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在法兰西学院担任教授的郎之万签署了一份致俄国知识分子的同情书。
他听说,革命之后的俄国在一些原本没有研究所的地方设立研究所,又开办工人学校,训练过去没机会念中学的工人。
这让他燃起了希望。
他也签署了知识分子宣言,抗议对俄封锁。
1920年大罢工期间,他在物理暨化学工业学校当教授,当局要求学有专长的工科学生志愿参加维持铁路畅通的工作,郎之万是惟一公开表示反对的教授。
当年郎之万与泰瑞决斗时,与潘勒韦一同担任郎之万助手的何勒,是学校校长。
他主张学校停课,以支援学生志愿工作。
5月18日,郎之万发表公开信,详述他反对的理由。
他说这是把冲突带进学校,强迫还不懂事的年轻人选择立场。
他们对劳工的世界一无所知,以后却要成为其中一员,今天他们采取的立场,以后可能为他们制造极大的困扰。
我们应尽力让学校维持正常教学。
这是他第一次公开表明政治立场。
他的暴烈性格、他的慷慨豪情,他出身贫穷工人家庭的体验,以及他对共产俄国初期的倾心,都是他政治立场形成的因素。
当时有很多人像他一样,相信共产主义为俄国带来了正义、公平与人性尊严。
同年,他加入要求赦免北海叛徒的运动。
所谓北海叛徒,是法国舰队的水兵,拒绝接受指令,向敖得萨(在原苏联乌克兰)开炮。
但在这些事件中,玛丽·居里、皮兰和波莱尔都没有与郎之万齐一行动。
这群已经进入生命后半的朋友,仍然像年轻时一样,充满改革的热情,所有的高位、荣衔全没磨损他们的志气。
战争只让他们更相信人类的命运与前途有赖科学,因此更重视科学的地位、训练科学家以及从事研究的方法。
他们当然清楚: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力之战,也是科技之战。
可是郎之万相信,社会必须经过改造,才能给予科学应有的地位和需要的资源。
波莱尔则认为,社会结构要由科学来改造。
皮兰和玛丽认为要有具体的行动,才会有具体的结果。
而法国的科学,处境糟透了。
人力状况方面,10%的成年健全男性死于战争,1911、1912和1913年份的理工科学生,有一半死或伤;受了伤的,再也没有回到学校来。
本应成为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的年轻人,就这样流失了。
余下的一半又如何呢?最出色的人才不愿意过学术生涯,因为学校薪水赶不上攀升的物价,于是进入工业界。
研究人员几乎无地位可言。
所有无实际利益的研究还是由教书的先生们来做,皮兰说得好:累死人,头脑也有装不下的时候。
至于资源,1920年,科学院连欠的债都还不了。
在镭研究所,玛丽连一架打字机都没有。
还是她头脑灵活,想到以低价买进战争剩余品,才有了一点点设备;她又以对财政部长紧迫盯人的方式,弄到两部货车。
财政部长曾写了一封很客气的信给她,说愿意提供必要的贷款、仪器和其他资源,可是实际能提供的极为有限。
私人捐助也很少。
发了战争财的暴发户没有慈善捐款的传统,原来的慈善家又损失了大半家赀。
就算有人资助科学,也宁愿资助纯医学研究。
1920年,罗思蔡尔医生捐出一大笔款子,组成基金会,资助放射线治疗法的研究,命名为居里基金会。
虽有这样的名义,其实钱是用来奖助镭研究所的特定部门:雷高德博士主持的生物暨医学研究所。
这方面的研究不属于玛丽的范畴,镭与医疗发生关连,在她的事业中一直是个偶然,她真正想做的是成立纯粹研究放射性的实验室,传授她发展出来的研究方法和实验技术,与放射性的实际用途全然无关。
可是通货膨胀的结果,她领得的年度经费只够买两架测度仪。
巴黎也许始终繁华灿烂,但法国科学贫血。
面对这样的事实,她的勇气、决心和自信都失去了力量。
能向谁求助呢?最积极的科学家到处写文章、发表演讲来示警:不论从国家声望、工业竞争力或社会进步来看,不肯投资于学术研究的国家就是一个没落的国家。
今天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了解这一点,可是在20年代,这还是个新鲜说法。
很少法国人会把德国的强大与它在19世纪的科学优势联想到一起。
更没有人注意到德国的科学优势是怎么建立的:德国的大学组织完善、设备足够、公私立研究机构员额很多,而产业界也相当支持学术研究。
因此能吸引德国甚至外国的最优秀人才。
英国看出德国已居优势,便成立了好些教学及研究机构,其中之一便是卢瑟福所属的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
战后英国也继续发展扩充。
而法国呢?政坛人士说,科学家反复弹国家声望或产业竞争力之类的老调,可是他们实在看不出,国力与科技进展有何相关。
他们认为国力即军力,而法国军队不是刚证明过是世界最棒的吗?尽管如此,科学家发动的科学宣传运动并非全盘无效,尤其是发生了一件震动人心的事件之后。
而在这次事件中,玛丽·居里再度成为中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