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你丈夫。
侍者给他们添了咖啡之后，斯鲁特大胆地说。
塞尔玛几乎没吃什么东西，脸色变得非常苍白。
她突然激动地说：他的心肠非常好，为救援工作捐献了大批钱财，但是他那个复国主义的解决办法不过是个梦想。
我不再跟他争辩了。
他和他的那些朋友一天到晚这个计划那个方案，不是开会、游行，就是集会、进军，这样那样，忙得一刻不停，他们的用意真是好极了！另外也有其他的许多委员会，它们也有它们的计划，有它们的会议和集会！在他看来他们都是走错了道。
唉，这些美国犹太人！他们就好像是吃了毒药的老鼠在乱兜圈子，其实都无济于事。
我不责怪他们。
我不责怪国会，甚至也不责怪你们国务院的人。
他们既不坏也不蠢，他们只不过是理解不了这桩事罢了。
有些人可能既坏又蠢！她举起一只手表示反对。
那是德国人。
那些德国人才是杀人犯。
但是严格说来，甚至也不能责怪他们。
他们是受到狂热病的驱使才变成了野兽。
这一切都太可悲、太可怕了！真是，我们这顿饭怎么尽谈这个。
今天夜里我真要做恶梦了。
她把两只手放在太阳穴上，勉强微笑一下。
模样儿跟我相像的那个姑娘怎么样了？她的娃娃呢？听了斯鲁特的回答，她的表情变得严峻起来。
卢尔德！天呐！她很危险吗？不比我们的领事官员更加危险。
难道像她这么个犹太人也不要紧？斯鲁特耸了耸肩。
我看是这样。
我会梦见她。
我一直梦见我又回到了德国，我们一直没逃出来。
我简直没法告诉你我做的这些梦有多可怕，多可怕。
我父亲死了，我母亲病着，而我呢，现在身处异国。
每天晚上都使我担心害怕。
她神色恍惚地环视饭店一眼，然后激动不安地拿起手提包和手套。
但是如果不知感激，那也是罪过。
我毕竟活着。
我还得赶快去买东西。
你接受裘力斯的邀请到巴尔的摩来吃饭吗？当然。
斯鲁特有点过分有礼貌地说。
她的表情是将信将疑而又无可奈何。
来到外面人行道上，她说：你关于难民问题的主意不坏。
你应该争取实现。
德国人要打败仗了。
要不了多久他们就得各人都为保全自己的性命伤脑筋了。
德国人在这种事情上是很精明的。
如果美国和其他二十个国家从现在起认真准备接受十万犹太人，那一定会叫那些党卫军恶魔感到不安的。
他们为了证明自己品行良好，很可能会开始寻找一些借口来保住几个犹太人的性命。
这很合乎情理，莱斯里。
你也这样想，那对我是个鼓舞。
是不是果真能实现呢？我试试看。
上帝赐福给你。
她伸出手来，冷吗？像冰一样。
你知道了吧？美国并没使我发生多大变化。
我希望你的朋友和她的孩子能得救。
天空清澈蔚蓝，斯鲁特迎着凛冽的寒风，弓缩着身子步行返回国务院。
他在途中停下，目光越过铺了一层白雪的草坪，朝着白宫栅栏里面凝视，竭力想象弗兰克林·罗斯福正在这座宏伟大厦里面某个地方埋头工作的情景。
尽管收听过他的那几次炉边谈话和许多次演说，看过许多新闻影片，也在报纸上念过不下数百万字的有关他的报道，斯鲁特心中的罗斯福依然是个不可捉摸的人。
他对欧洲人能够显出一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模样，而他的政策——如果狐狸所言属实——却又和拿破仑同样冷酷无情，这样一个政治家难道真会没有一丝虚伪之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伟大主题——斯鲁特一面匆匆赶路，一面这么想——是拿破仑在彼尔·别竺豪夫的心目中一落千丈，从一个拯救欧洲的自由主义救世主一降而为入侵俄罗斯的嗜血侵略者。
根据托尔斯泰那个靠不住的战争理论，拿破仑不过是骑在大象身上的一只猢狲，一个为时势和历史所驱使的无能的利己狂。
他之所以发出命令，只是因为他不得不发出那些命令；他之所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只是因为一些他既不理解又无法控制的战场上的小小事件使他必然取胜；而后来造成他屡屡败北的那些天才灵机与先前给他带来节节胜利的天才灵机并无不同之处，只是历史潮流已经改变方向，与他背道而驰，终于使他陷于失败之中。
如果狐狸果真确切地反映了罗斯福关于犹太人的政策，如果总统甚至不愿一冒与国会发生冲突的危险以求制止这一滔天大罪，那么总统岂不真是一只托尔斯泰所说的猢狲，——个无足轻重的人，一个被历史的狂飚吹胀了的庞然大物，他之所以看来能够赢得这场战争，仅仅是因为工业的强大威力是向那个方向滚动的；一个时势的傀儡，在希特勒的恐怖面前他的自行作主的能力甚至比不上一个只身翻越比利牛斯山仓皇逃命的犹太人，因为那个犹太人至少能使遭受杀戮的人数减少一名。
斯鲁特并不愿意相信这一类事情。
布雷肯里奇•朗像个青年人那样大踏步穿过房间前来握手。
透过他办公室的高高的窗户照射进来的阳光，就和这位助理国务卿本人一样，既不悦目，也不使人感到亲切愉快。
朗的高贵的容颜、薄薄的嘴唇、齐整的铁灰色卷发，以及那副矮矮的运动员体型，配上那套裁剪合身的深灰色衣裤，精心修剪的指甲，灰色的丝织领带，还有胸袋里的一方白手绢，全都妥贴得体。
他简直就是一个助理国务卿的标准形象；同时，布雷肯里奇·朗看上去根本不像心烦意乱、恼怒不满，也丝毫没有如坐针毡的样子；相反，他倒好像是在他的乡间别墅里迎接一位老朋友。
啊，莱斯里•斯鲁特！我们早该见面啦。
你父亲好吗？斯鲁特不禁眨了两下眼睛。
哦，他很好，先生。
一开始就叫人不自在。
斯鲁特根本就想不起他父亲曾经提到过布雷肯里奇•朗。
天晓得有多久没见到他了。
啊！他和我两个人差不多包办了常青藤俱乐部 的一切事务，几乎天天一起打网球，划船，和姑娘们惹出麻烦事儿——他露出一个富于魅力的忧郁笑容，朝一张沙发挥一下手。
啊，真的！你知道吗，现在你比你父亲本人更像当年的蒂米·斯鲁特，我敢这么说。
哈——哈。
斯鲁特带着尴尬的笑容坐下，脑子里竭力回忆。
后来在哈佛大学法律研究所执教的他父亲对自己在普林斯顿虚度的年华产生了一种轻蔑的悔恨之感：他常说那只是一些想逃学的纨袴子弟的乡间俱乐部。
他曾竭力劝说他的儿子到别处上学，对他自己大学时的经历则很少提起。
但是，他竟从来没对从事外交工作的儿子提起他认识一位大使，一位助理国务卿，这真是件非常奇怪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