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谁能够给天空过秤?——《吉尔加梅什㈠史诗》(苏美尔人，约公元前3000年)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有时很惊奇地问自己：我们的祖先能够从非洲东部步行到新地岛㈡、艾尔斯山㈢和巴塔哥尼亚㈣，能用石 读源 象，在7000年前能乘敞蓬小船横渡极区海洋，单靠风力推动环游地球；在进入太空后10年就在月球上行走——而我们竟被去火星飞行吓住了吗?可是我接着又提醒自己，地球上人们的苦难是可以避免的。
只要花几块钱就可以救活一个因脱水而快要死亡的儿童。
把去火星的经费节省下来能够拯救多少个儿童啊!——于是目前我改变主意了。
究竟是不去好呢，还是去好呢?也许我提出了一种虚假的二分法。
是不是可能既让地球上每一个人的日子都过得更好，同时又能到达行星与恒星?在60和70年代，我们的航程不断扩大。
你大概和我当时一样，已设想，我们人类在20世纪结束前就可以登上火星。
但是没有去成，我们退缩了。
如果不提机器人，我们在行星和恒星两方面都退缩了。
我不断地问自己：这是我们胆怯了，还是成熟了?也许这就是我们本来能够希望得到的最合理结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实现的也许根本就是一个奇迹：我们把12个人送去月球作了长达一星期的旅行。
此外，我们获得资助对整个太阳系进行了初步的考察，往外已经到了海王星。
这些探测取得了丰富的资料，但是它们并不具有短期见效的，每天都有用的，让人吃饱肚子的实际意义。
然而它们振作了人们的精神。
它们启发我们认识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
不难想象，如果没有登月竞赛，没有行星探测，历史的因果关系会出现怎样的混乱情况。
但是也可以想象到，如果对太空探测更加积极热忱，那么今天我们就会有自动无人飞船去探测所有类木行星的大气，以及几十个卫星、彗星与小行星；还有一个分布在火星上的自动科学台站网，每天都报告它们的发现；地球上的实验室能检验来自众多星体的样品，揭示出它们的地质、化学，也许甚至还有生物的情况。
人类的前哨站可能已经在近地小行星、月球和火星上建立起来了。
历史上有许多种可能的发展途径。
我们特有的紊乱因果关系使我们走上了一个朴实而原始的途径，虽然在很多方面仍然有英勇的系列探测。
但是这比起我们原本可以办到的——或者有朝一日能够做到的——还差得很远。
把普罗米修斯的绿色生命之火和我们一起带到贫瘠的空地上，然后在那里点燃生命的风暴大火，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命运。
这句话摘自一个名为第一个千年基金会印发的小册子。
该组 诺，只要每年交120美元的会费，当时机成熟时，就可以取得太空殖民地的公民权。
捐献更多钱的施主们还会得到突飞猛进的星体文明永恒的铭记。
他们的名字会刻在将来月球上竖立的巨碑上。
这代表着对人类进入太空的持续热忱的一个极端。
而更能代表另一个极端的美国国会却在质问，究竟为什么我们需要到太空去；尤其是不送机器人而是送人去。
社会评论家埃齐奥尼(AmitaiEtzioni)有一次把阿波罗计划称为幻月。
持这种倾向的人认为，既然冷战结束了，没有任何理由再实施载人太空计划。
在这两个极端政策之间，我们该采取什么立场呢?自从美国在登月竞赛中打败苏联之后，一个言之成理和为人们广泛了解的把人送入太空的理由似乎消失了。
美国总统和国会各个委员会对载人空间飞行计划都感到无所适从。
它的目的何在?我们为什么需要它?但是宇航员的功勋和登月计划的实现已经理所当然地赢得全世界的赞誉。
政治领袖们对自己说，如果放弃载人太空飞行，这就等于抛弃了美国这项令人震惊的成就。
难道有哪一位总统和哪一届国会愿意对结束美国的太空计划承担责任?据闻在前苏联也有一种类似的议论：人们自问，我们是否要放弃我们仍然执世界之牛耳的现有高科技?我们是不是齐奥尔科夫斯基、科罗廖夫(SergeiKorolev)㈤和加加林的忠实继承人?官僚机构的第一定律是保障自己的长期存在。
没有上级的明确指示，国家宇航局自己管自己，逐渐转变成为只保持自身利益、工作机会和补贴的机构。
在长期探测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中，由国会唱主角的肉桶政治㈥成为越来越强大的支配力量。
官僚政治僵化了。
国家宇 骄置允 了方向。
在1989年7月20日，即阿波罗11号登月20周年纪念日，布什(George Bush)总统宣布了美国空间计划的长远方向。
这个称为太空探测创举(SpaceExploration Initiative，简称 SEI)的计划提出一系列目标，包括一个美国空间站，再送人上月球以及人类首次登上火星。
在后来的一项声明中，布什先生把实现第一次踏上火星的目标定在2019年。
然而尽管有上面拟定的明确方向，太空探测创举计划还是落空了。
在它制定4年后，它在国家宇航局连一个专司其职的机构都没有。
本来应当得到顺利批准的用小而不贵的机器人探测月球的计划也被国会否决了。
这是因为国会不愿把它和SEI扯在一起。
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呢?一个问题是时间长度。
SEI的时间跨度约长达5位未来总统的任职期(假定每位总统平均在位一任半)，这使每位总统都容易把责任推给他的继任人，但是继任总统是否认真对待这个任务，就大可怀疑了。
SEI与阿波罗计划形成鲜明对比——阿波罗计划刚开始时也许己可猜出，它在肯尼迪总统或紧接他的下一任总统的任期内就能完成。
第二，有人关心安全成问题。
国家宇航局最近连把几个宇航员送到地球上空320千米（200英里)都发生了严重事故，它是否能安全地把宇航员送进一个弧形轨道，用一年时间飞到1.6亿千米(1亿英里)以外的目的地，然后把他们活着带回来。
第三，这个计划完全是从国家主义立场拟定的，在设计与执行中都没有把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当作基本条件。
当时在名义上负责空间事务的副总统奎尔(DanQuayle)在为空间站辩护时说，它表明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可是苏联已经领先美国10年拥有可运作的空间站，因此奎尔先生的言论令人难以相信。
最后，从实际问题考虑，还有钱从何处来的问题。
对把人首次送上火星所需的经费，有不同的估计，最高达到5 000亿美元。
当然，在拟定探测计划之前，不可能估计出实际经费的数目。
而探测任务的拟定与下列诸多因素有关：探测队的规模；减轻太阳和宇宙辐射危害以及失重影响的措施要达到的程度；还有为保障男女队员生命需要承担的其他风险。
如果每位队员都有自己的专长，他们中间有一个人生病时该怎么办?探测队越大，后备人员就越多。
几乎可以肯定你不会把一位专职的牙科医生送上去，但是如果你牙疼，要动手术，而你离最近的牙科医生有1.6亿千米（1亿英里)，该怎么办?难道可以让地球上的一位牙科医生用传真方法治疗?冯·布劳恩(Wernher vonBraun)是一位先后在纳粹德国和美国工作过的工程师，他为我们进入太空所作的贡献比其他任何人都大。
他在1952年撰写的《火星计划》一书中，设想出用10艘行星际飞船、70名探险队员和3艘登陆船进行第一次火星探测。
他心目中最重要的是重复。
他写道，后勤补给的需求不会多于在一个有限战场上所进行的小型军事行动。
他的用意是完全驳倒用单独一艘太空船及一小队英勇的行星际探测队员去冒险的主张。
他赞赏哥伦布用三艘船的作法，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历史会证明他大概永远也不能返回西班牙海岸。
当代火星探测设计全然不理睬他的忠告。
这些设计人员远不及冯·布劳恩那样雄心勃勃，典型的只是用一二艘太空船和3-8名宇航员，另外有一两艘自动化运输船。
我们现在设想的仍然是孤单单的一支火箭和一小队探险人员。
影响探测计划与经费的其他不确定因素还有：是否在送人上火星之前先把补给品从地球平安地运过去；是否利用火星上的资源提炼出供呼吸的氧、供饮用的水以及供回程用的火箭燃料；在着陆时是否用火星的稀薄大气作气刹；要带多少备用设备才算是谨慎小心；你所用的生态循环系统有多大的密封程度，是否仅依靠从地球带去的食物、水和废物处理装置；如何设计供队员勘察火星地形所乘的巡游车；以及你愿意带多少仪器去测试我们今后再去火星时靠当地资源过活的能力。
只有等这些问题都决定，否则确认这项探测计划的任何费用估价都是荒唐的。
在另一方面，同样清楚的是实施太空探测创举计划的经费也极为昂贵。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计划无法启动。
它成了一个死胎。
布什政府没有作任何有效的努力，运用它的政治资本来推动太空探测创举计划。
给我的教训似乎是明白的：在较近的将来可能无法把人送上火星——尽管我们的科技能力完全可以办到。
各国政府都不会只是为科学或探测而花费这样一大笔的钱。
它们需要另一个目标，一个必须有现实政治意义的目标。
火星探测现在大概不能启动，但在能启动时，我认为从它一开头就应当是国际性的，经费和职责分摊；许多国家的专门技能都派上用场；价格必须合理；从批准到发射的时间应当与政治上的实际时间表相协调；此外有关各国的空间部门要证明它们有能力承担此项开拓性的探测任务，让探测队平安和及时地往返，并且不超出预算。
如果能设想用不到1000亿美元的经费，从批准到发射不超过15年，这项探测也许是可行的{就经费而言，只是目前从事空间开发国家每年民用太空预算的一小部分)。
如果能用气刹和从火星空气提炼出供回程使用的燃料及氧气，现在已经看得出这样的预算和时间表似乎是切实可行的。
探测任务的费用越少，时间越短，宇航员就要去冒更大的生命危险。
然而已经有不可胜数的例子表明，为了一项伟大的事业总会有能够胜任的志愿者去执行非常危险的任务，中世纪日本的武士便是一例。
当我们致力于规模如此宏大的前所来有的计划时，不会有真正可靠的预算和时间表。
我们要求的回旋余地越大，实现计划所需的费用就越多，时间也越长。
要在政治的可行性与任务的成功之间找到一个正确的折中方案，真是不容易。
如果说因为我们有些人从小就梦想去火星，或者因为这对人类来说显然是长期探险的目标，这样的理由对于上火星是不充分的。
如果我们为此要花大量的钱，应当还要有更充分的理由。
现在还有许多显然需要国家支持的事务，它们没有大量经费就办不成。
与此同时，可以由联邦政府自由支配的预算却在令人痛苦地削减。
化学和放射性有毒物品的处理，能源效率的提高，矿物燃料代用品的研制，技术更新速率的下降，城市基础设施的报废，艾滋病的流行，治疗癌症的灵丹妙药，无家可归人的安排，营养不良、婴儿夭折、教育、就业、保健——该办的事情多得令人叫苦不迭。
忽视这些问题会危害国家的安宁。
所有从事空间探探测的国家都面临相似的进退两难的困境。
要搞好每一项这样的事务，几乎都得花费上千亿美元。
搞好基础设施需要几万亿美元。
如果办得到，在全世界使用矿物燃料的代用品显然要花若干万亿美元的投资。
有人告诉我们，这些项目都超出我们的支付能力。
这样一来，我们哪里有钱去探测火星呢?如果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或其他从事空间开发国家的预算)再增加20％的自由支配经费，那么，我为送人上火星而进行的辩护，也许就不会感到为难了。
如果相反少了20％，我想，即使最热心太空事业的强硬派电不会极力主张去火星探测。
肯定有一条分界线．越过了它，国民经济会陷入困境，送人去火星成为难以想象的事情。
问题是分界线画在什么地方。
分界线当然是有的，参加争议的每一个人都应当说明他认为分界线该画在何处，就是说用于太空探测的经费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几就算是太多了。
我希望对国防预算也应该这样做。
民意测验显示，许多美国人都认为国家宇航局的预算与国防预算大致相等。
事实上，整个国家宇航局的预算，包括载人与机器人探测以及航空方面的费用在内，只为美国国防预算的5％左右。
国防预算减到多少才真会削弱美国的防御能力?纵使把国家宇航局整个砍掉，省下来的钱是否足以解决美国国内的迫切问题?如果采用15世纪时哥伦布和航海家亨利(Henry the Navi-galor)㈦的言论，即应当有一个获利的诱惑，①那么一般说来，载人太空飞行——暂时不提火星探测——就更容易得到公众的支持。
已经出现了一些言论。
有人说，利用近地空间的高真空、低重力或强辐射环境也许可以获得一些商业利益。
对所有这些建议都必须提出这一问题：如果在地球上可得到的开发经费与投入太空计划的费用差不多，那么类似的或更好的产品能不能在地球上生产出来?从企业主愿意投入空间技术的钱非常少来判断——不要提火箭和太空飞船本身的研制费用了——至少在目前，这种想法似乎难以实现。
有人认为有些稀有原料在太空某处也许可以找到，可是运费极高。
据我们所知，在土卫六上可能有石油腈洋，但是把那里的石油运回地球，花费太大。
在某些小行星上白金族金属含量可能丰富。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小行星移动到绕地球的轨道上，或许我们就可以方便地开采这些金属。
但是，如我在本书后面将谈到，至少在可预见到的将来，这是一种危险的鲁莽设想。
海因莱思(RobertHeilein)在他的经典科幻小说《出售月球的人》中，设想太空旅行的主要动机是获利。
他没有预见到冷战会把月球卖掉。
但是他确实认识到，很难找到一个真正站得住脚的赢利论点。
因此，海因莱思虚构出一个骗局，说月球表面撒满了金刚钻，于是探险家们便忙忙碌碌地前往寻找钻石，因而引发了一场淘钻热。
虽然此后我们从月球上运回了一些样品，可是有商业价值的钻石连影子也没有。
然而，东京大学的仓本喜代(Kiyoshi Kuramoto)和松井高文(TakafumiMatsui)研究了地球、金星与火星内部的铁质核心如何形成，并发现火星的地幔(位于地壳与核心之间)应当含有大量的碳，比月球、金星或地球的含量都更丰富。
在300千米以下的深处，巨大的压力会使碳转变成钻石。
我们知道火星在其历史上地质变迁十分活跃。
内部极深处的物质有时会被挤压到表面上来，而不仅是在大火山爆发时才出现这种情况。
因此在其他世界上确实可能有钻石——可是这不是在月球上，而是在火星上。
至于钻石有多少，品质与大小如何，以及藏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还一无所知。
一艘太空飞船满载着灿烂夺目、重许多克拉的大钻石飞回地球，无疑会压低钻石的(以及德·比尔联合矿产公司㈧与通用电气公司㈨的股票)价格。
但是由于钻石具有装饰和工业上的用途，价格下降大概会有一个限度。
可以想象，这些受到影响的工业部门也许会找到理由促成早日进行火星探测。
用火星钻石来支付火星探测的费用，这种想法不过是信口开河罢了，可是它却是在其他世界上可能找到稀有和价值昂贵的物质的一个例子。
然而只有笨蛋才会指望这种事情能够成功。
如果我们要证明有必要去别的世界探测，必须找到其他的理由。
除掉讨论利润、价格，甚至降低价格问题，我们还须谈谈太空探测的好处，如果真有好处的话。
为载人火星探测辩护的人应当讲清楚，从长远来说，去那里探测是否有希望解决地球上的某些问题。
现在要确定判断正误的标准，于是你才知道这些理由是对的、不对的，还是难以确定：人类去火星探险将以洋洋大观的方式增进我们对这颗行星的认识，包括对现在和过去生物的探寻。
这个计划还可能澄清我们对自己所在行星环境的了解，而机器人探测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我们的文明史表明，对基本知识的追求为最重要的实用进步开辟道路。
民意测验的结果说明，极大多数人认为探测太空是为了增进知识。
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是否必须让人进人太空?在我看来，如果把机器人探测列为国家优先项目，并给它配置先进的人工智能，它完全能够像宇航员一样解答我们需要询问的一切问题，而所需费用可能仅为10％。
有人说太空技术会产生有用的副产品㈩——太空技术含有的巨额实惠不应落空——这样可以增进我们的国际竞争力和国内经济。
但这是旧话重提了：花800亿美元(折合成现在的钱)把阿波罗宇航员送上月球，我们可以免费赠送一只不粘锅Ⅰ。
坦率地说，如果我们真想要不粘锅，不妨直接投资来生产，那么800亿美元几乎可以全部省下来。
还有其他理由可以表明这种论证是似是而非的，其中之一是杜邦公司远在阿波罗计划之前就开发出特氟纶(Teflon)Ⅱ技术了。
与此相同的还有心脏起搏器、圆珠笔、粘拉带以及其他声称阿波罗计划的有用副产品(我有幸曾和心脏起搏器的发明人交谈过。
他本人差一点因冠心病突发而丧生。
他为国家宇航局抢夺了他的荣誉而不平)。
如果我们迫切需要某些技术，就投资开发它们好了，为什么要到火星上去干呢?当然，国家宇航局需要开发的许多新技术必然会有一些流入民用经济。
有些发明在地球上是很有用的，例如粉状的橙汁代用品唐(Tang)Ⅲ就是供载人空间飞行使用的一种产品。
有用的副产品还表现在无绳工具、植入心脏的停止纤维性颤动器、液冷外衣和数字化成像——而这只不过是略举数例而已。
但是它们都不足以证明送人去火星的必要性，或国家宇航局存在的必要性。
我们看到了里根时代的星球大战计划，在它消亡的时候，靠老的有用的副产品苟延残喘的情景。
有人告诉我们，准备安装在绕地轨道攻击站上的用氢弹驱动的x射线激光，有助于改进激光外科手术。
可是如果我们需要发展激光手术，如果它是国家优先发展的技术，我们就可以想办法拨款来开发它。
不要把星球大战扯进来。
有用的副产品的论调承认该计划不能只靠自己的两只脚站立，不能靠原先宣扬的目的证明自己有道理。
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根据计量经济学的模式，对国家宇航局投入每一块钱，就会有许多块钱注入美国经济。
如果这种收益增值效应对国家宇航局比对大多数政府机构更适用，那么这对太空计划会提供强有力的财政与社会依据。
国家宇航局的支持者们大言不惭地宣扬这个论调。
但是1994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研究表明，它是一种错觉。
虽然国家宇航局的开支对美国经济的某些生产部门——特别是航天工业——是有益的，但并没有优厚的收益增值效应。
同样地，虽然国家宇航局的开支肯定能提供或保持就业机会，让人得到实惠，但在这些方面它并不比许多其他政府部门更强。
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教育。
这个理由对白宫往往很有吸引力。
有理学博士头衔的人数在阿波罗11号登月前后达到高峰，也许这是从阿波罗计划开始时算起的一段恰当的时间差。
这种因果关系难以证明，但也可能存在。
但是这又算什么呢?如果我们真想改进教育，去火星是不是最好的途径?让我们想一想，用1000亿美元可以培训教师、支付薪金、充实学校实验室与图书馆、给贫困学生发补助费、增购研究设施以及向研究生发奖学金。
去火星真的是促进科学教育的最好途径吗?另外一个论点是，送人去火星可以把军事工业集团稳住，不让它用强大的政治影响去夸大外来的威胁，从而要求扩大国防费用。
尤其是另一方面，为了去火星，我们可以保持一种备用的技术能力，这对于处理未来的军事意外事件可能是重要的。
当然，我们可以简单明了地要求那些人去干一些对民用经济直接有用的事情。
但是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就看见过格鲁曼公司生产的大客车和波音／韦尔托尔公司制作的上下班火车，航天工业在民用经济领域的竞争中经历了重大困难。
的确，一辆坦克一年才行驶1600千米(1 000英里)，而一辆公共汽车一个星期就跑1 600千米，因此它们的基本设计必然不一样。
可是至少就可靠性而言，国防部的要求似乎要低得多。
我已经提到过，太空合作正在成为促进国际合作的工具。
例如，它可以减缓战略武器向新兴国家的扩散。
由于冷战结束而退役的火箭，也许可有效地使用于绕地球飞行以及对月球、行星、小行星及彗星的探测。
可是这一切都是在不执行送人去火星的任务的情况下就能办到的。
还有人提出别的理由。
有人论证，彻底解决世界能源问题的办法是在月球上露天开采，把太阳风射入月球岩石的氦-3同位素运回地球，然后把它用于核聚变反应堆。
为什么要提起核聚变反应堆呢?即使它可以研制出来，即使它的价格适当，它的技术也是50至100年以后的事了。
我们的能源问题不能这样像蜗牛爬行似地缓慢解决。
「奶频 议论是．我们必须把人送入太空是为了解决世界性的人口危机?但是每天出生的人数比死亡人数多出25万左右，这意味着，为了把世界人口保持在现有水平上，我们每天要把25万人送上太空。
这远超出我们目前的能力。
我把这些论据的清单浏览一遍，把赞成和反对的理由综合起来，还把联邦预算中各个急需考虑的项目牢记在心。
对我来说，迄今所有的争议可以归纳成这样一个问题：许多单独都不能成立的理由合在一起，是不是就能成为一个可以成立的理由呢?我并不认为我开列的清单上有任何一项声称的理由确实值得花费5 000亿美元，甚至连1 000亿美元也不值得——在短期内肯定是这样。
但在另一方面，这些理由大多有一些价值。
如果我有5项理由，每项值200亿美元，加起来也就是1 000亿美元。
要是我们善于降低成本，并真正实现国际合作，那么这些理由就显得更无可非议的了。
在对这个议题的全国性辩论得出结论之前，在我们对送人去火星的论据以及成本／收益之比有更好的了解之前，我们应当做什么呢?我的建议是，把本身的价值和与其他目标关系这两个方面都靠得住，而且将来如果我们决定去火星时，也能派上用场的研究与发展计划先实施起来，这样的一个项目表应包括：●美国的宇航员到俄罗斯的和平号空间站上作联合飞行．逐渐延长在站上工作的时间，以去火星的飞行时间(1—2年)为目标。
●筹划国际空间站，其主要功能为研究空间环境对人的长期影响。
●在早期的国际空间站上安装旋转的或用 律９业 人工重力舱，先装载其他的动物，然后载人。
●加强对太阳的研究，包括在绕太阳的轨道上配置一批无人航天器，用以监测太阳活动并尽早向宇航员发布对他们有危害的太阳耀斑警报。
(太阳耀斑是从日冕抛射出的电子与质子流。
)●为美国和国际太空计划，美、俄和多国合作发展能量号及质子号火箭技术。
虽然美国不大可能主要依赖俄国的运载火箭，但能量号火箭的推力与把阿波罗宇航员送上月球的土星5号的推力大致相等。
美国把土星5号的装配线停掉了，短期内不易恢复。
质子号是目前仍在服役的最可靠的大型运载火箭。
俄国为获得硬通货，急于出售这种技术。
●与NASDA(日本空间局)、东京大学、欧洲空间局、俄国空间局、加拿大以及其他国家合作。
在多数情况下，它们应当是平等的伙伴，不能坚持由美国发号施令。
为实现对火星的机器人探测，这些合作计划已经开始实施。
载人飞行显然是国际空间站的主要任务。
最后我们可以在低地球轨道上对联合模拟行星探测进行演习。
这些计划的主要目的之一应是建立技术优势的合作传统。
●技术的发展——用最高级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为火星探测以及为第一次国际合作运回样品而研制巡游车、气球和飞机。
能从火星运回样品的无人飞船，可以在近地小行星和月球上进行试验。
从月球上仔细选定地区取回的样品，可用来测定各地区的年龄，并有助于从根本上了解地球的早期历史。
●进一步开发从火星上的原材料生产燃料和氧化剂的技术。
根据马丁·玛丽埃塔(Martin Marietta)公司的祖布林(RobertZubrin)及其同事们所设计的原型仪器的估计，用一枚较小而可靠的德尔塔级火箭，就可以把几千克重的火星土壤自动送回地球。
相对说来，这不比唱一首歌更贵。
●在地球上模拟去火星的长时期旅程，要特别注意社会和心理方面可能产生的问题。
●竭力探索新技术，例如恒推力火箭推进器，让我们能更快到达火星；假如考虑到在一整年(或更长时期)的飞行中辐射或微重力的危害，这可能是很重要的。
●努力研究近地小行星，它们可以为人类的探测提供比月球更优越的中程目标。
●要求美国国家宇航局及其他空间机构更加重视科学——包括作为太空探测后盾的基础科学的研究，以及对已经取得的资料进行深入的分析。
这些推荐项目的经费加起来只有送人去火星一次所需费用的一小部分，再考虑到这是分摊在十几年间且与其他国家合作进行，因此只是目前空间预算的一小部分。
可是，如果这些项目付诸实施，我们就可以更准确地估计费用，并更好地 估危险和收益。
它们会让我们干劲十足地持续为人上火星取得进展，而不需要过早地认定某种探测的硬件是必须的。
即使我们肯定在今后几十年中不能把人送到任何一个别的世界，这些推荐项目中的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还有其他的可以成立的理由。
此外，不断地为实现人类去火星旅行所取得的成就欢呼，至少在许多人心目中会消除广泛流传的对未来的悲观论调。
事情不止如此，还有一些比较抽象的论证。
我坦率承认，它们中有许多都是富有吸引力和令人赞赏的。
太空飞行说出我们——即使不是全体，也是许多人——的心声。
一个正在显现的宇宙前景，一个对我们在宇宙中地位的更正确的了解，一个能影响我们认识自己的显而易见的计划，都表明我们地球环境的脆弱，以及地球上一切国家和人民共有的危险和责任。
人类去火星探险会为我们中的爱漫游者，尤其是青年人，提供大有希望和充满奇遇的前景。
即使是别人的探测也会有社会效益。
我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当我在大学、企业和军事单位以及专业组织，就太空计划的未来发表演讲时，听众对现实世界中的政治与经济干扰，比我更难容忍。
他们渴望扫清这些障碍，重返东方号和阿波罗号的光辉时代，再次执行这些计划，并踏上其他的世界。
他们说，以前我们这样干过，我们能够再次办到。
可是，我提醒自己，这些参加听讲的人都是自觉自愿地热心于太空的人士。
在1969年，只有不到一半的美国人认为阿波罗计划花的钱值得。
但是到登月25周年的时候，这个数目上升到三分之二。
尽管国家宇航局有它的问题，63％的美国人认为它干的工作是在良好与极优之间。
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民意调查，如果不提经费，55％的美国人赞成美国送宇航员去探测火星。
在年轻人中间，这个数目达到68％。
我想探测一词是关键。
无论宇航员有什么个人的缺陷，尽管载人太空计划已经濒临消亡(这种趋势因哈勃太空望远镜的修复而得到扭转)，但是广大群众还是把他们看作是人类的英雄，而这并非偶然。
一位科学界的同仁告诉我，她最近去新几内亚高地旅行，访问过一个几乎没有接触过西方文明的，还停留在石器时代的土著民族。
他们不知道手表、汽水和冷冻食品。
但是他们知道阿波罗11号，他们知道人类已经在月球上行走过。
他们知道阿姆斯特朗、奥尔德林和科林斯这三位宇航员的名字。
他们还想知道近来有谁拜访过月球。
以未来为导向的计划，尽管有政治上的困难，只能在几十年后才能完成，但它们还是不断地提醒人们，将来总会有实现的一天。
在其他世界上赢得立足点的计划在我们耳边低语，我们不只是皮克特人Ⅳ，塞尔维亚Ⅴ人或汤加Ⅵ人，我们是人类。
太空探测飞行把科学观念、科学思想和科学词汇都植入公众的心目中。
它普遍提高了人们智能探索的水平。
一旦想到我们现在懂得了以前从来没有人了解的事情，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科学家由此产生的兴奋之情特别强烈，同时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得到。
这种想法传遍全社会，被墙反弹回来，又回到我们心中。
它鼓舞我们去研究其他领域中从来也未解决过的问题。
它增强了社会上普遍的乐观情绪。
它向我们传播严格思考方法，而这种方法对解决迄今难以处理的社会问题是迫切需要的。
它有助于激发新一代的科学家。
在传媒中科学的内容越多——特别是科学研究的方法，应有结论及其含义——我相信社会就会变得越健康。
全世界的人都有求知的渴望。
当我还是小孩子时，我最狂热的梦想是飞翔——不是乘某种机器，而是全靠自己飞上天。
我在空中蹦蹦跳跳地飞，并且慢慢地越飞越高，这样掉回地面的时间也就越长。
很快我就飞到再也不会落到地面的高高苍穹上。
我就像一个怪人降落在摩天大楼最高点的一个壁龛里，或者轻柔地坐定在一片云上。
在梦中——这类大同小异的梦我做过上百次了——需要某种意志才飞得起来。
那种感觉无法用语言来描述，但是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它是什么样的。
你在头脑和心窝里使用一种内功，于是单靠意志的力量，就能使自己离开地面，你的四肢松软地悬空，你就飞起来了。
我知道很多人做过这类的梦。
也许大多数人做过。
也许每一个人都做过。
回溯到1000多万年前，在原始森林中我们的祖先以优美的姿态从一根树枝荡向另一个树枝时，这种梦境可能就已经出现过了。
像鸟儿一样飞翔的愿望激励了许多飞行先驱，包括达·芬奇和赖特(Wright)兄弟。
这可能也是太空飞行吸引人的一部分原因。
在环绕任何一个世界的轨道上，或在行星际飞行中，你可以说是处于失重状态。
你把地板轻轻一推，自己就上浮到天花板了。
你可以沿太空飞船的长轴，在空中接连翻几个筋斗，就从这一头到达那一头了。
几乎每一位宇航员都说，失重环境使人感觉很愉快。
但是因为飞船仍嫌太小，而在太空行走必须极度小心，所以还没有人享受过这种奇妙的乐趣：你用几乎感觉不出来的微小力量就能把自己推动，不用任何机器推动，也不需要 律 拴住，你就可以在高空翱翔，飞入漆黑的行星际空间。
这时你变成地球的一个活卫星，或是太阳的一个活行星。
行星探测可以满足自10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在东非大草原上打猎和采集时起一直就有的对伟大事业，对漫游和探索的爱好。
偶然地——我是说，可以想象由于历史因果的众多紊乱，这原本不会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能重新开始。
去其他世界探测需要有完成最完美军事行动所必需的恰好同样的品质：胆略、策划、合作精神和勇气。
用不着谈论驶向另一个世界的阿波罗飞船在夜间发射的情景，其结果是可预断的。
只要看看F-14战斗机怎样从航空母舰的甲板上起飞就行了。
它优美地左右斜转，加力燃烧器Ⅶ喷出火焰，它好像把你也带走了——至少我是这样想。
即使相当了解以航空母舰为主的特混舰队的潜在弊病，也不会影响我的这种深刻的感受。
这种感受向我心中的另一部分坦率地倾诉。
我不需要反责，也不想谈论政治，我只是想飞翔。
18世纪探测太平洋的库克(James Cook)船长这样写道：我……的志向是不仅要走得比以前任何人更远，而且要到人类能够去的最遥远的地方。
两个世纪之后，宇航员罗曼年科(Yuri Romanenko)在完成当时历史上最长的太空飞行后返回地球时说：宇宙是一块大磁石……你一旦去过，以后就总是想再去。
即使是对技术并不热心的卢梭(Jean-Jacques Roussau)Ⅷ也有这种感受：星星高悬在我们头上，我们需要基本训练、仪器和机械，它们就像许多长长的梯子一样，让我们走近星星，并抓住它们。
哲学家罗素(Bertand Russel)Ⅸ在1959年对将来太空旅行的可能性这样写道：现在基本上还是没有根据的幻想，然而可以头脑清醒地、兴味不减地加以考虑。
还可以让一些最富冒险性格的年轻人认识到，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并非一定是没有冒险和危险的光荣。
②这种竞争没有极限。
每一个胜利只是另一个胜利的前奏。
理性的希望没有边界。
从长远的观点看来，这些——胜过前面讨论过的任一实用的理由——可能会成为我们要去火星及其他世界的理由。
在这期间，我们为上火星所能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骤，便是在地球上先取得重大进步。
甚至我们在全世界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上取得一些不大的改进，也能为实现其他目标，在物质与人力两方面释放出大量资源。
现在在地球上还有很多的家务事等着我们去做，而我们对承诺做这些家务事应当是坚定不移的。
但是由于生物学的基本道理，我们人类总是需要有尚待开发的新领域。
每当人类本身发展到一个新的转折点时，它经受巨大活力的推动，能够持续前进若干个世纪。
在我们的隔壁近邻有一个新世界，我们也知道怎样到那里去。
㈠传说中的苏美尔与巴比伦文化中的国王，这两种文化大约与古埃及文化同时。
——译者㈡俄罗斯所属北冰洋上的一群岛屿。
——译者、 澳大利亚中部一座很大的孤立红石山。
——译者㈣阿根廷南部的高原地区。
——译者、 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研制?主持人。
——译者㈥美国俚语。
指政客假公济私，给手下亲信好处的 窳有芯丁 ——译者㈦为获得地理知识而支持航海探险的葡萄牙王子。
——译者、 德·比尔联合矿产公司在南非拥有世界最大的钻石矿。
——译者㈨通用电气公司制造工业用人造钻石。
——译者㈩意即利用空间开发拄术可促进民用工业。
——译者Ⅰ意指在实施阿波罗登月计划中发明了制作不粘锅的材料。
——译者Ⅱ聚四氟乙烯，制造不粘锅的材料。
——译者Ⅲ即果珍。
——译者、 苏格兰东部和北部的一个民族。
——译者、 巴尔干半岛的一个地区。
——译者Ⅵ西太平洋的岛屿。
——译者Ⅶ由于航空母舰的甲板不够长，喷气式飞机在起飞时由加力燃烧器增加推动力。
——译者Ⅷ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1712—1778)。
——译者Ⅸ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1872－1970)。
——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