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风波过后，孝陵对老朱的冗长祭拜也终于在日头几乎要挂到脑袋正中的时候结束了。
然而这还远不是今日所有流程的结束。
百官们滴水未进，就得饿着咕咕叫的肚子继续徒步从紫金山返回南京城的皇宫里。
级别高、年纪长的自有皇帝差遣宦官赏赐些饭菜食盒囫囵垫一口，而级别低的，若是有经验的，自然会在袖子、怀里藏点馍馍之类的，若是没经历过这般场景，那也只能望梅止渴了。
是真的望梅止渴，紫金山-南京城的这段道路两侧是有大片默林的，而且眼下五月正是梅子初熟之际，然而众人此行的目的可不是为了来吃梅子的。
当然，即便如今陈瑛带着负责风纪的监察御史来回巡视，依旧是有许多官员忍受不住饥渴的折磨，偷偷去摘几个梅子塞进嘴里。
你看那个人！他手里拿的是什么？好像是梅子吧……难怪刚才闻到味儿了。
唉，我怎么没想到呢。
你没想到的事情可多了去了，都说了带饭你不带，还说我蠢，咱俩谁比谁更蠢啊？随着众位官员们越走越远，周围的气氛也变得愈发古怪起来。
路边不远处，竟是有一群日本商人，正在售卖饭团、味噌汤套餐。
而陈瑛那群御史不知道得了什么风声，竟是自己先买了吃了起来，丝毫没有知法犯法的悔意。
套餐做的跟竹筒饭类似，不过上面是一层饭团，下面是一罐热汤。
看着都察院的人吃的香，一众精疲力竭的官员纷纷凑到近处，却是看到摊位上挂着一杆杏色小旗，一百文一份，明码标价。
几个饭团一罐汤就卖一百文？怎么不去抢！然而他话音刚落，就被旁边另一名文官止住了话头：哎，伱不买我还买呢，往后稍稍啊。
负责纠察风纪的都察院众御史都买了，众人看无事，便也跟着买了。
然而很快，又有人站了出来：这点东西能填饱人的肚子吗！我说你们能不能消停会儿啊！亲自当摊主的肥富无奈了，虽然说日本因为食物的缺乏，现在所做出来的菜式都非常单调，天妇罗之类的著名食物也没有问世，有人说日本农民一碗饭就着一颗梅子吃了也并不夸张，但像肥富这么大的商人，要不是大明的那位国师吩咐，他才懒得来这里卖便当。
肥富抬起头冲着众人喊了句汉话：我们也不容易，你们要是嫌贵，大可不必花费一百文买.本来也没剩多少份了。
想买的官员还是占多数的，听摊主提及没剩多少份，众人更加觉得饥肠辘辘起来，连忙催促摊主赶紧将剩下的摆出来，并纷纷掏腰包表示愿意支付一百文。
见众人都同意支付一百文了，肥富这才松了口气，赶紧命人将剩下的套餐端上桌来挨个售卖。
这是何意啊？朱棣骑在战马上啃着一个炊饼，囫囵问姜星火道。
他征战半生，爬冰卧雪的时候多了去了，靖难的时候一场会战经常要打一天才收兵回营，战场上谁容你累了喘口气再打，饿了吃口饭再打？所以朱棣倒也不讲究这些，白面炊饼都吃的美滋滋的，他旁边的朱高煦也是如此，只不过拳头大的炊饼朱高煦是一口一个。
姜星火不急不缓地咽下手中的食物，然后答道：自然是要让百官知道知道在大明经商是个什么环境。
随后，朱高燧带着几人骑马来到了肥富的面前。
官爷。
肥富点头哈腰道。
有占市籍吗？朱高燧骑在高头大马上，冷冰冰地问道。
所谓占市籍，用姜星火前世的话说，就是工商注册，在大明所有商人，都必须先到当地的官府进行登记，批准以后才能有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属于违法经营的游民。
违法经营的游民，被官府逮到了是什么后果呢？按老朱的口头圣旨，那就是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不入市籍，不服管教者，是为游民，逮捕之，发边远充军，亦或打杀了事。
当然了，老朱也不是傻子，他虽然想把大明建设成一个大农村，但农村也得有商人负责交易，不然耕牛、种子、镰刀、锄头，没有的地方如何互通有无？而生产出来多余的粮食，又卖给谁去？所以老朱虽然重农抑商，但也仅仅是抑商，不是绝商，并不想把商人统统都给赶尽杀绝。
老朱重农抑商政策的本质，其实是通过打压商人群体的地位，以及通过官府的市籍等手段，控制商人的人数，并且通过高额的苛捐杂税来控制中小商人的收入，让经商成为一件充满风险而收益极为不稳定的事情，这样农民和卫所百姓就不会向往成为商人，由此就能让农民和卫所百姓不离开土地，而如此一来，大明才能拥有稳定的税基和兵源。
或者说，耕稼劝，则农业崇，而弃本逐末者不得纵由是，赋税可均而国用可足这句话才是老朱的用意，他正是见识到了宋朝商业繁华后，百姓崇尚商业而无人愿意农耕，同时军队战斗力奇差无比，甚至有领了阵前赏赐，射了一轮箭就算对得起官家了的奇葩现象，认为商业导致了国家的税基和兵源不稳定，所以才不用宋朝的旧法，而是另起新法。
当然了，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实践，事实已经证明了老朱的新法也不是那么的靠谱。
因为随着元末战乱的余波结束，百姓过起了太平日子，那么时间长了，贸易的开展几乎是必然的.互通有无是群体的本质，上古时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类族群才逐渐扩大，形成了部落联盟，如今道路平整、信息往来便利，更是不可能靠《大明律》来抑制，所以商业的发展肯定是没人能阻止的。
而如今姜星火让肥富演这么一出戏，自然是接下来的谋划做预热。
肥富和几个日本商人面面相觑，只能老实答道：没有。
喔，充军流放、当场杖毙，二选一，自己选吧。
人家不过是路边卖饭团，何至于此？这时候刚吃了肥富卖的饭团的文官们坐不住了，虽然卖的贵了点，但质量没问题，吃着香还吃饱了，总不能自己吃饱了就眼看着人家被打死吧？于是纷纷开口道。
朱高燧在马上扭身，认真答道：我爷爷这么规定的。
这文官们面面相觑。
朱高燧话锋一转：不过既然大人们给你求情了，那倒也是不必非得从这二选一，交个罚款吧，便放过你。
不待商人开口，朱高燧旁边的人熟练地算起了帐目。
先算该缴纳的钱有车马拉着，四匹马，车马税三千二百文；看起来是逃了税的，那条税、门税、关税，意思意思，补缴个七百六十文吧；这汤里有鱼，要补缴鱼税；饭团有醋，要补缴酒醋水；还有落地税.再加上罚款，凑个整一共一万五千文，十五贯钱，拿来吧。
肥富和几个商人东拼西凑，兜里也没凑出这么多钱，好说歹说，又抵押了一匹马，方才狼狈脱身。
众文官看的不是滋味，不过倒也没人上去替他交罚款，只是有人低声抱怨道：方才还觉得这商人赚钱来的容易，如今看来，却是白忙乎一场，倒搭进去了。
这时候宋礼路过，轻飘飘地说了一句：古之为国者，使商通有无，农力本稿，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稿以资商，则商病。
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
然至于病，乃无以济也。
这便是说农业是生产物质的，而商业是交换物质的，如果没有商业交换那么农业就病了，而如果没有农业大家都去搞商业，农业就病了，所以农业与商业要进行均衡.而如今到底是谁病了呢？刚刚发生的小故事，让答案已经再明显不过了。
围观的文官们，都有些若有所思了起来，当然，他们思考的不是这出戏对于商人来说是怎么样的，而是对于他们自己的利益有着怎样的影响。
眼下王景怕是要倒了，而变法派气势如虹，国师刚刚在三问三答的第三次问答里讲过商业，如今又来了眼前这一出，其中的寓意自然不言自明。
那么在眼下这个变法来到了新阶段的节骨眼上，对于重农抑商政策的改变，到底要如何站队表态，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皇宫，华盖殿。
经历了一系列繁琐的仪式后，筹备了一个多月的典礼终于来到了最终的环节。
也就是重新上谥号，重新献《太祖高皇帝实录》。
嗯，其实建文帝朱允炆已经给他敬爱的皇爷爷搞过一遍这套仪式了，只不过当时没折腾大臣们一天内完成祭拜孝陵和眼下的这两件事倒不是朱允炆比朱棣心肠好，而是老朱死了以后先搞了一套入葬仪式，然后才修的《实录》。
昨天的时候，礼部的三位，就已经同鸿胪寺卿在奉天殿中设溢议案了，如今不过是照本宣科。
锦衣卫设卤簿驾，教坊司设《中和韶乐》及大乐，该有的一样不能少。
朱棣换了身衮冕，驾临华盖殿，坐在龙椅上当木偶。
然后礼部尚书卓敬作为捧溢议官，立于丹陛之东。
等鸿胪寺卿进来启奏以后，执事官行礼，文武百官礼赞，然后五拜完毕，奏请升殿。
导驾官前导，教坊司吹奏大乐，然后按照文武百官按顺序站好自己的位置，曹国公李景隆站第一个，作为监修官，待会儿他得把总裁官解缙负责修的《太祖高皇帝实录》给捧上去。
卓敬抑扬顿挫地念着手中的东西。
帝王有圣德神功者，必有尊溢徽称，荐之于天，刊于玉简，昭示无极。
故三皇之称日羲、轩，二帝之溢日尧、舜，逮及禹、汤、文、武之称，皆由功烈谋漠之盛，此万古不易之典也。
太祖高皇帝配功德于乾坤，焕光华于日月，帝王之盛，无以复加。
跻于遐龄，上宾帝所，万方哀悼，思慕不忘臣等谨遵古典，稽溢法，太祖高皇帝宜尊溢曰：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宜尊溢曰：孝慈昭宪至仁文德承天顺圣高皇后。
这都是事先就定好了的，朱棣自然没有什么异议，于是李景隆带着百官再行四拜，礼毕后，朱棣亲手举着溢议，交给翰林院进行撰写册文，上谥号的仪式也就结束了。
然后是李景隆献上《太祖高皇帝实录》，皇帝给参与编修的人员发赏赐。
朱棣这次很大方，不是按照建文帝修那版《实录》的赏格发的，而是直接按照高一档修《元史》的标准，再加一档进行赏赐。
对于负责编修的儒生们来说，这是非常爽的一件事，因为《实录》早就修好了，他们只需要照着建文版的进行删改就行，有的人压根没动几笔，而拿到手的赏赐却比之前的编修者足足丰厚了两个档次。
监修官曹国公李景隆、副监修官忠诚伯茹瑺（伯爵是超品，品位大于正二品尚书，所以只念爵位），赏银百两，彩币六表里，织金纱衣一袭，鞍马一副。
总裁官翰林侍读解缙，赏银八十两，彩币五表里，织金纱衣一袭，鞍马一副。
.誉写监生、生员、儒士各银十两，钞三十锭，彩币一表里。
到目前为止，算是把老朱第二次愉悦送走了。
由于是正经的朝会，所以还是来了一句习惯性的有事可奏，无事退朝。
在这一片和谐欢快的气氛中，大家都松了口气，没人会在这时候找事的，王景都躺板板了，谁还想上去触霉头？可这口气刚松了一半，便忽然有人排众而出，正是工部尚书黄福。
臣有本奏。
朱棣点了点头，说道：准奏，黄尚书但讲无妨。
黄福应了声后，便将早已打好腹稿的奏疏念了出来。
《太祖高皇帝实录》有载：理财之道，莫先于农；为国之道，以足食为本。
军国之费皆出于民，若使之不得尽力田亩，则国家资用何所赖焉？农者乃为治之先务，立国之根本。
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鲜有救其弊者。
先王之世，野无不耕之民，室无不蚕之女，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什一之途开，奇巧之技作，而后农桑之业废。
一农执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织而百夫待之，欲人无贫，得乎？古先哲王之时，其民有四，曰士农工商，皆专其业，所以国无游民，人安物阜而致治雍雍也。
务俾农尽力畎亩，士笃于仁义，商贾以通有无，工技专于艺业。
所以然者，盖欲各安其生也，所谓‘民有常产则有常心’，士农工商各居一业，自不为非，古之至理也。
臣闻陛下欲开海禁、行商贸，以求财利，为国大不妥也，望陛下深思之。
黄福话音落下，整个华盖殿开始变得安静了起来，只余下间或起伏的呼吸声。
朱棣皱了皱眉，拿起龙案上还热乎的《实录》冷笑了一声，问道：黄尚书的意思是朕违背了太祖高皇帝的祖制吗？法无古今，唯时而已。
当这句话从黄福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怎么都让大臣们感到有点奇怪。
臣并无此意。
黄福连忙否认，随即又恭敬地说道：臣以为，只是如今国家方经战乱，正是应该与民休息，劝科农桑的时候，此‘时’与洪武开国之情形并无区别，既然‘时’一样，那么‘法’便不应该更易才好。
得，黄福这是版本更新，叠代新打法、发力新赛道了。
他也不嘴硬什么祖宗之法不可变，而是按着姜星火的理论，承认法可以变，但是得根据时来。
那么四年靖难之后的现在，整个北方乃至江淮都被打烂了，跟洪武开国时候的情况没什么区别吧？这时候朱棣不好在说什么了，他也委实辩不明白，于是看向了姜星火。
老和尚今日告了假，不知道去忙什么了，眼下也只有姜星火能说明白。
姜星火出列，拱手道：臣请廷辩，愿陛下允。
廷辩，亦作廷辨，也就是在朝堂上公然辩论，用以辨别是非曲直，是我铁血大宋新发明才几百年的一种吵架模式。
一开始在北宋就有了，但是当时高粱河车神还觉得若廷辩，恐失执政之体（出自《续资治通鉴·宋太宗至道二年》），所以往往只是关系到国家未来路径的关键时刻，才肯由皇帝主持廷辩，譬如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延和殿廷辩】。
而到了南宋，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元年六月》记载，完颜构的小朝廷里对于主战主和经常争吵不休，所以就有了执政中有论不同者，请与之廷辩.而此风一开，南宋朝廷便不可断绝了，执政（宰相）们隔三差五就廷辩，吵一轮方肯罢休。
大臣们当然都是读史的，自然知道【盐铁会议】与【延和殿廷辩】，如今眼瞅着又开始了关于未来经济路径的争吵，这就要来一次大明版本的，当然是拭目以待。
允。
朱棣干脆利落地说道，随后往龙椅上一靠，看两人对垒。
百官们也饶有兴致地看着，但此时百官的心中，还是觉得黄福说的是挺有道理的，而且姜星火恐怕也不能用反驳王景的那套来反驳黄福了。
毕竟黄福都已经承认了‘法’要随着‘时’来变，但现在的问题是‘时’是一样的，‘法’还有必要变吗？如果变了，那么姜星火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了。
既然允许廷辩了，那么姜星火自然不会客气，站在黄福对面，说道。
黄尚书认为‘时’之相同，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
黄福拱拱手，道：愿闻其详。
洪武开国后，太祖高皇帝固然视农业为国家根本，曾言：‘君天下者，不可一日无民，养民者不可一日无食，食之所恃在农’。
这是因为彼时方经元末战乱，国家财政难以为继，极为空虚，甚至不得不要求商人助饷（之前拍卖会遇到的徽商江家，上一代家主江元曾助饷朱元璋白银十万两），而同样正是因为元末战乱，道路断绝，自南宋建炎南渡以来积累的工商业也随着战乱而荡然无存，所以洪武开国时才不能像两宋一样以商税作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太祖高皇帝将目光投向了农业税。
之所以选择重建农业而非重建商业，是因为农业能产出粮食，而粮食是稳定社会的基础，商业则是在粮食等物质充裕后进行交换才有价值，没有粮食等物质，进行商业交换是无意义的.我大明太祖高皇帝英明神武，自然看得到这一点，所以在洪武开国时才选择了重建农业，国家财政以收取农业税为主。
同样，既然要重建农业，收取农业税，那么就必须要有足够的青壮年劳动力稳定地处于田野之中，那么当时大明有多少人口呢？又有多少青壮年劳动力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知道。
是的，就是不知道，就连朱棣案上的《实录》都没有记载，因为大明开国的时候，没有进行官方人口统计，只有在洪武十四年、洪武二十六年，分别进行了两次人口统计，数据分别是。
洪武十四年：全国有户共10654362户，总人口5987万人。
洪武二十六年：全国有户共10652870户，总人口6054万人。
两次人口统计，看起来数据相差不大，但里面却有很大的说法，那就是十三布政使司的户口数，存在着南降北升的现象，从洪武十四年到洪武二十六年，当时南方除四川外，人口数量的下降幅度达到了12.83%，而北方人口却有了明显的增加，上升幅率达到了9.87%。
而正是因为洪武朝的移民实边，开垦土地，朱棣才有了对抗建文朝廷的本钱否则就按元末北方的情况，没人种田没人当兵，拿啥来奉天靖难？但虽然不知道洪武初年大明到底有多少总人口，但可以肯定的是，数字一定不乐观。
不仅总人口很低，而且青壮年劳动力更是因为长期战乱而锐减。
姜星火叹了口气：徐达大将军北征，淮甸至山东，千里之途，渺无人烟。
彼时天下可耕之田甚广，而可耕之人却寥寥，而天下之人就这么多，士农工商，任一一行去的人多了，其他行就少了，那按照此‘时’之情形，该如何立‘法’呢？士子是读书种子，治理国家要用士，而且蒙元统治天下依靠刀兵，故而百年不到分崩离析，大明不能重蹈覆辙，得重新把以文礼治国抬起来，那就非但不能禁止人去读书，还得鼓励；而工者，小到镰刀锄头、大到兵器甲冑，都得手工业者来做，总是不能完全限制的，只能通过降低其社会地位，来让更多的人从事农业，同时固定了这批人来做工，如此方能维持大明必须要器物生产制造。
如此一来，为了让天下人都去耕田，太祖高皇帝之‘法’，自然是重农抑商，只能是要用国家的手段，控制从事商业的人口，才能让从事农业的人口达到最大，这样大明才能收上来最多的农业税用以国家财政。
姜星火顿了顿，复又问道：那么请问黄尚书，今日之大明，与洪武开国时，同样是因为战乱而人口减少，但情形时势真的没有差别吗？百官闻言，不由地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当然是有差别的！其一，人口数截然不同了。
如今永乐元年虽然没有进行人口统计，但再怎么着，总人口六千万打底肯定是有的，比洪武开国的时候，数量要多得多。
而这也就意味着，大明其实现在面临的实际情况，并不是需要国家通过法令，让总人口里的95%以上的人去当农夫。
其二，战乱影响范围不同了。
洪武开国的时候，经过长期的、全国性的战乱，整个天下，从漠北到云南，就没有不受影响的地方。
而靖难之役的影响范围虽然大，但交战区却是固定的，也就是燕云、河北、河南、山东、江淮这几个地方，换言之，就是徐州/真定/德州这三个南军大营到北平的连线区域，其他地方虽然也出兵出粮出人，但终究是没有直接沦为交战区。
其他非交战区，人口、经济，都没有受到过大的影响，这就意味着整个国家财政恢复起来的速度，是比洪武开国时要快的多的。
见黄福默然不语，姜星火说道：有个词，叫做边际效应。
对于一个需要四个馒头才能吃饱的人来讲，吃第一个馒头可以使他直接缓解饥饿感，因而其边际效用是最大的；吃第二个馒头的时候，就已经有点小饱了；吃第三个馒头的时候，就已经半饱了，这时候边际效应开始递减；而到吃第四个馒头时，他已八九分饱，几乎是可吃可不吃的状态了，故而边际效用最小.那么等吃到第五个时，馒头就有可能产生负效应，直接让人吐出来。
姜星火笑了笑，说道：这个道理通俗易懂，想来诸公都能明白，若是不明白，下了值回家吃几个馒头也该明白，那么这么简单的道理，换到国家财政的农业人口投入与农业粮食的产出上，难道就不懂了吗？所以。
姜星火看着黄福说道：大明表面上经历了四年靖难，与洪武开国时，所谓的‘时’都是人口减少、经济衰退，但此一时，彼一时，二者的‘时’并不完全相同，如今永乐元年的大明，不仅比洪武元年的大明人口要多得多，而且遭受战乱的区域也小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大明真的还有必要，实行严厉的海禁与重农抑商政策，让全部人口都堆积在土地上吗？姜星火又看向满朝文武，发问道：诸公应该绝大部分都是家里有田产的，便是没有，应该也去过乡里，诸公看看如今的地方，远的不说，就说南直隶，哪块田不是一家老小精耕细作？洪武开国时候，同样是南直隶，一个人粗耕好几十亩地的情形，现在还有吗？百官无言以对，这是事实，没什么好争辩的。
现在大明的情况，正如朱棣和姜星火各自江南之行所见的那样，大量农民堆积在土地上，而每个人的产出却在逐年减少，这也就是所谓的边际效应递减。
所以，如今的大明，已经是在吃第五个，甚至第六个馒头了！朱棣坐在龙椅上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明白了姜星火的意思。
黄福沉吟片刻，不得不承认，姜星火说的确实有道理，不论是摆数据还是讲道理，永乐元年的大明与洪武元年的大明表面上看起来大差不差，但内里却是截然不同的。
但黄福自然是不会认输的，他确实是反对商业贸易，认为会败坏国家根基，而且他的这种态度也是朝中的普遍观点。
所以黄福又说道：农商二者，非此即彼，纵然此时对于投入从事农业的人口来说，已经是接近最大，效益并不高，但如果‘法’因此而改变，大开国外海贸与国内商业的口子，为了逐利，大量的人口就会如同宋朝那般投入到商业活动中去，如此一来，从事农业的人口就会骤然锐减，长此以往就会对国家的根基造成损害，没人愿意回去种田了方才国师也曾说了，食之所恃在农。
而对于朝廷来说，关键不在于追逐放开商贸的利益，而在于要为千秋万代考虑。
嗯，好一个为千秋万代考虑，考虑到最后，三饷还是得从地皮里刮。
不过这个话显然是不能说，毕竟都是无法证实的。
姜星火略微沉吟，答道：所谓非此即彼，便是以农为本，此言固然不虚，但这是在经济无法满足的时候才成立，就如同一个饿久了的人，自然只能吃细嚼慢咽的东西，不能吃大鱼大肉，但经济一旦发达，非此即彼便不再成立，相反，而是彼此皆宜。
正所谓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
汰浮溢而不骛厚入，节漏费而不开利源，不幸而至于匮乏，犹当计度久远，以植国本，厚元则元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想要民力不穷竭就少征收点，如此有了农业基础才有开展商业的条件，而如果想要百姓的用度不缺乏，那就得减少商税，而商业发达了，农业也会跟着发达，如果光想着节流而不想着开源，国家的财政情况是不会得到改善的。
黄福摇了摇头，只说道：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伪，故君子耕稼田鱼，其实一也。
然商则长诈，工则饰骂，内怀窥窬而心不怍，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
商者计耕桑之功，资财之费，是一物而售百倍其价也，一揖而中万钟之粟也。
所谓海外贸易者也，不过夫上好珍怪，则淫服下流，贵远方之物，则货财外充，太祖高皇帝重赏四夷来使，虽有靡费，然可显我大明之威富，然王者不珍无用以节其民，不爱奇货以富其国，经济之道，在于节用尚本，重农抑商，而非朝廷带头行商贾之事也。
在这一点上，两人谁都说服不了谁，因为都是处于各执一词，而且听起来都挺有道理的状态。
事实上，两人的观点与西汉【盐铁会议】时桑弘羊和贤良文学们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姜星火认为需要搞重商主义.好吧，这当然是与工业革命配套的国家理念。
但黄福则坚持传统的重农抑商观点，并且这种观点因为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所以论据极其充分，充分到简直就是汪洋大海一般，随便捞都能捞起无数前人观点。
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单纯地战胜对方，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百官们看着各执一词的国师和工部尚书，不仅有些打鼓。
不仅是心里打鼓，也是肚子饿的打鼓。
要知道，【盐铁会议】可是开了足足半年多，而【延和殿廷辩】时司马光和王安石，吵得同样不短，这要是吵到天黑都吵不完，他们不得饿晕了？姜星火眼见靠传统引经据典的办法，应该是战胜不了对方，于是又把话题给转了回来。
太祖高皇帝重农抑商，却非重农绝商，《实录》上便写着太祖高皇帝对于商业的观点，诸公不乏洪武朝的老臣，想来太祖高皇帝说过的这些话，是做不得假的。
政策的转型自然需要参考原来的政策，姜星火回溯道：黄尚书所言‘古者’确有其事，《史记》曾记载秦代时，曾经把商人与罪犯同列，便是秦始皇三十三年诏令：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明郡、南海，以谪遣戍；《汉书》曾记载汉代时，除了不许商人乘车、做官外，商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不能购买土地，敢触犯法令者，没入田僮；而《资治通鉴》亦曾记载，隋唐时工商者不得仕进，但太祖高皇帝对待商业，可曾与所谓‘古者’极端鄙视相同？细细探究，不然也！对于黄尚书的‘古者’，太祖高皇帝说的明白：昔汉制，商贾技艺毋得衣锦绣乘马，朕审之久矣，未审汉君之本意如何？《中庸》曰：‘来百工也’。
又古者曰中而市，是皆不可无也，况商贾之士，皆百姓也，而乃贱之，汉君之制意，朕所不知也。
而对于商业，太祖高皇帝曾言：来远人在乎修政，裕国用贵乎通财，唯有懋迁之利流转不穷，才能财政给足。
姜星火举例道：譬如，太祖高皇帝在洪武五年五月诏告天下曰：古者邻保相助，患难相救。
今州县城市乡村，或有冻馁不能自存者，令里中富室假贷钱谷以资养之，工商农业皆听其故。
俟有余赡，然后偿还又譬如太祖高皇帝曾言：果有一切军民利病之事，许该当有司、在野贤人、有志壮士、质朴农夫、商贾技艺皆可言之，诸人毋得阻挡。
由此可见，士农工商，在太祖高皇帝心中，所谓的排序，只是当时于国家的重要程度，而非如前代那般，有着根本的区别，而如今时移世易，形式不同了，又怎可再坚持所谓‘重农抑商’之说呢？天下黎庶，皆是陛下赤子！而所谓海禁，便是太祖高皇帝诏户部：严交通外番之禁.今两广、浙江、福建愚民无知，往往交通外番私贸货物，故禁之。
太祖高皇帝之所以会推行海禁政策，属实只是迫于百姓私自与外番进行贸易的缘故，而这个外番所指，正是沿海一带肆虐的倭寇，如今明日自由贸易，才是解决倭寇问题的根本。
由此姜某认为，所谓海禁，所谓重农抑商，乃是因为洪武开国之时，大明以卫所制为主要财政收入对象已然决定了，大明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尤其是士兵所需粮食的自给自足，那么民间的农业生产自然也就不再是军队的主要供给对象，换而言之，随着经济的恢复，完全可以不再抑制商业。
如此一来，既然条件已经相对完善，不需要百姓去竭力满足军事需求，国家财政在农业税方面也基本达到了饱和，又何必去抑制商业，让百姓都堆在土地上，来阻碍民富国强呢？姜某认为，海禁和重农抑商的条件既然都已经改变，那就应该进行改变，如此一来，两条腿走路，总比一条腿单腿跳要好的多，宋代的极端重商轻农固然不可取，而当下极端重农抑商同样不可取。
第410章 地球【感谢金主暖阳1314的白银盟打赏！】华盖殿里，姜星火在第一个关于时与法的问题上短暂占了上风后，场面又在第二问题农与商上，陷入了僵持状态。
事关大明经济政策的转向与调整，这里面牵扯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杂，稍有不慎就会让无数人因此失去生计，而对于廷辩双方来说，单靠道理，似乎一时半会儿也很难压倒对方。
毕竟，西汉的【盐铁会议】可是从二月开到七月.大明就算没有那么夸张，两个人在这里，按北宋【延和殿廷辩】的时长来看，也绝非短时间能够结束的。
陛下，臣身为户部尚书，请求加入廷辩。
就在这时，夏原吉忽然出列。
廷辩，从来都不是辩经那种1V1单挑模式，这时候既然关系到未来不知道多少年的大明经济，那么几乎所有部门的大佬，都打算参与其中，为自己和本部门争取利益。
臣请加入廷辩。
臣亦是如此！夏原吉带头表态之后，立即引发一阵连锁反应，随后陆陆续续又有好几位重量级人物站了出来，纷纷要求加入这次廷辩，直到六部尚书都到齐。
蹇义、茹瑺.这些人虽然平日里鲜少说话，但每一个都是朝堂上的老牌人物，地位超卓。
他们这时，代表着朝廷各部的最高权力，在大明的庙堂体系中拥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而且他们手握着大量的资源，可以动用本部下属的各个层级，不仅能直接影响十四布政使司，甚至可以间接影响大明未来的走势。
此外，诸如许思温、乔稳、宋礼等侍郎，也纷纷表态要参与其中。
朱棣委婉地拒绝了众位大臣的提议。
此事事关重大，除了国师、三位皇子、六部尚书、五军都督府的几位国公参与，内阁几人负责记录以外，其余人可以退朝了，廷辩转到奉天殿进行。
皇帝的话，很快得到了满朝文武的认同，他们也觉得朱棣说得对，对就对在其余人可以退朝了。
虽然有人想旁听，但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自己也就是听个热闹，并不能参与或者说决定什么，而后续的会议纪要也一定会在《邸报》上发出来，到时候看看就好了。
眼下当务之急，还是先去吃饭吧。
随着监察御史们的催促，早晨天不亮起来，顶着大太阳来回奔波数十里没吃饭的官员们终于解脱了，排着队离开了华盖殿。
事实上，召开小规模、高级别的讨论，而非将这个过程在大庭广众之下，也符合大明帝国高层的心意。
毕竟廷辩涉及到的东西实在太重要，根本不适合让其他人插嘴，甚至讨论的过程都最好不要让大部分人知道，至于接下来怎么办，就交由他们这些做决断的人去操心吧，否则万一有什么纰漏，那损失就不知道是多少无可估量的东西了。
见到众人的反应，夏原吉暗暗松了口气，不管怎么样，至少六部尚书留下的，力量对比反而没有那么悬殊，如果算上几位五军都督府的国公，那么甚至可以说支持和反对的双方人数是基本持平的。
转移到了奉天殿，朱棣和几位皇子也得以脱去冕服，换上了常服。
朱棣扫视了一圈众人，说道：开始吧。
方才姜星火说完，按理该轮到了黄福，见姜星火没有继续说话的意思，黄福理所当然地开口道：理财之效，北宋【延和殿廷辩】亦有此论，司马光曾言：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
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盗逢起，遣绣衣使者追捕之乎？非民疲极而为盗贼邪？此言岂可据以为实？国师所言，民富国强，与王安石所言‘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何其相似，然王安石变法，结果如何？国家固然透支一时潜力，换得府库丰盈，然而北宋亡于王安石，又可曾是妄言？这便是说，同样的国家经济辩题，王安石的观点是有办法在朝廷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不会增加百姓的负担，从而起到双赢的效果；而司马光的观点是想要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必然是要向人民增加赋税，从而利国损民。
如果从后世人的角度来看，似乎王安石更有道理一些，但要是从结果上来公允地评价，也就是从变法之后的北宋财政与社会情况来讲，那么其实司马光是对的。
因为王安石变法的本质确实不是做大蛋糕，而是与民争利，是朝廷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敛财，虽然王安石变法给北宋朝廷创收了数以千万计的财富，元丰年间比之嘉佑年间，北宋朝廷的财政收入每年都多了2/3以上，但由于朝廷插手青苗、均输等事项，反而导致了民间商业的萎缩，是典型的朝进民退。
所以，王安石用的还是桑弘羊的那套理财术，只不过包装的更好看一些。
而眼下第二个问题农与商的关键，已经转到了王安石变法在证明这一经济问题的得失上，那么姜星火就不得不就事论事了。
姜星火必须要证明自己变法里面的关于经济的措施，与王安石变法是截然不同的，不然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例子摆在前面，是无法说服人的。
王安石变法的方向是对的，但他走的路错了。
姜星火开口道：理财术，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静态的，一种是动态的。
所谓静态的理财术，就是司马光所言‘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也就是说整个天下的经济总量是一定的，朝廷拿得多了，民间就少了。
动态的理财术，则是扩大经济总量，做到朝廷和民间二者，可以在不伤害一方利益的情况下，提高另一方的利益，也就是王安石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我之所以说王安石变法的方向是对的，就是因为王安石看到了动态的理财术，但他走的还是静态的理财术的路子，所以他走的路错了。
而走的路错了，不代表方向就不对，大明要走的方向，便是动态的理财术，摒弃以农业税，尤其是官田性质土地的农业税为国家财政支柱的静态理财术。
在这时，旁边的淇国公丘福问道：何谓静态的理财术？若是静态的理财术，这条路又该如何走？可否说的再详细点？闻言，成国公朱能、魏国公徐辉祖、曹国公李景隆三人，也都看向了这里。
请夏尚书解释吧。
朱棣忽然道。
夏原吉微微欠身，随后说道：静态的理财术，如果想要变革，走的路子基本上就是两条，也就是所谓的‘整顿+节流’.整顿便是从农业税上着手，或是清丈田亩、清查户口，让人口与土地清晰无误，从而为朝廷提供应有的农业税，或是调整田地制度，打击大中地主；节流则是减少开支，通常就是停止修建工程、裁汰冗官、降低俸禄，从而减少皇室的支出与官员的俸禄，让朝廷需要支出的少一些。
朱高煦道：说白了，便是零敲碎打，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呗。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夏原吉点点头，这么说倒也没毛病。
见几位国公哄笑了起来，大皇子朱高炽这时候也说话了：诸位国公倒也莫要觉得好笑，非是谁都愿意从土里刨食，但华夏自古以来如此，已有上千年，所谓财富，便是粮食，不从土里找，又从何处去寻？贸然走新的路子，若是一个人，失败了大不了悬梁一死，可国家之重，重于泰山，却是万万疏忽不得的。
这话说得倒也没错，就像是姜星火前世，绝大多数打工人都不乐意996，都向往着财富自由，想要工作日度假嗨皮、出门住五星酒店、打卡米其林餐厅一样，若是能当创业大亨发大财、赚快钱，谁乐意辛辛苦苦搬砖呢？可事实是，先不说不搬砖有没有下顿饭的问题，就算是有些积蓄，又有几个敢贸然创业的？这个道理换到国家上也是如此，甚至更为慎重，所以保守的量入为出才是最稳健的，毕竟这关系到一个王朝的生死存亡和数以千万计的人命运，很少有人敢贸然尝试新的道路。
故此，静态的理财术，无非就是勒紧裤腰带和侵占民间财富两种。
便是这个道理了。
吏部尚书蹇义叹了口气，道：国师，非是我等迂腐，不肯支持变法，而是谋国者、为政者，当虑败而不虑胜，过去上千年里，是真的没有人尝试过把所谓的‘经济总量’做大吗？当然不是，汉唐攻略西域，便是要借着与西方的贸易之财富，从而摆脱财政困于田赋的局面，然而以汉唐武功之胜，又成功了吗？今日国师之新法，欲以国内商业、海外贸易，取代农业税的唯一支柱地位，想法是好想法，但老臣觉得，实在是看起来美好，实现起来却委实不容易国家方经战乱，府库空虚，并非积攒多年，串钱之绳腐烂、陈粟堆于旧仓的盛世，实在是没有尝试的底气啊！接下来卓敬和夏原吉又予以反驳。
双方经历了一轮激烈而充分的交流后，并没有取得什么一致意见，于是皮球回到了裁判手中。
眼下只听皇帝的兵部尚书茹瑺和刑部尚书郑赐还没有表态，三皇子朱高燧也没说话。
至于内阁的三杨和胡广、金幼孜，则只有记录会议纪要的权力，没有说话的权力。
朱棣想了想，问道：现在的问题无非就是朝廷以后的经济要走哪条路，那国师是如何评判王安石这条路的？如果王安石走错了，错在哪？先说方向，王安石变法，经济部分的方向是对的。
姜星火娓娓道来：动态的理财术之所以与静态的理财术相区分，归根结底，便是方向不同，便是说，朝廷的经济政策，第一要务是发展生产，通过经济增值来扩大经济总量。
但王安石错就错在，他虽然选择了正确的方向，可走的路还是老路，还是搞‘农田水利法’那一套，想要通过多生产粮食来增加财富水利设施固然重要，固然能帮助粮食稳产、增产，可真的能对经济总量起到巨大的改变效果吗？当然不能。
朱棣摇了摇头。
所以路走错了。
姜星火沉声道，真正能增加经济总量的，粮食增产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则是手工业品。
何谓经济？能换来钱的便是，方才黄尚书说贸易不产生经济，这没错，但我大明的手工业品，丝绸、瓷器、漆器、茶叶.哪样放之四海不是通杀？既然手工业品通过贸易能产生经济，我们大明生产和销售出去的手工业品越多，赚到的经济越多，这难道不是扩大经济总量的办法吗？黄福道：士农工商，农和工固然创造经济，但手工业品但换回来的商品，既不能吃也不能喝，即便算作经济总量，也不过是帐面的数字而已，可到了大灾之年，能从府库里拨出来，发给灾民香料、玛瑙、皮草等物来救灾吗？黄福这不是在为了抬杠而抬杠，而是一个深入骨髓的观念问题。
儒家士大夫，本质上就觉得贸易换来的东西没用。
然而姜星火直接把路给堵死了。
大明开展海外贸易，可以只以粮食为结算物品.黄尚书要知道，大明的海外贸易，必然是顺差的。
顺差？所谓贸易顺差，就是在一定的单位时间里，譬如一年吧，贸易的双方互相买卖各种货物，互相进口与出口，大明的出口金额大过某国的出口金额，或大明的进口金额少于某国的进口金额，其中的差额，对大明来说，就叫作贸易顺差，反之，对某国来说，就叫作贸易逆差。
朱高燧第一次开口道：那也就是说，对于贸易双方的利益来讲，其中得到贸易顺差的一方就是我们俗称‘占便宜’的一方，而得到贸易逆差的一方则是‘吃了亏’的一方。
姜星火点点头，说道：便是这个道理，完全可以这么看，因为贸易的目的是为了赚钱。
而贸易顺差的一方，就是净赚进了钱；而贸易逆差的一方，则是净付出了钱。
解释清楚了概念，至于大明为什么会顺差，反倒没人疑惑了。
世界第一强国跟你开玩笑的？所以如果具体缩小到一次贸易，顺差的部分，完全可以让对方用粮食来作为支付结算的物品，如此一来，黄尚书觉得手工业品通过海外贸易增加的经济总量，还是不能吃不能喝的帐面数字吗？那这样的话，逻辑就成了：农业→获得粮食手工业→贸易顺差→获得粮食黄福与蹇义面面相觑，姜星火要这么搞，那确实把粮食带回来了，你甭管是大明生产的稻米还是日本、占城生产的稻米，不都是一样吃？粮食乃是国家根本，怎可依赖于海外贸易？番邦之国非我族类且不沐王化，若是经常贸易逆差，大灾之年不出口给大明粮食又该如何？朱高煦忽然冷不丁冒出一句：大明挣这么多顺差，难道都堆在府库里吗？大明的水师是干嘛的？商船能海外贸易抵达的地方，军舰就无法抵达吗？黄福：.蹇义：.但尚书毕竟是尚书，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蹇义道：那若是大灾之年，外国也没有粮食呢？威逼恐吓或出兵明抢都抢不来怎么办？而国内的大明子民，如宋朝一般都去从事商业，农夫数量减少，粮食产出减少，到了彼时岂不是又有社稷倾颓之险？这就是为杠而杠了。
不过既然是政策推演，那么自然要考虑到所有未来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杠一点倒也无可厚非。
这时候不能提储备粮，因为这东西姜星火在常州府就见到了，太平年岁久了根本不靠谱，朱元璋又不是没想到过这种事，可常平仓还不是被盗空了？而且如果扯了储备粮，那就会陷入到若是大灾持续多少多少年又该如何的问题里。
你说要是连年灾害，不搞海贸外贸易，没人从事工商业，国家一样顶不住。
那他就会说，伱怎么知道如果绝大多数人口都从事农业，到时候顶不住？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在农业时代，没有大规模普及化肥、除草剂、收割机等产物，单位土地的产出确实跟劳动力投入的数量有关系，越精耕细作，亩产量就越高，你别管浪不浪费人力，你就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吧？这一点是事实，姜星火是无法否认的。
所以从一开始，就要在储备粮这个岔路口绕开，另寻他途。
方才说贸易顺差用粮食结算，其实是为了短期内保障因为海外贸易而进行的人口转业不影响大明的粮食总量，但实际上，粮食的问题，大明三百年内是不需要发愁的，而三百年后如何.太祖高皇帝的制度过了三十几年都未见得合‘时’，诸位又何必担心呢？姜星火此言一出，犹如一颗石子投入了湖面，奉天殿内顿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不需要发愁粮食？这怎么可能？廷辩之上，国师不可妄言。
难道国师说的是化肥？可即便是化肥，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吧。
但朱棣，却似乎想到了什么。
在郑和向他汇报时候，曾经说过，姜星火在与他单独谈话时，似乎提到过在遥远的大陆上，有着神奇的高产农作物。
那不是处于讲课状态，而是两人的私下交谈，因此具体内容，郑和含混其词，朱棣也无从得知。
但眼下，似乎唯有这过去只鳞片爪提到过的东西，符合这个能让大明未来三百年不发愁粮食的条件。
国师此言当真？姜星火点头道：自然当真！诸公请听我细细说来。
姜星火侃侃而谈，在场之人均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他的话语。
随着姜星火手指向殿两侧放置的书架上那些古旧书籍，只听他娓娓讲道：我华夏文明诞生数千年，虽历经十数次王朝更迭，却仍屹立于这片大地之上，且从未曾被任何蛮夷彻底占据，除了先辈的努力和奋斗以及文治武功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便是百姓勤劳朴素，乐于种田，每一个百姓都是最好的农民，每一个百姓都是值得尊敬的对象。
但是。
姜星火话锋一转，诸公可曾想过，为何华夏的人口总是存在一个无形的上限？明明按理来说，随着对山川湖泽的探索，耕地面积是越来越大的。
人口数量少的时候，譬如楚汉争霸、三国、隋末、五代十国，基本都在1400万人左右；人口数量多的时候，譬如汉元帝、汉灵帝、唐玄宗，人口多达6000万。
这是朱高炽蹙眉道：可北宋的时候，人口明明超过了一个亿。
对啊，南宋不算全国性的政权，就说北宋，为什么独独是北宋超过了一个亿的人口呢？姜星火复又问道。
这个问题，在座的诸公倒是没想过，但却难不倒他们，很快就找出了答案。
——占城稻！不错，就是占城稻。
姜星火图穷匕见：而海外贸易能带回来的，并非是只有所谓的香料、皮草、地毯等物，同样还有产量比占城稻还要高两个级别的高产农作物！姜星火对朱棣说道：还请陛下拿出地球仪。
跟诏狱里给郑和看的版本不同，这个大型地球仪是出狱后姜星火专门抽空给朱棣做的，为的就是让他开开眼界，别天天琢磨着揍草原上的蒙古人，这个世界大得很，不是说消灭了蒙古人就算一统天下了。
上地球仪。
朱棣挥挥手。
朱高燧亲自去把宝贝请了出来。
此前已经讲过，大臣们是读史的，世界是个球体这件事，在《元史》里记得明明白白，所以此时看到这个被黑布蒙着的圆球，虽然有人惊讶，但倒也没有谁直接来个地平说。
可当黑布揭晓的时候，当这个世界的陆地、海洋的真实全貌出现在大臣们的眼前的时候，一种深深的震撼，还是从他们的心头升起。
这里要说的是，有鉴于姜星火的种种超凡能力，大臣们虽然是第一次见地球仪，但却本能地选择了相信而非质疑或许这也是对姜星火的某种认可吧，固然庙堂理念可能不同，但在殿中的他们对于姜星火的人品和能力、见识还是没有怀疑的。
这……怎么会？！刑部尚书郑赐忍不住失声道。
咣当。
忠诚伯、兵部尚书茹瑺手中的象笏（hu四声）掉在了地上。
其他人纷纷将视线投向茹瑺，而后者则是稍显呆滞之色，显然还没从刚才的震撼中回过神来。
难道说，世界竟然真的是球体吗？竟然是这副模样？天圆地圆，倒也没什么奇怪的，地如鸡子嘛，可其他陆地上的这些国家和地貌，却是稀奇。
是的，地貌。
为了方便理解，姜星火还特意请兵仗局和兵器局的能工巧匠们，用黏土给做了山峰，用细沙固定住，做了沙漠，而海洋用蓝色漆刷上，平原用绿色漆刷上，可谓是非常直观。
大明处于大陆的东部，这个一眼就判断出来的，而接下来的简单识图判断，其实也不难，毕竟在场的都是大人物，见多识广。
这些国家，倒是与蒙古西征留下的笔记所记载的，能够对应的上。
很快，亚欧大陆范围内的国家和地区，基本被大臣们证实和接受了。
蒙古人西征留下了相当充分的笔记资料，地图可能毕竟抽象，但某地距离某地多少里，某地又叫什么，地形特征如何，还是有详实资料的，或许每个大臣掌握的不同，但拼凑在一起，足以互相印证。
蹇义问道：国师所说，产量比占城稻还要高两个级别的高产农作物，究竟是什么？又在哪里？名为土豆、玉米、红薯。
是的，穿越者三件套终于正式地出场了。
跟其他穿越者相比，姜星火既没能随身携带现代品种，也没能从番邦商人手中购买得到，至今都处于PPT阶段，可谓是穿越者之耻了。
但是PPT这东西，只要你有信誉，只要别人信你，那大家自然可以为梦想而窒息。
土豆、玉米、红薯三件套对于农业时代人口增长的效果，说其他乱七八糟的都没用，就说一组数字，在我大清完成彻底统一的时候，人口总数已经跌到了四千万人，而短短一百年后，人口总数是多少？三个亿！一百年时间，人口总数几乎是每三十年翻一番，这就是土豆、玉米、红薯三件套的威力。
你别管姜星火当时穿越的那一世过的惨不惨，你就是这东西高不高产吧？山里开的梯田，没多少水、土壤也不够肥沃，种出来的都比现在永乐时代的平原熟耕地里种植的传统农作物产量高。
这三件农作物所在之地，便是这片大陆。
姜星火转动地球仪，手指向了美洲大陆。
看着茫茫大洋，大臣们不仅有些惊叹。
竟是如此之远？放心，只要朝廷支持，十年内，大明的远洋船队，一定能把这三件东西带回来。
这不是吹牛，哥伦布那几艘破船都能做到的事情，对于大明来说，只要改良出适合远洋的船只和风帆，并且用姜星火给的定位方法，步步为营，先熟悉大明-西亚的传统海上丝绸之路，然后在非洲和中东建立几个据点，最后绕过好望角，横跨大西洋进入南美洲，并不是什么难事。
至于为什么不选从日本往北再走白令海峡方向进入北美洲，原因也很简单，跟大明的贸易方向不顺路，而且沿途缺乏补给点。
当姜星火把三件套的强适应性、亩产量，以及能供养的人数告诉大臣们以后，奉天殿内陷入了短暂的窒息。
国师的能力，没人怀疑。
而这沿途的一切，是真是假，似乎都可以印证。
毕竟自己摸索困难，可详细地图都给你了，相当于直接扫开了战争迷雾，自动寻路就好了，这有什么难的？如果国师在瞎编，是为了骗大家推动变法，那么根本不需要到那片新大陆，只需要沿途任一一次大的出入就可以证伪了，犯不着。
所以.为梦想而窒息的黄福，此刻声音竟然有了一丝微不可查的颤抖，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
海外贸易非但不会影响大明的粮食总量，反而会增加粮食总量和可供养的人口？不错。
姜星火适时地装了一把神棍，抬手指了指天上，又把手指放到了唇中。
见状，大臣们似乎了然了些什么。
这是不能说的秘密。
——天上有人。
夏原吉感叹道：我亲自去了趟江南，如今我大明正处于四海升平、国泰民安的繁盛阶段，但由于粮食紧缺以致许多百姓连吃饭都成问题，这样的情况如果真的能一去不复返，那该有多好？唉。
这时候忠诚伯茹瑺也是叹了口气，停顿片刻，接着摇头道：这些年里，不知有多少百姓为了填饱肚子，为了求一口吃的，而家破人亡.我等身为国朝重臣，理应将此等悲剧消弭于无形，可惜，事与愿违啊！长长一声叹息，继而沉默良久。
见到众官员皆是一脸沉闷时，朱棣忽而开口。
好了！咱们大明总得往前看！沉喝一声，大殿瞬间安静了下来。
朱棣扫视众人，缓缓说道：朕知道各位对今天展示的地球仪有很大的疑惑，朕可以告诉你们，朕也疑惑，但是，这是我大明的最高机密之一，无论如何，你们心里有天大的疑惑，都必须保守秘密！顿了顿，朱棣继续说道：无论如何，在海洋贸易中大明对于海外诸国，都是占据绝对优势的，既然能增加经济总量，就算新大陆上的高产农作物短时间内弄不到，大明依然可以通过海外贸易顺差来获取粮食，不需要担心一部分百姓从事商业以后，大明会出现粮食危机，那么为什么不进行海外贸易呢？短时间内，大明有靖难后人口减少的buff，又有化肥的增产buff，人少粮多，其实是是不用担心的。
黄福等人讨论的，也是经济政策转向后的中期问题，而既然有贸易顺差赚粮食应付中期，又有土豆、玉米、红薯三件套应付长期，那么从长、中、短三个阶段来看，因为帝国的实际情况而反对海外贸易的理由，是都不成立的。
而这时候好就好在，经历了辩经擂台赛和孝陵驳斥王景后，已经没人拿什么礼、祖宗之法之类的东西来说事了。
这多好，摆事实讲道理，事实和道理都能行，那就能行。
朱棣沉声道：朕意已决，废除海禁，不仅郑和等皇家宗室船队可以进行海外贸易，获取了贸易特别许可的商人同样可以，而大明与日本的非武装自由贸易区，便是第一批试点。
这就是给廷辩的一部分辩题定结论了，黄福等人自然无话可说。
而接下来的话题，就转移到了国内商贸上。
姜星火继续道：方才说了，朝廷的经济政策，第一要务是发展生产，通过经济增值来扩大经济总量；而第二要务，便是通过对市场的挖掘来获得经济收入，也就是充分活跃国内市场。
王安石所谓的‘青苗法’和‘市易法’其实就是这个方向，当然了，王安石的方向虽然对，虽然还是动态的理财术，但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候，还是不可避免地走了桑弘羊的老路，也就是通过国家的权力，以行政的手段来干预市场，但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是不对的。
青苗法和市易法，本质都是官方插手民间信贷，藉此于民间逐利。
所谓青苗法便是将府库里的钱粮，按低于民间高利贷的利率贷给农人，理论上可以帮助农人度过青黄不接之时，而官府又可以有效利用闲置资源，但实际上.不说事与愿违吧，也可以说是背道而驰了。
而市易法则是商业贷款，也就是官府给商人放贷，或者贷款给官办的商号，去收购卖不出去的货物，看起来也挺好是吧？但是这直接导致了割韭菜式的强制借贷，以及官办商号通过收购卖不出去的货物的权力，低价买走了竞争对手的货品，最后形成垄断，赚取了大量的利差。
那国师认为该如何充分活跃国内市场呢？大皇子朱高炽这时候也起了兴致，他对这个问题，以前也有过一些思考。
姜星火思忖片刻，果断地答道。
产权基础、中央银行、商业钱庄、公司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