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上午出乎大家意料，案情竟然露出一线曙光。
马丁・贝克从电话里接到这个消息。
其他人听见他说：什么! 是这样吗? 真的? 屋内每个人都停下手边的事，只是瞪着他瞧。
他放下话筒说道：弹道检查结果出来了。
怎样呢? 他们认为凶器查出来了。
哦。
科尔贝里焦躁地说。
冲锋枪，贡瓦尔・拉尔森说，军方有好几千把，放在没人看管的军火库里。
不如直接分送给小偷算了，省得每星期都要换新锁，麻烦死了。
等我抽出半小时的空当儿，就到城里去买个半打。
跟你们想的不太一样，马丁・贝克说，举起刚才潦草记下内容的纸。
苏米M 三七式……真的? 梅兰德问。
那种木制枪托的老玩意儿。
贡瓦尔・拉尔森说，我从四十年代之后就没见过了。
芬兰制还是授权在这里制造的? 科尔贝里问。
芬兰制。
马丁・贝克说，打电话来的人说他们几乎可以确定。
连子弹都是旧的。
蒂卡柯斯基兵工厂制造。
M 三七，科尔贝里说，七十发子弹的弹匣。
现在还有谁有这种东西? 没人。
贡瓦尔・拉尔森回答，今天这玩意儿已经躺在港口水深一百英尺以下的地方。
或许吧，马丁・贝克说，但是四天以前谁有一把? 某个芬兰疯子。
贡瓦尔・拉尔森怒道，派拘捕车出去，把城里所有的芬兰疯子通通抓起来。
这可真是他妈的好差事。
我们要跟媒体说吗? 科尔贝里问。
不要。
马丁・贝克说，一点儿也不能说。
他们陷入沉默。
这是第一个线索。
要花多久才能找到下一个?房门猛然打开，一个年轻人走进来，好奇地东张西望。
他手里拿着一个棕色信封。
你找谁? 科尔贝里问。
梅兰德。
年轻人说。
要叫梅兰德侦查员，科尔贝里责备道，他坐在那边。
年轻人走过去把信封放在梅兰德桌上。
他正要出去时科尔贝里加上一句：我没听见你敲门。
年轻人停下脚步，手放在门把上，但没有应声。
室内一片沉寂。
然后科尔贝里像是跟小孩解释一样清楚而慢慢地说：在进入房间之前，你要先敲门，然后等人家告诉你进来，接着你才能打开门进来。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年轻人咕哝道，眼睛盯着科尔贝里的脚。
很好。
科尔贝里说，转身背对他。
年轻人溜出房间，将门轻轻地关上。
谁啊? 贡瓦尔・拉尔森问。
科尔贝里耸耸肩。
让我想起了斯滕斯特伦。
贡瓦尔- 拉尔森说。
梅兰德放下烟斗，打开信封抽出里面绿色封皮的打印报告。
这份文件约有半英寸厚。
那是什么? 马丁・贝克问。
梅兰德翻阅了一下。
心理学家的意见。
他回答，我叫人装订起来。
啊哈，贡瓦尔・拉尔森说，他们想出了什么高明的理论? 我们可怜的集体谋杀犯在青春期时曾因为没车钱被赶下公车，这个经验深深伤害了他脆弱的情感――马丁・贝克打断他。
这并不好笑，贡瓦尔。
他厉声道。
科尔贝里惊讶地望了他一眼，转向梅兰德。
弗雷德里克，这本小书里面说了什么? 梅兰德清理了烟斗，把里面的灰烬倒在纸上，然后把纸包起来丢进字纸篓。
瑞典没有先例，他说，除非我们回溯到卡尔亲王号蒸汽船上的诺伦德屠杀案。
所以他们只能根据过去几十年以来美国的调查来做研究。
他朝烟斗吹吹气，确定烟管畅通，然后开始填装烟丝。
美国心理学家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并不缺乏研究资料。
这份报告里提到波士顿的勒人狂斯派克，他在波士顿谋杀了八名护士；奥斯汀的怀特曼登上钟楼，狙杀了十六个人，还有许多人受伤；新泽西的昂罗冲到街上，在十二分钟之内打死了十三人；其他还有一两个个案你们可能听过。
他翻阅报告。
集体谋杀似乎是美国的专长。
贡瓦尔・拉尔森说。
是的，梅兰德同意，报告分析出几个可能的理由。
美化暴力；科尔贝里说，社会以专业为重；邮购枪支行为；无情的越战。
梅兰德吸着烟斗，让烟丝烧起来，一面点点头。
以及其他的原因。
我从某处读到，每一千个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二个是潜在的集体谋杀犯。
科尔贝里说，但别问我他们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市场调查，贡瓦尔・拉尔森说道，那是另一项美国人的专长。
他们挨家挨户问人家能不能想象自己去杀很多人，一千人里头就有两个说：‘可以呀，那应该不赖。
马丁・贝克擤着鼻涕，用红红的眼睛恼怒地望着贡瓦尔・拉尔森。
梅兰德靠向椅背，将双腿伸直。
你的心理学家们觉得凶手是怎样的人? 科尔贝里问。
梅兰德翻到报告的某一页，直接朗诵：‘他可能不到三十岁，通常很害羞内敛，但周围的人都觉得他规矩勤奋。
他可能喝酒，但更可能是禁酒主义者。
他的身材应该不太高大，可能有某种面部缺陷，或是其他的身体畸形，让他和常人不太一样。
他在团体中的角色无足轻重，成长的环境可能很拮据。
通常情况下若不是父母离异，就是本身是个孤儿，童年缺乏关爱。
在此之前，他很可能没有犯过任何重大罪行。
他抬眼说道：这是针对美国的集体谋杀犯所做的审讯和心理分析的综合结论。
这种集体谋杀犯一定是重度的精神病，贡瓦尔・拉尔森说，在他冲出去干掉一群人之前，大家都看不出来吗? ‘精神病患者通常在某件事触发其异常特质之前，看起来都跟正常人没有两样。
精神病意味着此人有某种或某些特质异常发展，但是在其他方面挺正常的――比方说才能、工作能力等等。
事实上，这些一时冲动且毫无动机就犯下集体谋杀案的人之中，大部分都是邻居和朋友眼中体贴和蔼、彬彬有礼的好人，绝不像是会干出这种事情的人。
这些美国案例中，有几个犯人说他们知道自己有病，也一直试图压抑自己的毁灭倾向，但最后还是屈服了。
集体谋杀犯可能有被迫害妄想症、夸大狂或是病态的罪恶情结。
凶手常会说，之所以这么做是要出名，要看见自己的名字上报纸头条。
而这种罪行背后几乎都隐藏着报复或自我肯定的欲望。
凶手觉得遭人轻视、误解、虐待。
几乎每一个案例中凶手都有严重的性问题。
’梅兰德念完后大家一片沉默。
马丁・贝克瞪着窗外。
他面色苍白，眼窝凹陷，比平常驼背得更厉害了。
科尔贝里坐在贡瓦尔- 拉尔森的桌上，把他的回形针串成一长条。
贡瓦尔・拉尔森恼怒地把回形针盒拉到自己面前。
科尔贝里打破沉默。
那个怀特曼从奥斯汀的大学钟楼上开枪打死了好多人。
他说，昨天我看了一本讲他的书，一个奥斯汀的心理学教授认为，怀特曼的性障碍在于他想跟自己的母亲发生关系，所以他就用刀子代替阴茎，捅进母亲身体里。
我的记忆没有弗雷德里克好，但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像是这样的：‘然后他爬上高耸的钟楼――这是明显的阳具象征――将死亡的精子像爱情的箭矢一样，洒在大地之母身上。
蒙松走进房间，嘴角仍叼着时刻不离的牙签。
你在胡扯什么啊? 或许公车是某种性象征，贡瓦尔・拉尔森沉思道，只不过是横着的。
蒙松目瞪口呆。
马丁・贝克起身走向梅兰德，拿起绿皮报告。
这借我找个安静地方看看，他说，在一个没有人发表俏皮意见的地方。
他朝门口走去，却被蒙松拦下。
后者取出口中的牙签说：现在我要干什么? 我不知道。
问科尔贝里吧。
马丁・贝克简洁地说，走出了房间。
你可以去找那个阿拉伯人的女房东问话。
科尔贝里说。
他在纸上写下姓名地址，递给蒙松。
马丁是怎么了? 贡瓦尔・拉尔森问，他干吗这么敏感啊? 科尔贝里耸耸肩。
我想他有他的理由吧。
科尔贝里说。
蒙松在斯德哥尔摩街头开了半小时车，才到达北站街。
他把车停在四十七路公车的终点站对面，这时候才刚过四点，但天已经黑了。
公寓里有两个叫做卡尔松的房客，但蒙松毫无困难地找出了正确的对象。
一扇门上有八张用大头钉钉住的人名卡。
两张是印制的，剩下的则是不同笔迹的手写字体，全部都是外国名字。
其中并没有穆罕默德・布西。
蒙松按了门铃，一个穿着起皱的长裤和白色汗衫的黝黑男子打开了门。
我能跟卡尔松太太说话吗? 蒙松说。
那人咧嘴一笑，露出雪白的牙齿。
他双臂一摊。
卡尔松太太没在。
他以很蹩脚的瑞典话回答，就快回来了。
那我在这里等。
蒙松说着走进门廊。
他解开大衣扣子，望着微笑的男人。
你认识住在这里的穆罕默德・布西吗? 男人脸上的微笑不见了。
是，他说，该死，太可怕了，真恐怖。
他，我朋友，穆罕默德。
你也是阿拉伯人吗? 蒙松问。
不，土耳其。
你也外国人? 不是，蒙松回答，瑞典人。
哦，我觉得你有一点口音。
土耳其人说。
蒙松的确有明显的斯科讷省口音，怪不得土耳其人以为他是外国人。
我是警察，蒙松说，严肃地望着这男子。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四处看看。
有其他人在吗? 没有。
只有我。
生病了。
蒙松查看四周。
门廊窄而黑，摆着餐椅、小桌子和金属伞架。
桌上有几份报纸和数封贴着外国邮票的信件。
除了前门之外，走道上总共有五扇门。
两扇比较小的门八成是厕所和衣橱。
有一个是双扇门，蒙松走过去打开一半。
卡尔松太太的私人房间，穿着汗衫的人紧张地说，进去，不行。
蒙松瞥了房内一眼，里面摆满了家具，显然既是卧房也是客厅。
旁边的门通往厨房，厨房很大而且现代化。
厨房进去不行。
土耳其人在他身后说。
这里有几个房间? 蒙松问。
卡尔松太太的房间、厨房和我们房间，男子说，厕所和衣橱。
蒙松皱眉。
也就是两室一厨。
他对自己说。
你看我们的房间。
土耳其人说，替他把门打开。
房间大约有二十三英尺长，十六英尺宽，两扇面街的窗挂着褪色的薄窗帘；不同款式的床沿墙摆放，两扇窗之间放着一张小沙发，背靠着墙。
蒙松数了数，有六张床。
其中三张一团凌乱。
房间里到处乱丢着鞋子、衣服、书本和报纸。
中央有一张白漆圆桌，周围放着五张不相配的椅子。
剩下的家具就是一个高大肮脏的五斗柜，靠着窗旁的墙壁摆放。
房间还有另外两扇门。
其中一扇前面摆了一张床，这显然是通往卡尔松太太的房间，而且一定是锁着的。
另一扇门里面则是小衣橱，塞满了衣服和行李箱。
你们六个人都睡在这里吗? 蒙松问。
不是，八个。
土耳其人回道。
他走向门前的那张床，半拉出一张有脚轮的矮床，然后指向另一张床。
两个这样的，他说，穆罕默德睡那边。
其他七个是什么人? 蒙松问，跟你一样是土耳其人吗? 不是，我们三个土耳其人，两个――一个阿拉伯人，两个西班牙人，一个芬兰人，还有一个新的，他希腊人。
你们也在这里吃饭吗? 土耳其人快速走到房间另一端，移动一张床上的枕头。
蒙松在色情杂志被枕头遮住前瞥到一眼。
对不起，土耳其人说，这里……这里不整齐。
我们在这里吃饭吗? 不。
煮饭，不准，不准用厨房，房间不准用电炉。
我们不能煮，不能烧咖啡。
你们付多少租金? 一个人三百五十克朗。
土耳其人说。
一个月? 对。
所有月都三百五十克朗。
他点点头，抓着胸前像是马毛般的黑毛，从汗衫的低领口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我赚很多钱，他说，一百七十克朗一星期。
我开卡车。
以前我在餐厅，赚不多。
穆罕默德・布西有没有亲戚，你知道吗? 蒙松问，爸妈，兄弟姊妹? 土耳其人摇头。
我不知道。
我们好朋友，但是穆罕默德不多说。
他很害怕。
蒙松站在窗边，望着一群瑟缩的人在公车站等车。
他转过身。
害怕? 不是害怕……你们怎么说? 啊，对啦，害邱。
害羞，嗯。
蒙松说，你知道他在这里住了多久吗? 土耳其人在两扇窗之间的沙发坐下，摇摇头。
我不知道。
我上个月来，穆罕默德――已经住在这里了。
蒙松的厚大衣下出了一身汗。
空气中充满了八个房客发出的味道。
蒙松热切地希望能回到马尔默，回到自己整洁的公寓里。
他从口袋里掏出最后一根牙签，问道：卡尔松太太什么时候回来? 土耳其人耸耸肩。
我不知道。
很快。
蒙松把牙签塞进嘴里，坐在圆桌旁等待。
半小时之后，他把咬烂的牙签残骸丢进烟灰缸。
卡尔松太太的房客回来了两个，但是女房东本人仍不见踪影。
回来的是两个西班牙人，他们的瑞典话极为有限，蒙松则一个西班牙字也不认识，因此很快就放弃问他们话了。
他唯一的收获就是，这两人叫雷蒙和胡安，在一家烧烤餐厅打杂。
土耳其人瘫在沙发上，翻阅一本德国杂志。
两个西班牙人一面换衣服准备出去玩，一面热切地交谈；他们的计划似乎包括一个叫克莉斯汀的女孩儿，两人显然正在讨论她。
蒙松一直看表。
他决定只待到五点半，一分钟也不多等。
五点二十八分的时候，卡尔松太太回来了。
她让蒙松坐在最好的沙发上，请他喝一杯波特酒，开始滔滔不绝地怨叹当房东的苦处。
我告诉你呀，房东可不是好当的呀。
我一个可怜的女人家，房子里全是男人呀，她哀诉道，而且都是外国人呀。
但我是没钱的寡妇，能怎么办昵? 蒙松粗略地心算了一下。
这可怜穷困的寡妇每个月收的房租将近三千克朗。
那个穆罕默德呀，她抿起嘴唇。
他欠我一个月的房租，或许你可以想办法让我收到房租? 他在银行可有存款? 蒙松问她对穆罕默德的观感。
她回道：以一个阿拉伯人来说，他真的算是不错的啦，你知道，通常这些人都又脏又不可靠。
但是他人很好，又很安静，似乎很守规矩――不喝酒，我想他也没带女人回来。
但是他还欠我一个月的房租。
她似平对房客的私事知道得一清二楚，这点毫无疑问。
雷蒙跟一个叫克莉斯汀的贱货有一腿，但她无法进一步告诉蒙松有关穆罕默德的事。
穆罕默德有个出嫁的姐姐住在巴黎，不时会写信来，但她看不懂，因为是用阿拉伯文写的。
卡尔松太太拿出一叠信件给蒙松。
信封背后写着寄件人的姓名住址。
穆罕默德・布西在这个世界上仅有的财产都已经收进一个帆布箱里了。
蒙松把箱子也带走。
卡尔松太太再度提醒他穆罕默德房租未付，然后关上大门。
我的天，真是个老巫婆。
蒙松喃喃自语，下楼回到街上去开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