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对原本遗世独立的爱侣过去生活的那崇高庄严的世界,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
他们现在比较常在戏院露面。
穿着晚礼服参加晚间活动的巴黎人,用长柄望远镜观察皮耶不成样子的外套和玛丽一成不变的灰衣。
皮耶素感兴趣的通灵术,现在成了时尚。
X光的发现让人对肉眼不可见的事物产生无尽的遐想。
当时有位著名的灵媒名叫芭拉狄诺。
有一晚,皮耶·居里与皮兰见到这美丽的女巫。
她坐在他俩中间,右脚放在他们当中一人的左脚上,左脚放在另一人的右脚上,要求把灯全部关掉。
出现了一种心灵波,先扫过皮耶的脸,再扫过皮兰的。
就在这时,不知是谁打开了灯,才发现原来芭拉狄诺趁两人不注意,用什么东西压住鞋子,自己则溜到一旁,正在对空挥舞着棉围巾呢。
居里夫妇也出现在被视为当代绘画圣殿的一个沙龙里。
大雕塑家罗丹的作品思想者那时正在展出,玛丽喜欢罗丹,常常去他的工作场看他。
美国女舞蹈家富勒当时正在巴黎演出,极受欢迎。
她在表演中运用了精心组合的灯光,因此有光的精灵之称。
她在报纸上读到镭能发光的报道,便写信给居里夫妇,询问她怎样可以把镭披在身上,让她全身闪烁发光。
皮耶回信(他回信给每个人)中并未嘲笑她的无知。
女舞蹈家受到感动,选择了一种高雅的回报方式:她表示愿意到居里家来,特别为他们表演。
于是那晚凯勒曼大道上居里家的饭厅就成了舞台,美国来的电工把饭厅布置得和舞台一样闪亮。
富勒舞得很开心,也从此与居里夫妇建立了友谊。
原因之一也许是双方的职业虽天差地别,彼此却有一种名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吧。
玛丽始终不习惯面对人群,或与陌生人打交道。
但是盛名加身之后,她的态度温和了些,惟独不能忍受冒然的亲昵行为。
可是谁敢对她亲昵?居里夫人是望之俨然的女性,就连晚宴上坐在她邻座的人、她的学生、她的工作伙伴,都感受到她那神圣不可侵犯的态度。
数学家波莱尔(Emile Borel)年方十九的妻子玛格丽特胆大皮厚,能把法国最拔尖的科学家化作绕指柔,却也不敢在她面前造次。
居里夫妇的交游圈里出现了波莱尔夫妇,不时来他们家中小坐。
波莱尔是杰出的数学家,黑发、英俊。
他的小妻子玛格丽特是梭尔邦科学部主任艾培的女儿,活泼冒失。
波莱尔夫妇和皮兰夫妇每周轮流招待他们从前在师范学校念书时的同窗,不过参加者皆为男性,已婚者如郎之万,也不带太太来。
这些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会围绕着钢琴与炉火而坐,喝啤酒,吃蛋糕。
有时候作家如贝玑(Charles Péguy)、布鲁姆(Léon Blum)和赫里欧(Edouard Herriot)也会来。
赫里欧与所有人打赌,看有谁能在有关诗或雨果的问题上难倒他。
谈到雨果,确实连郎之万也不及他熟知。
郎之万最倾慕的作家是巴尔扎克。
这群知识广博的年轻男子,话题从最奥秘的科学问题到最粗鲁的玩笑都有。
有时皮兰坐在钢琴前与郎之万合唱圣杯之歌,两人都热爱瓦格纳。
那时瓦格纳的歌剧刚开始在巴黎上演。
小玛格丽特长得漂亮又爱卖弄风情,到处招蜂引蝶。
她公然与皮兰调情,因为他蓄着翘胡子,就称他大天使;又与那长了一对漂亮栗色眼睛的郎之万眉来眼去。
在这群人里,她像个美丽的小傻瓜。
皮兰不是说吗:花不解语。
他们有时在晚间去成人补习学校授课,她也随同前去。
课后,他们会在课室后面的厨房与学生聊天。
学生里总有几位没戴帽子的女工(那时候帽子是资产阶级的地位象征)。
玛格丽特懂得倾听,能博取别人的信任,在她面前吐露衷曲;她还擅长嗅出一桩恋情的开始或结束,更懂得在有人大喊着我饿了而来时,给他弄一盘炒蛋吃。
有时候,她写道,皮耶和玛丽·居里幽灵似的溜进来。
他几乎不说话。
她看起来年轻又迷人,在别人谈论科学问题时,她会骤然插嘴,长篇大论地发表意见。
他们慑住了我。
可是这么不喜欢闲扯的玛丽,也挣不脱这乖巧的小人儿。
玛格丽特后来成了女权运动者,创办了一份女性刊物,还邀到皮耶·居里为她撰稿。
再后来,她还以卡蜜儿·玛波的笔名写小说,颇负文名。
一晚,波莱尔夫妇与居里夫妇在戏院相逢。
这天上演的是易卜生的戏,玛格丽特十分兴奋,絮絮不休地谈论剧中女主角。
玛丽觉得好玩,吻了她一下。
玛格丽特受宠若惊,60年后还不忘在回忆录里记下这一笔。
波莱尔夫妇有气势、有风度,广结权贵,个性强、勇气够。
因此几年以后,当玛丽成为一宗丑闻的主角时,波莱尔明知情况险恶,仍勇敢地庇护了她。
在大学里,固然有些富家子弟,但更多是父母俭省到极点,才供得起儿子念师范学校或工艺技术学校的。
这些子弟往往成为法兰西的骄傲。
波莱尔是牧师之子,皮兰的父亲早逝,母亲开烟草店维生。
而郎之万的父亲,我们说过,是个锁匠。
是这些人延续了法兰西尊重知识的传统:他们饱读诗书,喜欢在政治演说中引经据典;即使专攻水电,也必先研读文艺、哲学,他们重视考试和学位,也广泛涉猎历史与文学。
世人要在很久以后,才体认到这种态度其实是很难得的。
1904年,法国社会主义领袖饶勒斯(Jaurès)告诉时任众议员的白里安,有那些人要为他新创办的报纸《人性报》撰稿(白里安本人充当政治记者)。
饶勒斯很骄傲地说:其中七位拥有高学位!白里安回道:可是记者在哪里?他问的有理。
不过也没关系。
那时候知识分子有一个想法:知识属于每一个人,如此人民便拥有了解放自己的工具。
因此,自由是始于知识的传授。
革命不发生于工厂,而发生于学校!饶勒斯说。
前途看来十分光明。
波莱尔和他的朋友都积极支持政教分离运动。
居里夫妇持同样态度。
他们至今未给两个女儿受洗,而在当时,领洗几乎是一种社会义务。
不过他们也没有改宗。
皮耶同意贝特洛的说法:科学是一种解放人心的工具,多少世纪来却屈从于神权政治之下。
若说居里夫妇没太注意政坛骚动,那是因为他们害怕随政治而来的暴力。
而自1902年孔布当选总理以来,暴力更延伸到教会里去。
孔布原是位神学教授,正因知之深,叛教更激烈。
有些人视他为撒旦之子,另一些人则称他人民之父。
他得到国会支持,推行政教分离、社会改革、责任分担的政策。
自那以后,任何职位的提名或升迁,都须先审查其忠诚。
政教分离法案于1905年通过,施行之时不乏磨擦。
玛丽后来也深受其余波之害。
不过这时候,玛丽比较不关心法国政坛的纷争,她关心的是俄国的动乱。
布洛妮亚和约瑟夫都写信告诉她,这一次,波兰终于要脱离俄国的压制了。
但愿这份希望不要破灭,玛丽回信给约瑟夫说,我热切盼望,无时或忘。
不论如何,我们应支持俄国革命。
我会寄钱给凯希米代为捐献。
我既不能直接出力,只好出钱了。
他们的希望,短期内是破灭了的。
可是玛丽时记在心的另一份希望却得实现———皮耶获选为科学院院士。
他再度答允参选,这次在短暂的挣扎之后,他作了违反本性的事,依习俗一一拜访各院士。
亲爱的居里,马斯卡特写信给他,尽力而为吧,6月20日以前你要勉力拜访完所有院士,就算要包租一辆车也行。
皮耶·居里照做了。
但他何以改变态度,我们不解。
想来就是玛丽在旁劝说,应也不致说动他的。
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接受他本国人的礼赞。
毕竟没有谁是完人。
可是他一旦当选,便写信给顾维倾诉烦恼:我发现我不喜欢加入科学院,而科学院也不需要我。
……每个人都告诉我,他们认为我应得五十票。
这便是我几乎不得其门而入的原因。
……我能说什么?在这里什么事都变得复杂,都有阴谋。
有些人认为我选前的拜访不够周到,便借题打击我。
真的,我不禁自问在这儿干什么。
开的会全没意思,这显然不是我的圈子。
他当选后,《祖国报》刊出一篇对他和玛丽的访问报道。
记者问玛丽,她是否认为自己也应得到类似的肯定?她答道:啊,我只是个女人,科学院里不会有我的位子。
报纸说她惟一的野心是协助丈夫工作。
读者还没来得及赞赏这份女性的谦抑,玛丽已经激烈否认,说这项报道纯属臆测。
该报主编只得承认并且道歉。
根据瑞典科学院章程规定必须要赴斯德哥尔摩受奖的事,延展两次之后终于成行了。
此行相当愉快,瑞典方面把典礼安排得简单隆重,没有虚文,没有大批群众,也没有大作宣传。
皮耶和玛丽会见的大都是科学家。
又因为玛丽会说德文和英文,他们可谈的人很多。
再者,六月的瑞典极美,对居里夫妇这样热爱大自然的人来说,当然是很愉快的。
照例,每位诺贝尔奖得主都要演讲他获奖的作品或成果。
虽然玛丽是和皮耶共同得奖,但演讲的人当然是皮耶。
他站在讲台上,她则坐在听众之间。
他刚刚度过得奖之后混乱不堪又无科学成就的18个月,但他对科学研究的意义感觉比以前更敏锐。
他仍笃信在谈论社会问题时,自己再三告诉学生的话:社会问题不值得忧虑,物理学家会轻易解决,因为他们会为每一个人制造足够的财富。
但他在演讲末尾说:我们也能想像,在为非作歹的人手中,镭也会变成非常危险的东西。
在此,我们不得不自问:人类是否真能因探知大自然的奥秘而获益?我们够不够成熟,可以得其好处而不致反为所害?诺贝尔的发明即为一典型例证:他发明的强大炸药可以用来做很多重要工作,但在大奸巨滑的手中,却成了可怕的破坏工具,将我们拉向战争。
最后他说:我和诺贝尔一样,相信人类会从新的发现中获益更甚于受害。
像皮耶·居里这样的科学家,献身科学有如艺术家献身艺术,为的是逃避日常生活的萧瑟荒凉。
但是镭的发现却在他原本稳步前进的道路上挖出一个无底洞,在这洞里他看到秘中之秘,让他着迷又恐惧———那是物质之谜。
不过后来是另一位科学家,利用镭和其他放射性元素,分裂了原以为不可分割的原子核。
那时候科学上的发现接二连三,居里夫妇不过是这一大串科学锁链当中的一环。
当一个人宣布我发现了之时,他可能只比另一个有同样发现的人早了几天而已。
那落后的人,也许是迟疑不敢宣布,也许是走岔了路,也或许是知识太博杂,反不能分辨何者为真,何者为伪。
蒲朗克(Max Planck)后来就承认,1900年他提出有关量子的假设时,遭到的冷嘲热讽简直让他绝望。
这项假设把物理学全盘倒转,没有人愿意接受。
而五年以后,当爱因斯坦引用他的量子理论在光学上时,他自己也不免排拒。
庞加莱曾于1896年建议贝克勒耳展示他的X射线实验,又于1904年谈及相对原理,已经提出一些有关相对论的证据,却就是对相对论有敌意,那么敏慧的人,好像就是不懂我们在做什么(爱因斯坦语)。
庞加莱在一封推荐爱因斯坦担任苏黎世大学教授的信里写道:爱因斯坦先生铺设了条条大道,我们因此可以想像其中大部分行不通。
但同时我们也期望他所指出的方向有一个是正确的。
庞加莱又说:这已经够好了。
路总是这么走出来的,数学物理的功能是善提问题,只有经由实验,才能回答问题。
正当皮耶·居里在斯德哥尔摩发表演讲的时候,爱因斯坦提出了他著名的方程式:E=mc2。
这个方程式要到30年后,才透过实验证明:到1945年广岛投下原子弹,才具体展现。
核能电厂也是此方程式的另一种应用,贝特洛预言的几乎不需人力便可自行再生的新能源由是成真。
皮耶·居里演讲中透露的悲观,当然不仅是身体上的衰弱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