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躺到铺得整整齐齐的床上之前，死者先脱下夹克，摘下领带，挂在门边的椅了上，然后解开鞋带，脱了鞋子放在椅子下，换穿黑色的皮拖鞋。
他吸了三支有滤嘴的香烟，将烟捻熄在床边小桌上的烟灰缸里后，他在床上躺好，把子弹射进了自己的嘴里。
他把自己弄得面目全非。
离他最近的邻居是一个因为去年猎麇鹿而臀部受伤，所以提前退休的陆军上尉。
他在出了意外之后患上失眠症，常常夜里自己坐着玩扑克牌。
那天他才把牌拿出来，就听到墙的另一边传来枪声，于是马上打电话报警。
两名警察接到无线电通知，破门而入，时间是三月七日凌晨三点四十分，当时床上的男人已死亡三十二分钟之久。
警察没有多久就弄清了案情，几乎可以确定死者是死于自杀。
在回警车用无线电报告这起死亡事故前，他们把整个公寓察看了一遍，尽管他们不该这么做。
除了那间卧室之外，公寓还包括了客厅、厨房、走廊、浴室及更衣间。
他们找不到任何纸条或遗书。
唯一可见的字迹是客厅电话旁的便笺上写的几个字。
那几个字组成一个人的名字。
一个这两名警员都再熟悉不过的名字：马丁・贝克。
那一天是奥蒂莉娅的命名日。
上午刚过十一点，马丁・贝克就离开南区警局总部，到旋转木马场的国营酒店前排队买酒，他买了一瓶胡桃味的索烈拉酒。
在去地铁的途中，他又买了一打红色郁金香和一罐英国乳酪饼干。
她母亲受洗时领受的六个名字中有一个是奥蒂莉娅，他就是去恭贺她的命名日。
她居住的老人之家很大，也很古老。
简直太旧，太不方便了，那儿的工作人员说。
马丁・贝克的母亲一年前搬去那儿，倒不是因为她无法照料自己――她虽然已经七十八岁，却仍然十分活跃，身体也还相当硬朗――而是她并不想成为她独子的负担。
因此，她很早就在这儿预约了一个房间。
当某个房间空出来，也就是前一个房客死了之后，她就把身边的东西收拾好，搬了进来。
自从十九年前父亲过世后，马丁・贝克是她唯一的赡养人，他偶尔会因为未能亲自照顾她而良心不安。
但是，在内心深处，他很感激她没征询他的意见就自行处理了这件事。
这里有几问死气沉沉的小会客厅，他从没见过有人坐在里头。
他经过其中一间，顺着阴暗的走廊走进去，然后敲他母亲的房门。
他走进去时，她惊讶地抬起头来。
她有些耳背，没听到他轻轻的敲门声。
她笑逐颜开，放下手中的书本，想站起来。
马丁・贝克轻快地走过去，亲吻她的脸颊，并轻轻地将她推回椅子上。
别又开始为我忙东忙西的。
他说。
他把花放在她膝盖上，酒及饼干则放在桌上。
恭喜，亲爱的妈妈。
她把包花的纸解开，嘴里赞叹道：啊，花儿真漂亮。
还有饼干! 啊，那是葡萄酒还是什么来着? 哦，是雪利酒。
我的天! 她站起来，不顾马丁・贝克的抗议，走到橱柜那儿，拿出一个银色的花瓶，在水槽中注满了水。
我还没衰老到走不动的地步，她说，倒是你自己，坐下来吧。
我们喝雪利酒还是咖啡? 他把帽子和外套挂好后坐下。
看你爱喝什么。
他回道。
那喝咖啡好了，她说，这样我就可以把雪利酒省下来，分一些给其他的老太太喝，并借机炫耀一下我的好儿子。
令人快乐的东西总得留着慢慢享受。
马丁・贝克静静地坐着，看她打开电咖啡壶的开关，量好水和咖啡。
她个子很小，看来弱不禁风。
每次他看到她，就觉得她整个人又更小了些。
妈，你住这里会不会无聊? 我? 我从不会无聊。
回答得太快太流利，所以他不相信她说的是实话。
她把咖啡壶放到电热板上，插好的花瓶放到桌上，然后坐下来。
你不用为我担心，她说，我可以做的事情多着呢。
我看书，跟别的老太太聊天，还织毛线。
有时我会到城里，什幺都不做，只是看看。
不过他们把东西都铲平了，真是可怕啊。
以前你父亲公司所在的那栋房子也拆除了，你看到没? 马丁・贝克点点头。
他父亲在克拉拉曾经有一家小小的运输公司，但那地方现在已被一座由玻璃和混凝土构成的购物中心取代。
他看着摆在她床边衣柜上他父亲的相片。
相片是二。
年代中期照的，当时他不过几岁大，而他父亲仍十分年轻，目光清澈，偏分的头发很有光泽，下巴透着坚定和顽强。
据说马丁・贝克长得很像他父亲，但他自己从来不觉得，而且，即使两人有相似之处，也只限于外表。
他记得他父亲是一个直率、快活、招人喜爱的人，爱跟人开玩笑，和大家打成一片。
马丁。
贝克觉得自己则是内向害羞，相当无趣的人。
照这张相片时，他父亲是建筑工人，但数年后，遇上经济萧条，有好几年他持续失业。
马丁・贝克猜想，他母亲从未真正从那几年的贫困与焦虑中恢复过来，因为即使后来他们经济状况大为改善，她仍没有停止为钱忧心。
除非绝对必要，她还是绝不买任何新东西，而她的衣服以及她由老家带过来的几样有限的家具，用了这些年，也都很旧了。
马丁・贝克不时想给她些钱，并且主动地要帮她付老人之家的费用，但是她又骄傲又固执，坚持要当一个独立的人。
咖啡煮沸后，他过去拿了咖啡壶，让他母亲倒。
她对她儿子期望甚高。
他小的时候，她甚至根本不准他帮忙洗碗或铺床。
一直到他长大后，发现自己笨拙得连最简单的家事都做不好时，才发现她这么过度保护他是不对的。
马丁・贝克看他母亲喝咖啡前先丢一块方糖到嘴里含着，觉得又惊奇又有趣。
他没有见过他母亲含着一大块方糖喝咖啡。
她注意到他的眼光，说道：我想，等你活到我这把年纪时，就会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了。
她放下手中的杯子，身体靠到椅背上，瘦瘦的、布满老人斑的手轻轻握着，放在膝上。
好啦，她说，告诉我我的孙子孙女最近都在干吗。
这些日子以来，马丁・贝克跟他母亲谈到孩子时，总是很小心地只挑好的说，因为她认为她的孙子孙女比别的孩子都聪明、出色，并且漂亮。
她常抱怨他不懂得欣赏他们的优点，她甚至指责他对孩子不够理解，并且对他们太过严厉。
他认为自己其实是能够以很平和的心态来看待自己的孩子的，他认为他们和其他孩子差不多。
他与十六岁的英格丽的关系最好，她又活泼又聪明，学校功课对她来说是轻而易举之事，她在学校也与人相处融洽。
洛夫快十三岁了，他的问题比较多。
他很懒，又内向，对学校的任何事物都没有兴趣，而且也没有特别的爱好或天分。
马丁・贝克对儿子毫无学习欲望感到忧心，他希望这只是他成长中的一个过渡时期，总有一天他会克服他的懒散和吊儿郎当。
因为目前他实在找不出任何洛夫的优点来说，而他就算说了实话他母亲也不会相信，他只好选择避开这个话题。
当他跟她报告过英格丽最近在学校的表现后，他母亲突然很出乎他意料地问道：洛夫毕业后会不会当警察? 应该不会吧。
何况，他还不满十三岁呢。
现在就开始担心这种事未免太早了。
如果他想的话，你一定要拦住他，她说，我从来不明白你为什么那样坚持要当警察。
现在这个行业一定比你当年加入时更糟糕了。
马丁，你当年为什么会去当警察? 马丁・贝克吃惊地瞪着她。
的确，二十四年前，她曾反对过他的职业选择，但他没想到她现在会再一次提起。
他不到一年前才升任凶杀组的组长，他现在的工作环境与当年做年轻巡警时已经迥然不同了。
他俯过身去，拍拍她的手。
妈，我现在挺好的，他说，现在，我大多是坐在办公室里。
不过，说真的，我也常常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这是真的。
他常问自己为什么会当警察。
当然他可以回答说，在战时那是逃避兵役的好方法。
因为肺病，他被缓征两年，然后体检的结果显示他已痊愈，不能再免役，这是他当警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一九四四左右，所谓的良心反战者是得不到同情的。
许多跟他采取同样方式避开兵役的人后来都转业走了，但他这些年来却一路升到组长的位置。
这应该意味着他是一个好警察吧，但他自己可不那么确定。
警界里有几个坐在高位的并不是什么好警察。
他甚至都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想当一个好警察，如果好警察的定义包括恪守职责、不能有丝毫违背规定之处的话。
他想到伦纳特・科里贝尔很久以前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周围好警察多得是，一些笨得要死的好警察。
还有许多办事墨守成规、目光短浅、态度强硬、自以为是的人，也都是好警察。
我宁可警界里多一些好人，而不是所谓的好警察。
他母亲陪他走出来，他们在公园里走了一会儿。
融雪的地面很难行走。
寒风在高大的枯树间呼啸。
在踉跄前行了十分钟之后，他陪她走回前廊，亲吻她的面颊告别。
他转身走下斜坡时，看到她仍站在入口处对他挥手。
小小的、佝偻的身影，还有灰白的头发。
他搭乘地铁回到位于瓦斯贝加路的南区警局总部。
走到自己办公室的途中，他瞥了一下科里贝尔的办公室。
科里贝尔是位侦查员，也是马丁・贝克的助手及最好的朋友。
他的办公室空着。
马丁・贝克看了一下手表。
时间是一点半。
当天是星期四。
他用不着多加思索就知道科里贝尔会在什么地方。
有那么一会儿，他甚至想端着豆子汤去找他，但随即想到自己的胃，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因为被他母亲强迫着喝下数不清的咖啡之后，他的胃已经很吃不消了。
他的记录簿上有一个当天早上自杀的男人的简单背景资料。
那人叫恩斯特・西古德・卡尔松，四十六岁。
他未婚，最近的亲戚是一位住在玻尧斯的老姨妈。
他由星期一起就向工作的保险公司请假，理由是得了流行性感冒。
据他公司的同事说，他为人孤僻，而且就他们所知，也没什么亲密的朋友。
他的邻居说他为人安静不闹事，在固定的时间来去，鲜有访客。
笔迹鉴定的结果显示，电话旁便笺上的马丁・贝克确实是他的笔迹。
他死于自杀是相当明确的事。
这个案件再没什么好说的了。
恩斯特・西古德・卡尔松自杀身亡，因为在瑞典自杀不算犯罪，警察也不能多做什么。
所有的问题都已获得答案。
只有一个例外。
写调查报告的人也问了相同的问题：不知贝克探长与此人是否有任何关系? 贝克探长能否在报告中补充些什么?马丁・贝克不能。
因为他从没听说过恩斯特・西古德・卡尔松这个人。
第二章贡瓦尔・拉尔森夜里十点半离开位于国王岛街警察局的办公室时，压根儿没准备成为英雄。
毕竟，回到他位于波莫拉的家，冲个澡，换上睡衣睡觉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
贡瓦尔・拉尔森一想到他的睡衣就很开心。
那是崭新的、当天刚买的睡衣，他大多数的同事若听到那件睡衣的价格，绝对不会相信。
回家路上，他有点儿小事要处理，但估计最多花上五分钟就可以办完。
他边想着睡衣边挣扎着穿上他的保加利亚羊皮外套，熄灯，用力关上门，然后离开。
通往他们部门的老电梯一如既往运转不畅，他狠狠地在地上跺了两脚，它才又动了起来。
贡瓦尔・拉尔森十分高大，不穿鞋也有六英尺二英寸高，体重两百多磅，当他跺起脚时，效果相当可观。
外头很冷，还刮着风，夹杂着一阵阵干燥的、席卷而来的雪，但他只要走几步路就可以钻进车子里了，根本无需为天气担心。
他开车越过西桥，视线漫不经心地转向左边。
他看到市政府的黄灯照在三个尖塔的金冠上，还有其他成千上万个他无法确认的灯光。
过了桥，他继续直开到鹿角广场，左转上鹿角街，然后在锡湖地铁站右转。
他沿着环路往南只开了五百码左右就刹车停住。
这儿虽然位于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却几乎没有任何建筑物。
街道西边，高低起伏的淑女公园迤逦铺开，东边则是岩丘，有一个停车场，及一座加油站。
这里叫盾牌街，但其实并不算是一条街道，只能说是一截儿路，那是都市规划者在莫名的狂热驱使下所破坏的众多都市景观之一，它原有的价值、原有的特性如今已荡然无存了。
盾牌街是条弯路，长不及三百码，连接着环路及玫瑰园街，有些出租车司机常来这里，偶尔也有迷路的警车在这儿休息一下。
夏天时，路旁繁茂的树丛使这儿如同都市中的绿洲，尽管环路上很拥挤，而且火车就在五十码外沿着盾怦街隆隆而过，然而一些童年并不快乐的当地中年人，仍然带着酒、香肠及油腻的纸牌在树荫下不受干扰地打发时间。
但是冬天就没人自动上这儿来了。
然而，在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这个特别的夜晚，却有人站在这条街南边光秃秃的树丛问差点儿被冻僵。
他的注意力显然无法完全集中，只是偶尔朝街边一栋颇有年头的木造两层住宅望一眼。
不久前，该建筑物二楼的两个窗口还有灯光，他也能听到音乐声、喊叫声，及偶尔发出的大笑声，但现在灯火已灭，唯一能听到的只剩下风声及远处传来的车声。
站在树丛间的这个人可不是自愿站在那里的。
他是个警察，名叫萨克里松，他衷心希望他能在别的地方站岗。
贡瓦尔・拉尔森下车，将外套领子拉高，毡毛帽拉低盖住耳朵。
接着，他就蹒跚地踩在泥泞的融雪里，径直穿过宽阔的路面，经过加油站。
公路局显然不认为这一丁点儿无用的街道值得他们浪费路盐。
房子位于前方约七十五码处，略微高出路面，与马路成锐角。
他在屋前停住，四处看看，轻声唤道：萨克里松? 站在树丛问的人打起精神走出来。
坏消息，贡瓦尔・拉尔森说，你得再站两小时。
伊萨克松请病假。
真倒霉! 萨克里松叫了一声。
贡瓦尔・拉尔森打量了一下四周，面带不悦地说：你要是站在斜坡上会好一些。
是的，如果我想把屁股冻僵的话。
萨克里松不高兴地答道。
那样视野会好一些。
有没有观察到什么? 萨克里松摇摇头。
什么也没有，他说，刚才上面举办了某种派对，但现在看来他们都躺下睡了。
马尔姆呢? 他也一样。
他已经熄灯三个小时了。
他一直都一个人吗? 好像是的。
好像? 有人离开房子吗? 没看到。
那你看到了什么? 我来以后，有三个人进去，是一男二女，搭出租车来的。
我想他们是来参加那个派对的。
想? 贡瓦尔・拉尔森逼问。
呃，不然要怎么想? 我又没有……萨克里松的牙齿捉对儿厮打，连说话都有困难。
贡瓦尔・拉尔森以严苛的眼光看着他，问道：你没有什么? 透视眼。
萨克里松苦恼地回道。
贡瓦尔・拉尔森为人严厉，对软弱的人没有同情心。
身为一个长官，他人缘甚差，许多人都非常怕他。
如果萨克里松对他稍有了解，自然就不敢这么跟他说话了。
但即令是贡瓦尔・拉尔森也无法漠视摆在眼前的事实：这个人又累又冷，接下来的几个钟头里，他的情况以及观察能力绝对不可能改善。
他知道该采取什么措施，但并不想因此就放过萨克里松。
他不悦地哼了一声，问道：你冷吗? 萨克里松干笑了一声，将结在睫毛上的冰擦掉。
冷? 他语带讽刺地说，我感觉像是三个人一起挤在烈焰燃烧的火炉里一般。
你是来办事儿的，贡瓦尔・拉尔森回道，不是来玩儿的。
是的，对不起，可是――你的工作也包括穿上足够的衣眼，并偶尔走动一下，否则，一旦有状况发生，你却像个雪人一样动弹不得，那么事后追究起来……可就一点儿都不好玩了。
萨克里松开始领会到他似乎话中有话。
他笨拙地发着抖，满怀歉意地说：是的，当然，那没关系，可是――那可是有关系得很，贡瓦尔・拉尔森生气地说，我正好是这个行动的负责人，我可不希望整个行动被一个保安组的笨蛋搞砸。
萨克里松才二十三岁，是一名普通的保安警员，目前隶属第二区的市民保护组。
贡瓦尔・拉尔森比他大二十岁，是斯德哥尔摩凶杀组的侦查员。
萨克里松刚想张嘴，贡瓦尔・拉尔森举起他巨大的右手，粗暴地说：废话少说，谢谢。
回玫瑰园街的警察局喝杯热咖啡什么的，半小时后精神抖擞地准时回来报到。
马上就去! 萨克里松离开后，贡瓦尔看看手表，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笨蛋。
然后他右转，穿过树丛，开始往斜坡上爬。
他边爬边哺喃咒骂，因为脚上意大利靴子的橡胶底很厚，在结冰的石头上完全无法着力。
萨克里松说得没错，那片岩丘上没有一处可以遮挡寒冷无情的北风，但贡瓦尔说这是最佳的观察地点也是对的。
房子就在正前方稍低的地方。
那栋建筑物或周围发生任何事，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所有的窗户或全部或部分被冰所覆盖，没有任何灯光。
唯一的生命迹象是烟囱里冒出的烟，但是这些烟还来不及让寒冷染上颜色就被风撕成碎片，像棉絮般卷入无星的夜空中。
岩丘上的贡瓦尔过一会儿就跺脚取暖，包在羊皮内衬手套里的手指也不时作伸屈运动。
在成为警察之前，贡瓦尔・拉尔森是名水手，起先是海军里的一般水手，后来改跑北大西洋的商船，无数冬夜在空旷的舰桥上站岗的经验让他学会了保暖之道。
他也是这方面的专家，虽然现在他比较喜欢并且常常只是负责制订计划。
在岩丘上站了一会儿后，他看到二楼靠右的窗后有火光微微晃动着，仿佛有人擦亮一根火柴点香烟或者看时间。
他反射性地看了一下手表。
十一点四分。
萨克里松已经离开岗位十六分钟了。
现在，他应该是坐在玛丽亚警察局里，边喝咖啡边跟没值勤的警察抱怨，只是一段短暂的享受，因为再过七分钟他就得动身赶回来了――如果他不想被骂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话，贡瓦尔・拉尔森闷闷地想着。
然后他想着此时此刻那栋公寓里可能会有多少人。
这栋老建筑物里有四户住家，楼上楼下各两家。
楼上左边住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单身女子，带着三个小孩儿，全都是跟不同的男人生的。
他对那女人所知道的仅限于此，但这些也足够了。
在她楼下，也就是一楼的左边，住的则是一对老夫妻。
他们七十来岁，在这里已经居住了近半个世纪，不像楼上那样，老是换房客。
老头子爱喝酒，虽然年高却不德劭，是玛丽亚警察局拘留所里的常客。
楼上右边住的房客也很出名，但他犯的是比周末喝酒闹事严重得多的罪。
他才二十七岁，却已被判过六次刑，每次刑期长短不一。
罪名从酒后驾车、破门行窃到人身伤害不等。
他名叫罗特，找那一男二女来开派对的就是他，现在他们把唱机关掉，也熄了灯，不是在睡觉就是在用别的方式享乐。
那根火柴就是在这问屋子里点燃的。
在这间屋子下面，也就是一楼右边，住的是贡瓦尔・拉尔森在监视的人。
他知道这人的名字，也知道他的长相。
但说来奇怪，他并不知道为什么要监视此人。
事情是这样的：贡瓦尔・拉尔森一向被爱炒作的报纸称为凶手终结者，但因为目前并无凶手可缉拿，所以他放下手头的工作，外借到别的部门来负责这项行动。
他们凑合着派了四名人员给他，并给了他简单的指令：确保受监视者不会消失，不会出事，并且记下与他会面的人的名字。
他连是什么案子都懒得问。
想来不外乎跟毒品有关吧? 现在几乎任何事都跟毒品脱不了干系。
到目前为止，监视行动已进行了十天，但受监视者除了曾召了一次妓女、上了两次酒吧、每次喝下半瓶酒之外，什么事也没发生。
贡瓦尔・拉尔森低头看表。
十一点九分。
剩八分钟了。
他打了个哈欠，举起双手在身体上拍打着。
就在这时，房子爆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