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之万这样40多岁的科学家去做工兵,更年轻的科学家则在战场上阵亡,这种事普遍得很。
其中一位是玛丽最欣赏的工作人员但尼兹,他是炮兵上尉。
真正动员起科学界的力量,是1915年4月的事。
阿尔及利亚的几个营,在伊普尔(Ypres,位于比利时,一次大战时英军防区中心之一,后全城毁于战火)的战壕内防守,忽然一阵绿云飘来,士兵纷纷咳嗽、窒息,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肺里充满了氯气。
这片绿云便是首次使用的毒气。
一个杰出化学家向德军提供的建议。
位于柏林的帝国有机化学研究所经改造成为军事机构,有工作人员2000多人,包括150位大学教授———这事,当然要到很久以后外界才知道。
事情发生后,几位法国化学家从前线调回来,获颁军事奖章的德比纳也是其中之一。
莫鲁组成毒物研究小组,生理学家迈耶(AndréMayer)试做了一只防毒面具。
莫鲁和迈耶都领教过氯气的威力,因为德军在伊普尔也使用这种毒气。
医院里挤满眼睛半盲、咳嗽不止的士兵。
法国人后来也大量使用这种毒气。
1915年10月,正当潘勒韦出任教育部长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纷纷应召返回巴黎。
郎之万负责监督弹道实验,并开发无后座力炮。
皮兰研究利用声音找出大炮和飞机的位置,到1918年开始实际应用。
但海上危机深重。
德国潜水挺摧毁盟军储备的人员、煤矿和粮草。
1916年,盟军损失了936艘舰艇,第二年更增到2681艘之多。
英国首相丘吉尔后来写道:潜艇战很快就会逼得我们无条件投降。
我们的命运悬于一线。
这细弱的一线操在科学家手中。
英国政府也把科学家从战场上调回来了,包括卢瑟福,开始全力寻找对抗德国潜艇的方法:怎样侦测潜艇?法国一个名叫奇洛斯基的工程师建议检查人耳听不到的超声音波。
可是怎么检查?郎之万和他的两位昔日学生,就负责研究这事。
最初,他在塞纳河试验超声波侦测,原则上行得通,但是接收回音的效果不理想。
后来郎之万想到利用石英的压电效应———早年皮耶和雅各·居里发现的现象。
他的一个学生珍藏着皮耶·居里装裱的一块石英,郎之万把它取下,用来作收音用的麦克风:超声波麦克风就是这样发明的。
接下来几个月,研究小组狂热工作。
到1917年,郎之万已经把接收器改良到可侦测出振幅不到百亿分之一公厘的波。
后来英国开发出的潜艇侦测装置,全是根据郎之万的发明,今天各种各样超声波科技的应用也莫不如此。
英法两国的科学家往还密切。
1917年的某一天,卢瑟福刚好在巴黎,中午时分,他看到一个士兵驾驶计程车,在他下榻的旅馆停下,里面坐着皮兰、郎之万、玛丽和德比纳。
他们请我去吃午饭,对我很热诚。
他后来记述。
午饭后,大伙儿一块去听卢瑟福演讲,之后去居里研究所,玛丽烹茶请他们喝。
那天,卢瑟福觉得玛丽脸色苍白、极其疲倦。
她确实累了。
20年来,她暴露在放射线下的时间比任何人都长,现在仍每天暴露。
不论刮风下雨,她都乘坐时速不能超过五十公里的汽车四处奔波,抓住机会就打个瞌睡,有什么就吃什么,却培养出以前没有的幽默感。
显然,为应付紧急状况而发挥自己所有的潜力,是浑然忘我的最佳方法。
玛丽这时候心平气和。
1918年冬天特别难过。
天然气短缺,塞纳河浮满冰块,面包需要配给。
3月3日,消息传来,德俄签订和约,俄国把波兰和乌克兰割让给德国。
同日,巴黎服装设计师展出新款时装———连身短裙。
4月,德国渡过埃纳河,苏瓦松、帝耶里堡相继失守。
蒂耶里堡附近有一位低阶美军被俘,身上搜出一本笔记,上面写道:美国一定要打赢,为此我要努力工作、撙节开支,我要牺牲,要忍耐,要快快乐乐地打仗,竭尽全力,就像战争的胜负全看我一个人那样。
每年秋天都要重感冒一场的玛丽,却奇迹似地没有染上这年大流行的西班牙型感冒。
到10月为止,这场疫病每周都要夺去2000人的性命。
11月初,最早开始执勤的E号X光车为第944位伤患照了X光,他的左肩嵌进一枚弹片。
1918年11月8日晚间,各戏剧、娱乐场所的节目中断,为的是宣布一个消息:德皇威廉二世出亡。
11月11日,开战以来第1651天,上午11点,胜利的炮声响起,玛丽正与克蓝在实验室里。
两个女人立刻跑到最近的商店去买红、白、蓝三色的布,制成一面大国旗,悬挂在居里研究所的大门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