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打持续了30分钟，我突然茅塞顿开。
原来名字下面的数字是公寓房间号码！我叫道：瓦它西瓦，哈拿西（我有话说）。
看守们停了下来，把我推到指挥官面前。
我向他们要了纸笔，画出了一幢8层高的大楼，每层住着6户人家。
随后我标出了每个套间的门牌号码，在门牌号码后面写上这家主人的名字。
大都市的生活比不得乡间，都市的居民之间难得走动，所以我对这些居民的名字并不是特别的熟悉。
我的家人为了让我知道有更多的人挂念我，就请楼里的邻居们都签上了名字。
指挥官一下子明白了，涨红了脸说道：原来是这样。
他开始哈哈大笑，试图掩饰他的窘态。
他把贺卡塞到我手上，摆手让我离开。
回到住处后，我一头栽倒了床边的地面上，脸部、头部、背部正不断渗着血，读着卡片上的简短祝福信息，便失去了知觉。
1944年光明节前夕，马梅罗少校计划为我们这些犹太裔士兵庆祝节日。
他这样做是冒着很大风险的，日本看守和矿工当中具有反犹倾向的非常多。
在矿区多次发生这样的事情，日本矿工问道：313号是犹太人吗？264号是不是啊？如果得到了肯定的回答，犹太战俘就要受一顿暴揍。
我从来不否认自己是犹太人，所以因为这个原因被殴打过多次。
前面我已经说过多次，这些看守和矿工的文化素质较低。
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德国和日本是轴心国同盟，是站在一边的，希特勒对犹太人公开推行灭绝政策，日本也应该支持。
他们的逻辑相当混乱，不可理喻地认为，西方人，只要稍有权势的，或者有点钱的，拥有报社或电台的，就一定是犹太人。
曾经有个矿工在我面前诅咒罗斯福总统，说他是个该死的犹太人，是他发动了战争。
他们甚至牵扯到约翰·D·洛克菲勒，这个闻名世界的大富豪，当然也是犹太人。
如果我估计得没错，这些被本先生瞧不起的文盲和准文盲，只知道这两个美国的大人物吧。
到这个时候，我们营里大约有1500名战俘，不过只有10名犹太人。
事实上当然不止这些，很多犹太战俘因为害怕遭到日本人的殴打而故意隐瞒了身份。
马梅罗少校履行了自己的承诺。
光明节当天，他做了妥善安排。
他精心选择了一个不容易发现的防空掩体，作为我们的聚会场所。
为了防止日本人的袭扰，他派出了几个战俘站岗放哨。
因此我们这些犹太战俘，享受了一个清净的节日，得以顺利地完成了宗教仪式。
我们走出掩体时，哨兵们给我们送上了诚挚的祝福：光明节快乐！……圣诞节快乐！马梅罗少校活着离开了战俘营，并且在战后的岁月当中，一直维系着兄弟们的感情。
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不过却是一个没有得到恰如其分的赞誉的英雄。
他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默默地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需要帮助的战俘，他是17战俘营当中当仁不让的领导者，是兄弟们心中唯一认同的头。
战后，我们这些17号战俘营的幸存者每次聚会，他都尽量参加，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他从来没有真正的开心过。
我想我能体会他的感受，作为战俘的领导者，他经常眼睁睁的看着手底下的兄弟，死在日本人手里。
他用尽了全力，却依然阻止不了日本人的屠杀。
他是一个仗义的人，也是一个敏感的人。
我想手下弟兄所遭受的每次殴打，每一次虐待，每一次因为疾病和饥饿而痛苦地死去，他都记在心里。
他无奈且无力，因为日本指挥官一再重申，哪怕是军阶最低的日本士兵，对于任何军阶的战俘军官，都有绝对的权威。
兄弟们受到的伤害让他深深自责，我能感受到他隐藏在坚强外表之下的灵魂的哭泣。
这个好人，在1991年与世长辞，所有尚在人世的17号战俘营的兄弟，都出席了他的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