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胜利了,波兰自由了,钢琴家帕贷莱夫斯基当选华沙国民议会主席。
玛丽的家人安好无恙,好朋友也都健在,尽管法国在战争中失去150万条人命,镭研究所和镭却无损。
玛丽还能巴望什么?她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
俄国大革命没有让她兴奋狂热,她倒是同意美国总统威尔逊在提出十四点和约基础时所说的:比起很多搅动世人激情的声音,俄国人民的呼声在我听来更沉痛、更感人。
她也热衷于成立国际联盟的计划。
经过4年暗如黑夜的战争,迎来的黎明之光却照映出一片死寂。
可是不管怎么说,这总是一个新世界的开端。
威尔逊于1919年派遣代表团访问列宁,一位团员事后说:我访问过了未来世界,这制度有效!威尔逊对和约问题表示的另外一些意见,却让玛丽和其他很多人失望。
玛丽的看法是:我们既然不可能把德国人全部杀光,就应该提出他们可以接受的和平方案。
夏天又来了,她给自己安排一个彻底休息的长假———她已经很久没这么做了。
不过,她还是带了点工作去,去写一本有关放射线学与战争的书。
克蓝带她到普罗旺斯去,她这才发现此地的美。
星光灿烂的8月夜晚,她可以在阳台上睡觉;而地中海的海水那么温暖,她又开始游泳了。
观光客不多,海滩上只有几个英国人。
她写信给伊雷娜:要是旅馆再像样一点,这里就是最合适的工作场所了。
她实在太喜欢这地区了,后来就在附近建了一座房子,三面环海,又在旁边辛苦造了一片梯形花园。
她热爱房子,这是她对有形实体仅有但却强烈的喜爱;她后来又在布列塔尼买了一幢房子,而在布鲁内的房子也一直保留到她去世。
每次与女儿分开,她总是长篇累牍地写信给她们,给各种详尽指示。
这次她很自然地展现慈母风貌,不像以前勉力担负母亲职责。
她谈到我们酉奄制的东西,有点坏了,要重煮一下。
又教导如何驱虫,抱怨女仆不合作。
这些信的语调轻松温和,说明她与伊雷娜的关系有一种与往常不同的温柔。
她称伊雷娜大女孩,授权她指挥实验室里的事,别让他们在我走开的时候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我常想起,她写道,那一年我们的工作紧张忙碌,很希望收获丰硕。
我也想到你们两人的种种好处,你们给我的喜与忧。
你们真是我的一大财富,我希望自己还能多活几年,和你们在一起。
我知道你们会欢迎妈妈这老朋友回来,会再次为她尽心效劳。
已经年逾50的玛丽,似乎进入了第二青春期。
她不像以前那么苛责,也不那么忧烦了。
她乐见自己仍然敏捷、仍然年轻、仍然能骑马,和伊雷娜一起去滑雪。
这情况还能维持多久?总有终了的时候。
可是眼前是扎扎实实的生活。
一直自认此生多苦的玛丽,其实是热爱生活的。
她仍是那么瘦小、柔顺,常常怀着小姑娘的心情,光脚穿拖鞋走来走去。
随着心情的变化,她有时候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十岁,有时候又年轻十岁。
现在,她有时得戴眼镜了。
这不是很自然的事吗?她的名声一度受损,但那又怎么样呢?在横扫整个欧陆、整个时代的战争风暴之后,那件事显得好遥远,好不真实。
社会和她自己的生活方式都改变了。
她回到巴黎时,胜利的热潮已经消退。
巴黎当然仍如庆典般热闹,以后多年也一直洋溢着生活的热情。
这时的法国文化既灿烂,人民又富创意,再也没有哪个时期,比20年代更有魅力,更优秀了。
可是这些珍珠与钻石却是镶在一件一碰就破的衣服上,后来衣服碎裂,大家亲眼目睹。
不错,巴黎热闹如庆典,但并非人人皆可参与。
军火工厂的高技术工人失业了,衣食不周。
其他的人也眼看着自己的购买力降低:薪水加了两倍,物价却涨了三倍。
市民分为两个阵营:怕事的和找事的。
饶勒斯在他生前最后一场演说中预言:先是战事,而后是战争引发的疫病,……德国、法国、俄国和意大利的人民同样感到幻灭,他们会质问领导人,死了这么多人,到底为的是什么。
革命运动于是茁壮起来,似乎在向领导人说:‘去祈求上帝和人民的宽恕吧!’无产阶级革命在欧洲如火如荼地展开。
列宁将之引进俄国,扎下根来,但在德国革命失败,在波兰遭到排拒,在意大利方向走偏,而在法国,革命根本没有爆发。
法国社会党人以为可以透过民主程序,借选举达到革命的目的,先赢得民众的支持,再推行改革计划。
没想到他们不但没获得多数席,反而比原有的席次更少,在国会350席中仅占约60席。
这是1919年11月的事。
1920年初,到处都在罢工。
这年5月1日傍晚,全巴黎90%的一般职工和全国70%的邮政人员都罢工了。
当时法国的铁路是民营的,铁路工人联盟要求收归国有,因而宣布无限期罢工。
运输公司、矿场、码头的工人,以及水手、建筑工人等,随后分两波加入行列。
到5月29日,一个月前轰轰烈烈展开的大罢工,竟以大溃败结尾。
一个铁路工人工会秘书长自杀,工人运动被压制住了,18000名铁路工人被解雇,罢工结束。
另外一件事却开始了:左派分裂成两个党。
社会党加入第三国际,这表示它接受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二十一条。
社会党与共产党自1920年起分立,不论是出于偶然,或是当时经济状况所致,从此形成法国社会结构的一部分。
很多科学家,尤其是玛丽周围的这群,在20和30年代都热心参与政治。
他们的立场往往不同,但无损于彼此的友谊。
不过,他们的立场也没有太大的歧异。
当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界限不清时,他们也两边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