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征得捐助人的同意,蜜西说。
那就和他们联系吧,玛丽回答。
当然。
蜜西找到了一位律师,照居里夫人的要求修改条文。
她也找来了两位女士,代表捐助人行使同意权。
其中之一便是后来的柯立芝总统夫人。
一切都照玛丽的期望做了。
这时候已是深夜,但玛丽仍然问起:续到的捐款如何使用?事实上捐款数字已经超过购买一克镭所需的10万美元了。
那天晚上,玛丽·居里镭基金会成立了。
但是参与出力的几位美国女士都不太愉快,觉得居里夫人绝对不像她们原先以为的那样一个人,她们开始产生许多科学家对她抱持的不满。
她一点也不怯弱,相反的,她坚持不懈。
问题没有解决,便谈不下去了。
而多出来的5万多美元也就冻结在银行里好几年。
不过我们当然想像得到,后来还是玛丽获胜了。
白宫的酒会上冠盖云集,各国大使、法国与波兰裔的人士列队向玛丽致意。
她的手臂仍因脱臼而吊着肩带,由女儿操法语、英语和波兰语代为答礼。
玛丽身上穿的,还是十几年以前她第二次领取诺贝尔奖时所穿的那袭黑色镶花边礼服。
哈定总统个性开朗但不甚有原则,他能入主白宫乃因共和党内部分裂,像他这样棱角不分明的人反能让每个人接受。
他跨入政坛也是他的妻子铁腕强拉所致,他曾说他根本不适宜当总统,也不该当。
能这么说,至少表示他有自知之明。
哈定陈腔烂调地恭维了玛丽一番,说她是镭的灵魂,一位高贵的女性、忠实的妻子、有爱心的母亲,除了工作成果辉煌之外,更善尽了一个女人的所有职责。
他为她挂上悬有金钥匙的丝带,是桌上一只小木盒的钥匙。
木盒内部镀铅,重50公斤———其实是50公斤又一克,那一克是镭。
之后有更多场的午宴和酒会、演讲和聚餐。
玛丽搭乘火车和巴士分访费城、波士顿、匹兹堡、水牛城和芝加哥。
在欢迎她的群众中,可能有些年轻工人来自一家钟表加工厂。
他们用一只画笔沾了镭和钍,描绘钟表面的数字。
他们习惯用舌头把画笔吮尖。
大部分工人几年之内就死于咽喉癌。
到1924年,才由一位纽约的牙医师发现此病的原因,但是对于这些病人来说,已经太迟了。
我们现在知道,镭和其他放射性金属虽能摧毁癌细胞,却也能致癌,因为它们同样伤害正常细胞。
可是在1921年,还没有人体认到这份危险。
50公斤重的盒子和1克镭蜜西请医生给玛丽检查身体,查出她有低血压,要她多休息。
其实在这趟访问中,更累的是那拖着一双短腿跟她东奔西跑的蜜西。
她和玛丽一样鞭策自己不肯稍息,可是现在身体实在受不了了。
这一番劳累引起她的结核病复发。
而玛丽,也差不多到了要在欢迎的群众面前昏倒的地步。
一家报纸的标题上便这么说:太过热情!我们曾经差点看杀霞飞元帅(Marshal Joffre,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元帅),现在又要害死居里夫人吗?不过,得要说明,美国科学界可一点也不热情。
虽然在20世纪初期,美国科学界表现并不出色,战争引发的很多问题却带动了科学界的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科学界有深远影响。
1901年到1938年间,美国有12人获诺贝尔物理、化学、医学、生物等奖;1939到1976年间,却有88人获奖)。
大部分的基础研究工作是靠私人基金资助的,卡内基和洛克斐勒是主要捐助人。
居里夫人来美国干什么?来分食基金大饼。
安德鲁·卡内基已经慷慨地帮了她很多忙。
她拿回法国的愈多,美国科学界剩下的愈少。
再说,这位女士10年来没什么成就,有什么理由为她大事喧哗?有几所名校,包括耶鲁和哥伦比亚在内,授予玛丽科学博士荣誉学位,但最古老也最傲慢的哈佛全无表示。
哈佛物理系全员反对接纳玛丽,她的宿敌包特伍自是其中之一。
包特伍从不讳言他认为玛丽在科学上既无价值,个性又极惹人厌。
不过,包特伍后来还是与她见面了。
那是玛丽应美国化学学会之邀,花了两小时参观史龙实验室。
这次会面,他发现她动人、非常平易近人。
他好像到这时才发现她对科学问题极感兴趣。
他过去所有的判断看来都不对了。
除了价值10万美元的镭之外,玛丽此行募集到价值22000美元的钍和其他稀有金属,还有52000美元的款项(捐款还源源而来),外加各种仪器设备。
居里实验室从此真的成了她梦寐以求的物理学与放射性研究的圣殿,足堪与其他国家的顶尖实验室媲美。
又靠着蜜西以后几年的多方张罗,捐款持续不绝。
总之,玛丽此行大获全胜。
玛丽又口述自传(一本枯燥乏味的自传),赚进5万美元的预付版税。
蜜西答应她的事都做到了,而且还超出很多。
玛丽搭汽轮返法,在一群摄影记者的围观下,两个女人道别。
玛丽轻声呢喃:让我再看你一次,我亲爱的、亲爱的朋友。
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你了。
她美丽的灰眼睛,水晶体一天比一天黯淡,她相信自己不久就要瞎了。
玛丽和蜜西相拥而泣。
不过,7年后,这两个身体都很衰弱的女人还是在白宫重逢了,那是从另一位美国总统手中接受美国人民捐赠的又一克镭,是给波兰的。
蜜西此时已是《纽约前锋论坛报》星期增刊的总编辑,她患恶性肿瘤,曾接受实验性的放射线治疗。
玛丽则三度为白内障开刀,但她仍奔波访问荷兰、巴西、意大利、丹麦、捷克、西班牙、苏格兰和波兰等地。
日内瓦更去了好几次,出席国际联盟会议,并赴比利时参加索尔未会议。
蜜西和玛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决不服输。
1921年7月2日,居里夫人抵达巴黎。
没有鲜花,没有镁光灯。
等着她的只有三个人:一位是实验室助理,他立刻接去了那宝贝镭盒子;另两位是记者,他们问居里夫人同样一个问题:你对卡庞捷(法国拳击手)和邓普西(美国拳击手)之战的看法如何?在美国临上船之前,记者是问她的也是这个问题。
她枯涩地回答:没有意见。
几年之后,她在柏林火车站巧遇邓普西,因而再度有机会比较两种不同类型的盛名。
她写信给女儿:月台上聚集的人围过来,向拳击手邓普西欢呼,他和我同一节车厢。
他似乎很高兴。
欢呼邓普西和欢呼我究竟有何不同?在我看来,不管欢呼的对象是谁,这种方式都不怎么值得赞赏。
的确如此。
不过玛丽又说:我还是不太明白,怎样可以不把一个人和他所代表的理念混为一谈。
她的余年多半用来呈现一种理念:科学是进步的惟一泉源。
这份理念简单有力,但至今未获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