寓所。
我的名单在租房者名录上，存放在某个地方的电脑中，我想警察不费多大力气就能找到我住的阁楼。
如果他们想逮捕我，肯定会夜里来。
他们喜欢半夜敲我的门，使我惊慌失措；搜身的时候他们会趁机修理我一下，给我戴上手铐，推我出门，乘电梯下楼时死死抓住我的胳膊，把我塞进警车的后座，最后把我押送到市监狱。
我将是那天夜里唯一被捕的有体面职业的白人。
他们肯定会把我投进临时牢房中，同监犯中什么样的杀人犯都有；他们会让我在里面自生自灭。
我不管做什么，都随身带着两样东西。
一样是手机，我一旦被捕就用它通知莫迪凯；另一样是一沓钞票——有两万之多——用来充当保释金，这笔钱能助我逃脱牢狱之灾。
在离我的住处两个街区以外的地方，我把车停下，仔细观察每一辆空车，看是否藏有可疑的面孔。
我就这样小心谨慎地走进阁楼，没人来打扰我。
我的客厅中添置了两张帆布椅和一只塑料储物箱，这只箱子我平时也用作咖啡桌或脚凳。
电视机放在另一只与之配对的储物箱上。
我喜欢房间里家具少少的，多给自己一点空问。
没人会看到我是怎样生活的。
从电话留言中得知母亲曾打过电话来，她和父亲正为我担心，要来看我。
他们已和我哥哥沃纳谈过我的事，他可能也要来看我。
我几乎可以想见到他们谈论我的新生活的情形，肯定会有人来劝我。
为朗蒂举行的示威集会成了十一点的头条新闻。
电视上反复播放停在市政大楼台阶上的五副黑棺材的特写镜头，以及随后的游行。
莫迪凯对人群发表演讲的场景也被摄入镜头。
参加游行的人数之多超出我的想象，从电视上看大约有五千人。
市长对游行未置一词。
我关掉电视，给克莱尔打电话。
四天来我们没通过话，我想我该显示点儿骑士风度，还是由我来首先打破僵局吧。
严格说来我们还是夫妻。
一周后一起吃顿饭还是不错的。
铃声响到第三声时，一个陌生的声音不情愿地问道：喂。
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一刹那之间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现在是星期四晚上十一点半，克莱尔房中竟然有一个男人，我搬出一周末到。
我几乎想挂断电话，但还是打起精神，说：请克莱尔听电话。
你是谁？他生硬地问。
迈克尔，她丈夫。
她正在淋浴。
他说，好像松了一口气。
告诉她我给她打过电话。
说完我飞快地挂断电话。
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直到深夜，然后穿上衣服出门走走。
外面很冷。
当一桩婚姻破裂时，你就会胡思乱想。
究竟是因为志趣不投呢，还是真实原因要复杂得多？难道我事先没瞧出一点端倪？他究竟是个偶然的一夜过客呢，还是他们早就有来往？他是个有家室的一时头脑发热的医生呢，还是个能弥补我给她带来的空虚，年轻的精力旺盛的医学院学生呢？我一直对自己说，这算不了什么。
我们不是因为不忠于对方才决定离婚。
现在考虑她有没有胡来为时已晚。
我们的缘分尽了，再明白不过了，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不会再原谅她。
她已成为过去。
我决定放弃她，忘了她。
如果我有权追逐女人，那么她享有同样的权利。
对，就这么定了。
凌晨两点，我不知不觉来到了杜邦广场。
我不理同性恋者发出的口哨声，走过无家可归者的身旁，他们蜷缩在破被子里，睡在长凳上。
这很危险，但我丝毫不在意。
几个小时后，我买了一盒十二只装的油炸饼圈，外带两大杯咖啡和一份报纸。
露比如约等在门前，冻得直打颤。
她的眼睛更红了，笑容也有点僵硬。
我们的谈话地点在办公室中前面的一张办公桌上，上面堆放文件最少。
我把桌面清理了一下，招待她喝咖啡吃饼圈。
她不喜欢巧克力夹心的，而偏好那种水果夹心的。
你看报吗？我打开报纸时间她。
不看。
你认识字吗？不多。
于是我读给她听。
我从第一版开始，主要是因为上面登着一幅巨照，照片上的五副棺材看上去好像漂浮在人海中。
报道配以大字标题，登在报纸的中问。
我把全文一字不漏地读给她听，她很用心地听着。
她也听说了有关伯顿一家冻死街头的传闻；她对细节很感兴趣。
我会这样死去吗？她问道。
不会，除非你车中装有引擎，打开空调取暖。
我希望有空调。
你会因暴露在外而死。
什么意思？冻死。
她用餐巾纸擦擦嘴，小口喝着咖啡。
奥塔里欧一家丧命的那天夜里气温是华氏十一度。
露比究竟是如何活下来的呢？天气最冷的时候，你去哪儿呢？我问。
哪儿都不去。
你呆在车里吗？是。
你怎样御寒呢？我用许多毯子裹住身子。
你从没去过避难所？从没去过。
你愿意去避难所吗？如果你愿意，就能见到特伦斯。
她侧过头来，奇怪地望了我一眼。
再说一遍。
她说。
你想见特伦斯，对不对？对。
那么你必须戒毒，对不对？对。
要戒毒，你得在戒毒中心呆一段时问。
你愿意吗？让我想想，她说，让我好好想一想。
这仅仅是一小步，但并非无足轻重。
我能帮你见到特伦斯，你会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你必须戒毒，不再吸毒。
我怎样才能做到呢？她问，目光不敢与我相接。
她用身子围住咖啡杯，热气冒上她的脸颊。
你今天去‘内奥米之家’吗？是的。
我跟那边的头谈过。
他们今天有两个聚会：酗酒者和吸毒者聚会，就是所谓的‘禁酒禁毒协会’。
我要你都参加。
那边的头会打电话给我。
她点点头，那模样就像个挨了骂的孩子。
眼下我不想逼她太紧。
她小口吃着饼圈，啜饮着咖啡，出神地听着我给她念报上的故事。
她对国际新闻和体育报道不太感兴趣，但颇关注本埠的新闻。
她许多年前曾参加过一次投票选举，所以对本城的政治倒也不是一窍不通。
她能听懂犯罪报道。
一篇长篇社论抨击国会和市当局没能妥善安置无家可归者的生活，它警告道，还会发生像朗蒂一家这样的悲惨事件，还会有儿童死在街头，死在国会山的脚下。
我把社论解释给露比听，她赞同上面的每一句话。
外面下起了一阵轻柔的冷雨，我开车送她去她的下一站——内奥米之家。
那是坐落在西北部第十大街的一幢四层楼的排屋，它所处的街区房屋结构与别的街区相似。
它每天上午七点开门，下午四点关门，向前来求助的无家可归的女人提供食物、淋浴、衣服、各种活动和咨询。
露比是那里的常客，所以当我们到达时她的朋友纷纷向我们打招呼。
那里的负责人是一个名叫梅甘的年轻女人。
我与她轻声交谈，计划让露比戒酒戒毒。
那里收留的女人中一半心理不健康，一半是酗酒吸毒者，还有三分之一HIV呈阳性。
梅甘告诉我露比没患传染病。
我离开时，女人们挤在大厅里齐声歌唱。
我正埋头工作时，索菲亚敲我办公室的门。
我还没开口她就进来了。
莫迪凯说你正找一个人。
她手中拿着记事本，准备记录。
我想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她说的是赫克托。
啊，是的，我在找一个人。
我会帮你。
告诉我你知道的关于他的一切。
她坐下来，开始记录。
我一口气说出他的姓名、住址、失踪前受雇的公司、外貌特征，以及他有妻子和四个孩子的事实。
年龄？三十岁左右。
大概的薪水？三万五。
既然他有四个孩子，那么至少有一个在上学。
从他的薪水以及他住在贝塞斯达来看，我怀疑他有额外收入。
他是西班牙裔，所以很可能信天主教。
还有别的情况吗？我再也想不出别的。
她返回她的办公桌，打开一本厚厚的记事本，飞快地翻动着内页。
我让门开着，所以能看见她做的一切。
她的第一个电话打给在邮局工作的某人，随即谈话变成了西班牙语，我听不懂。
她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先用英语与接线员打招呼，然后又换作她的母语。
她给天主教教区打电话，接着又引来一大串电话。
我对她的举动失去了耐心。
一小时后，她走到我的门边，大声道：赫克托一家搬到了芝加哥，你需要他们的住址吗？你是怎样……我吞下了后半句话，吃惊地盯着她。
别问了，是通过他们教堂的一个朋友的朋友。
他们上个周末匆匆忙忙地搬去。
你需要他们的新住址吗？要多长时间才能找到？这可不太容易，不过我能告诉你大致的方向。
已经有六个人坐在她的办公桌前，等待咨询。
现在不忙吧，我说，待会儿再说。
多谢。
小事一桩。
小事一桩？我花了几个小时晚上去敲他邻居的门，晚上寒气逼人，还要躲避保安的纠缠，又得提防有人打黑枪。
而她只打了个把钟头的电话就办妥了。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在芝加哥分部有一百多名律师，我以前办案去过两次。
分部的办公室设在靠近湖畔的摩天大楼里，大楼的门厅就有几层，楼前环绕着喷泉和许多商店，自动扶梯蜿蜒而上。
对赫克托·帕尔马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藏身瞭望之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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