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同时被北大和清华录取，但他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
因为当时留学热不亚于今天，如果从留学这个角度来考虑，清华似乎有一日之长。
在清华读书，季羡林深受陈寅恪和朱光潜两位学者的影响，二位先生的课，使季羡林终生受益不尽。
虽然当时他还没敢梦想当一个学者，然而这两门课的内容和精神已在潜移默化中融入了他内心深处……进京赶考老人们常说；北京是块福地。
什么兵荒马乱的事，到了北京，都会烟消云散，平安无事。
此话不假。
1930年，正是中国兵荒马乱的年代。
内有国共两党围剿与反围剿的殊死搏斗，血沃中原，寒凝大地，万家墨面，生灵涂炭；外有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东北三省危在旦夕，次年便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的同胞，沦为日寇的奴隶。
在这内忧外患，国难当头之际，北平城却依旧湖光山色、海晏河清，一派恬然自若、风平浪静的景象。
这年夏天，季羡林随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同班毕业的八十多位举子，联合进京赶考。
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济南老家，独自一人出远门，又是参加大学考试，其兴奋激动的心情，自不待言。
举子们在前门车站陆续下了火车。
季羡林坐上了一辆洋车，车夫拉着他在古都的大街小巷里奔跑。
京城的一切，都使这个从外省来的年轻人感到迷惘和新奇。
红的墙，绿的瓦，五颜六色的牌楼，马路上悠闲踱步的行人，比济南阔气得多的商店和酒馆……使他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
最使他奇怪的是，像木屋似的电车在铁轨上行驶，发出轰隆轰隆巨大的声响。
他想，电，不是很危险吗？可是，乘客们却都若无其事地坐在车里，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洋车夫拉着他不知拐了多少弯，终于在西城大木仓附近的一个四合院门口停了下来。
这时他不但迷惘，甚至有点慌张。
天黑，看不清院子里有些什么东西，甚至也没看清自己住的小屋，便糊里糊涂地睡下了。
这一晚，他做了许多稀奇古怪的梦。
这就是北京留给他的第一印象。
他一生走过许多地方，可是他最爱的还是北京。
从全国各地来京的举子们，自然没有闲情逸致去观赏故都的宫殿名苑。
他们是来赶考的，重任在身，前途未卜。
而大学的入学考试，对莘莘学子们来说，不啻为一座龙门，既可怕，又极具吸引力。
跳过去了，就成龙；跳不过去，就成蛇。
这人生道路上的阴阳界，谁也绕不过去。
曾有多少人跳过龙门，从此春风得意，平步青云，名利双收，出人头地；也曾有多少人，龙门折翅，名落孙山，从此心灰意懒，自暴自弃，穷愁潦倒，抱恨终生。
这一幕幕的人间悲喜剧，一直延续到今天。
真是年年岁岁演不尽，几家欢乐几家愁。
当时到北平赶考的举子，起来大概有六七千或八九千人，来自全国各地，包括僻远的云南和贵州，根本没听说过有人到南京或上海等地去赶考的。
留在本地报考大学的也很少。
这是当时的时代潮流。
当时，北平的大学有十几所，还有若干专科学校，五花八门，既有国立的，也有私立的，还有教会立的。
考试办法也不像今天这样统一出题，统一阅卷，统一录取；而是各校分头招生，有意把考试日期分开，不让举子们顾此失彼。
有的大学，比如朝阳大学，一个暑假就招四五次生，可谓先天下之招而招又后天下之招而招，前者是为了报名费（每人大洋三元），后者是为了学费。
最后几乎一网打尽。
各校招生均自己出题、自己录取。
这样，考生便可以任意选择报考学校。
虽说考生自由选择的空间很大，但由于学校水平极其悬殊，因此，竞争的焦点便集中在名牌大学上。
当年的名牌大学，同今天一样，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两所国立大学。
全国来赶考的举子们，没有不报考这两所大学的。
即使自知庸陋，也无不想侥幸一试。
因为这是一登龙门，身价十倍的事，谁愿意放过呢？北大和清华当然只招一次生，而且门坎高得可怕，在大约五六千或更多的报名学子中，清华仅录取约两百人，北大不及清华的一半，百分比更低，甚是吓人，比现在困难多了。
往往没有把握的人，都得报几个二流、三流、不入流的学校垫底。
有的人甚至报七八所大学。
即使这样，每年仍有许多考生落第，铩羽而归。
季羡林只报了北大、清华两所大学。
他说：我一辈子考试的次数成百上千，从小学一直考到最高学位；但我考试的运气好，从来没有失败过。
这当然不是什么运气好，而是有实力与自信。
但是作为一名高中毕业生，非北大、清华不上，这多少有点狂妄。
由此也可看出，青年季羡林的心气儿有多高。
他回忆当年考试的情形：清华当年入学考试的国文作文题目是梦游清华园记。
因为清华离城远，所以借了北大北河沿三院作考场，学生基本上都没有到过清华园，仅仅凭借清华园这三个字，让自己的幻想腾飞驰骋，写出了妙或不妙的文章。
我的幻想能力自谓差堪自慰，大概分数不低。
——《清新俊逸清华园》北大的考题则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先说国文题就非常奇特：何谓科学方法？试分析详论之。
这哪里像是一般的国文试题呢？英文更加奇特，除了一般的作文和语法方面的试题以外，还另加一段汉译英，据说年年如此。
那一年的汉文是：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
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
这也是一个很难啃的核桃。
最后，出所有考生的意料，在公布的考试科目以外，叉奉赠了一盘小菜，搞了一次突然袭击：加试英文听写。
我们在山东济南高中时，从来没有搞过这玩意儿。
这当头一棒，把我们都打蒙了。
我因为英文基础比较牢固，应付过去了。
可怜我那些同考的举子，恐怕没有几个人听懂的。
结果在山东来的举子中，只有三人榜上有名。
我侥幸是其中之一。
——《我眼中的张中行》季羡林考试结果是：连中双元。
北大、清华都录取了。
他大喜过望，春风得意，踌躇满志，自然也就成为举子们羡慕的对象。
回到旅舍，欣喜之余，他回想起来京之前，在济南报考邮务生落榜之事，感慨不已，顿生人生莫测，祸福难料之感。
原来，就在他高中毕业后，来京赶考前的这段时间里，济南邮政局招收邮务生。
当时社会上，邮政局、铁路局、盐务稽核所，这三个关系国计民生命脉的部门，都掌握在不同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手中。
在半殖民地的社会里，老外是谁也不敢惹的。
老外给的饭碗，是铁的，砸不烂，打不碎，摔不破。
只要好好干活，不违洋命，就可以终生稳端这个铁饭碗。
这在一般人的眼里，当然是一个美差。
当叔父知道招收邮务生的消息后，觉得机不可失，便要求侄子前去报考。
季羡林虽然志在上大学深造，却不敢有违严命。
如果考取了，可以当一名邮务生。
再如果勤勤恳恳工作，不出娄子，干上十年二十年，也可能熬上一个邮务佐，算是邮局里的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
可是出乎意外的是，他没考上。
一个能考上中国最高学府北大、清华的高材生，竟然考不上一个邮务生，岂非咄咄怪事！他自己的答案是：大概面试的‘老外’看我不像那样一块料，于是我名落孙山了。
这大概是有道理的。
邮务生的标准同大学生的标准不是一码事，再加上他性格内向，不善应对，可能在这位老外眼里，他确实不是干邮务生的料。
可是，今天想来，我们倒应该感谢这位有眼力的老外，否则，中国不过多了一个邮务生或邮务佐，而失去的却是一位举世闻名的学术大师。
北大、清华都考上了，却出现了新的难题：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究竟上哪个大学好呢？北京大学建于1898年，原名京师大学堂。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从此，北大就逐渐形成了民主、进步、爱国的优良传统，同时也形成了独立思考、治学严谨的学风。
这里有全国知名的教授和一流的学生，上北大，自然是每一个考生梦寐以求的愿望。
清华大学建于1911年，前身叫留美预备学堂，是专门培养青年学生去美国留学的学校，它是清朝政府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兴办的。
1925年开始设立大学部，1928年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
到了1930年，清华虽然已经不是专门培养青年出国留学的学校了，但在出国留学方面，仍然比北大或其他学校有优势。
清华同样有全国一流的教授和学生；清华强调计划培养，严格训练，它的校风是清新、活泼、民主、向上。
清华同样是每一个考生首选的学校。
这两所大学在师资、设备、名望、生源等方面可谓势均力敌，不分轩轾，至今依然如此。
可是，仔细研究一下，也可以发现它们在学风、校风上略有差异，各有千秋。
所谓北大学派和清华学派的问题，一直是学界颇感兴趣又议而未决的问题。
季羡林既成了清华学子，又在北大任教五十余年，当多年后有人问及此事，他曾就两校风范的差异，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他说：我想说，北大的风范可以用人们对杜甫诗的评论‘沉郁顿挫’来概括。
而对清华则可用杜甫对李白诗的评价‘清新俊逸’来概括。
走进清华季羡林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
其中并没有多少奥秘。
他说：当时‘留学热’不亚于今天，我未能免俗。
如果从留学这个角度来考虑，清华似乎有一日之长。
至少当时人们都是这样看的。
‘吾从众’，终于决定了清华。
当时的清华大学，新生报考时用不着填写报考的系名，录取后，再由学生自己决定入哪个系。
读上一年，如果觉得不满意，还可以转系。
这样一来，自由倒是自由了，但又给新生增添了烦恼。
因为清华的系、科繁多，哪一系、科都有吸引力。
季羡林左掂右量，举棋难定。
他自谓成了莎翁剧中的哈姆雷特，碰到了Tobeornottobe—Thatisthequestion的难题。
季羡林是从文科高中毕业的，按理说，上文科更适宜，然而他却一度想上数学系，可见当时他并没有立志成为一名语言学家。
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季羡林最后决定入西洋文学系（后改名为外国文学系）。
这决定自然与他那虚无缥缈的出国梦分不开，同时，也与当年清华西洋文学系的大名威震神州不无关系。
当年的清华西洋文学系，教授几乎全是外国人，讲课当然都用英文，连中国教授讲课有的也用英文。
光这一点，就够让青年学子们振聋发聩的。
然而，世间许多事往往都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待季羡林入了西洋文学系才发现，那些外国教授几乎全都不学无术，是在他们本国恐怕连中学都教不了的人。
中国教授虽不能说个个不学无术，但有真知灼见的也寥寥无几。
六十多年后，耄耋之年的季羡林在《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中写道：从1930年到现在，六十七个年头已经过去了。
所有当年的老师已经去世了。
最后一位去世的是后来转到北大来的温德先生，去世时已经活过了一百岁。
我现在想根据我在清华学习四年的印象，对西洋文学系做一点评价，谈一谈我个人的一点看法。
我想先从古希腊找一张护身符贴到自己身上：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有了这张护身符，我就可以心安理得，能够畅所欲言了。
现在我来介绍温德教授。
他是美国人，怎样到清华来的我不清楚。
他教欧洲文艺复兴文学和第三年法语。
他终身未娶，死在中国。
据说他读的书很多，但没见他写过任何学术文章。
……他身上穿着五百大洋买的大衣，腋下夹着十块钱一册的《万人丛书》，眼睛上戴着用八十块大洋配好的但镜片装反了的眼镜，徜徉在水木清华的林荫大道上，昂首阔步，醉眼朦胧。
现在介绍吴可读教授。
他是英国人，讲中世纪文学。
他既无著作也无讲义，上课时他顺口讲，我们顺手记。
究竟学到了些什么东西，我早已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现在介绍毕莲教授。
她是美国人。
我也不清楚她是怎样到清华来的。
听说她在美国教过中小学。
她在清华讲授中世纪英语，也是一无著作，二无讲义。
她的拿手好戏是能背诵英国大诗人Chaucer（乔叟——笔者注）的CanterburyTales（《坎特伯雷故事集》——笔者注）开头的几段。
听老同学说，每逢新生上她的课，她就背诵那几段，背得滚瓜烂熟，先给学生一个下马威。
以后呢？以后就再也没有什么花样了。
下面介绍叶崇智（公超）教授。
他教我们第一年英语，用的课本是英国女作家JaneAusten（简?.奥斯丁——笔者注）的《傲慢与偏见》。
他的教学法非常离奇，一不讲授，二不解释，而是按照学生的座次——我先补充一句，学生的座次是并不固定的——从第一排右手起，每一个学生念一段，依次念下去。
念多么长？好像也没有一定之规，他一声令下：Stop！于是就Stop了！他问学生：有问题没有？如果没有，就是邻座的第二个学生念下去。
有一次，一个同学提了一个问题，他大声喝道：查字典去！一声狮子吼，全堂愕然、肃然，屋里静得能听到呼吸声。
从此天下太平，再没有人提出任何问题了。
就这样过了一年。
公超先生英文非常好，对英国散文大概是很有研究的。
可惜，他惜墨如金，从来没有见他写过任何文章。
季羡林对当年清华西洋文学系教授的评价，也许会给人一种有违师道尊严的感觉。
其实，这也是他性格的一种表露，是他与一般人的迥异之处。
他从不会说谎言，也从不在背后议论别人，他对别人的看法都写在纸面上，公诸于众。
他对叶公超先生的看法，与他的师弟王辛笛先生（在清华西洋文学系比他低一级）相左，便写了《也谈叶公超先生二三事》一文，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他说：中国古话：为尊者讳，为贤者讳。
这个道理我不是不懂。
但是，为了真理，我不能用撒谎来讳，我只能据实直说。
他又说：在背后，甚至在死后议论老师的长短，有悖于中国传统的尊师之道。
不过，我个人觉得，我的议论，尽管难免有点苛求，却全是善意的，甚至是充满感情的。
引用季羡林对西洋文学系教授颇有微词的评价，还有另一个原因。
按常情，一位学者的成功，中学是打基础阶段，大学就应当是学术研究发轫的阶段。
像西洋文学系教授们那样的教学水平，是很难让学生发出什么轫来的。
季羡林虽然在西洋文学系上了四年学，可是他后来研究的却是佛教梵文、吐火罗文，与西洋文学风马牛不相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是谁把他带上这条路的呢？又是谁给他发的轫呢？这里便不能不提到另外两位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和朱光潜先生了。
学术研究发轫季羡林上了清华后，最使他感到遗憾的还不是西洋文学系教授水平低下的问题，而是没能赶上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开办时期。
就在他入学的前一年，国学研究院突然停办了。
为此，他常发出吾生也晚的慨叹。
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
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
其目的专在培养成下列两项人才：（一）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二）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师是大名鼎鼎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
王、梁、赵、陈被称为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
在国学研究院里，一切现代化学校的烦琐规章制度，几乎都没有。
它好像是旧日的书院，师生直接联系，互相了解。
老师亲自指导学生从事研究，真正做到了循循善诱，因材施教。
从这个研究院里毕业的学生，几乎都成了教授或学术界的著名人物。
当年的年轻讲师李济，后来也成了大师级的人物，曾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长。
清华国学研究院，对20世纪中国学术界影响深远。
清华国学研究院理所当然的成为当时文科大学生们心目中的圣地。
一切有志于从事国学研究的青年，无不顶礼膜拜，极其向往。
如若能够登堂入室，则视为三生有幸。
可惜，它只存在了四年，便停办了。
原因是：王国维与梁启超两位大师，不幸相继逝世。
好在陈寅恪先生在国学研究院解体后，转至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授，正在开设佛经翻译文学的课程，季羡林便立即办好旁听手续，前去听课。
陈寅恪先生少年出国，在东京上高中，后在上海复旦公学、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学校学习，精通多种语言。
他融合中西，学贯古今。
从西北史地、蒙藏绝学、佛学义理、天竺影响，进而专治六朝隋唐历史，晚年又从事明清之思想研究，是一代史学大师。
他不仅学问博大精深，而且是一位执著的爱国者。
季羡林前去旁听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课，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
他便到城里的一座大庙里去买了一本。
听陈先生的课，使他有如石破天惊，茅塞顿开，如痴如醉，从此便把他引上了研究佛教梵语的道路。
季羡林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中写道：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
他的分析细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
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这一偶然的机缘，促成了季羡林日后选择佛教梵文作为自己毕生从事的专业。
当然并不是在听陈寅恪先生课的时候他就确立了这一志向。
当时季羡林甚至还没想过要做一名学者，而且那时国内也无人能教梵文。
只是陈先生在他心中播下的这颗种子，数年后，当他在德国碰到了闻名世界的梵文大师后，便开花结果了。
季羡林在清华时，曾经与吴宓、叶公超、杨丙辰、郑振铎等几位老师十分熟悉。
因为发表文章，写毕业论文等事情常到几位先生家里去请教，几位老师还请他吃过饭。
但是惟独与陈寅恪先生接触不多。
除了上课以外，从未去陈先生家拜访过。
有时候，在校园林荫道上，在熙熙攘攘的学生人流中，季羡林远远地看见陈寅恪先生去上课的身影，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
不认识他的人，还以为是琉璃厂某个书店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
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服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迥乎不同。
陈寅恪先生不随流俗，特立独行的形象，给季羡林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
后来，陈寅恪先生对季羡林的提携与帮助，则影响了他的一生，虽然当时陈寅恪先生并没有注意到这位年轻的旁听生。
清华时代对季羡林影响很大的另一位老师是朱光潜先生。
朱光潜先生1925年出国留学，先后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斯塔斯大学学习。
那时朱先生刚从国外学成归来，任北京大学教授，在清华大学兼课，年龄也就三十四五岁。
他开的课是文艺心理学，实际上就是美学，这是一门选修课。
季羡林选了这门课，认真地听了一学年，觉得朱先生的课不同凡响，获益匪浅。
比起西洋文学系那些外国教授所开的课，好到不可比的程度。
朱光潜先生口才并不好，他不属于能言善辩、口若悬河的那一类人。
而且，讲一口带安徽味的蓝青官话，听起来并不美。
好像还有点怕学生。
讲课时眼睛总是向上翻，看着天花板的某一处，不敢看学生。
可是他一句废话都没有，慢条斯理，娓娓道出深奥玄虚的美学理论，句句都能钻入学生心中。
朱先生深通西方哲学和当时西方流行的美学流派，而对中国的旧诗词又极为娴熟。
所以在课堂上引东证西或引西证东，触类旁通，头头是道，毫无牵强附会之处。
季羡林立刻喜欢上这门课，对朱光潜先生也十分敬佩。
陈、朱二位先生的课，使季羡林终生受益不尽。
虽然当时他还没敢梦想当一个学者，然而这两门课的内容和精神已在潜移默化中融入了他内心深处。
他说：这两门课对我以后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一直影响到现在。
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
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先生的影响分不开的。
他又说：如果说我的所谓‘学术研究’真有一个待‘发’的‘轫’的话，那个‘轫’就隐藏在这两门课里。
结识名流他还旁听或偷听过很多外系的课。
比如朱自清、俞平伯、冰心、郑振铎等先生的课，他都听过。
在旁听或偷听过程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
最失败的一次，是同许多男同学一起去偷听冰心先生的课，当场被冰心先生赶出了课堂，这也成了一件趣闻。
冰心先生当时很年轻，但已蜚声文坛，名震神州。
清华请她来教课。
学生中追星族也大有人在，季羡林就是其中之一。
有一天，季羡林随追星族一起到三院去旁听，屋子里面座无虚席，连走廊上都站满了人。
冰心先生当时不过三十二三岁，头上梳着一个信基督教的妇女常梳的纂儿，盘在后脑勺上，满面冰霜，不露一丝笑意。
她看到课堂上挤满了这么多学生，知道其中必有诈，于是威仪俨然地下了逐客令：凡不选修本课的学生，统统出去！季羡林和追星族们，相视一笑，伸伸舌头，立即弃甲曳兵而逃。
从此，不敢再进她讲课的教室。
四十多年后，冰心先生已是一位慈祥和蔼的老人，季羡林与她重逢，向她谈起当年被逐之事，冰心先生说，她已经完全忘记了。
但是，旁听郑振铎先生的课，就大获成功，而且由于听课，季羡林与郑振铎先生后来成了忘年交。
郑振铎先生当时是燕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教授，在清华兼课。
季羡林由于从小就对中国文学有浓厚的兴趣，便前去旁听。
郑先生知识渊博，讲起课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而且郑先生没有丝毫的教授架子，完全以平等态度对待学生，对青年人十分爱护。
郑先生不但邀请季羡林到自己家里做客，而且在他与巴金、靳以主编的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上发表季羡林的文章。
当季羡林看见自己的名字煌煌然印在杂志的封面上时，既受鼓舞，又颇为得意。
季羡林在大学期间，还有缘结识了沈从文先生和老舍先生。
沈从文先生在当时已经是一位有名的作家。
他那些描写湘西怪异风土人情的作品，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特别是大学生们。
季羡林也是沈从文作品的热心读者。
他认为所有并世作家中，文章有独立风格的人并不多。
除了鲁迅先生之外，就是沈从文。
季羡林认识沈从文先生，实出于一件偶然的小事。
当时，丁玲的《母亲》出版以后，季羡林读了感觉有一些意见要说，于是写了一篇书评，刊登在郑振铎、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创刊号上。
文章登出后，听说沈从文先生有一些意见。
于是季羡林立即写了一封信给沈从文先生，同时请郑振铎先生在《文学季刊》创刊号再版时，把他那篇书评抽掉。
就是这样一件并不愉快的小事，他和沈从文先生便认识了。
季羡林当时是一个穷学生，沈从文先生是著名作家，两人社会地位相差悬殊，本不应该成为朋友。
可是，沈从文先生一点名作家的架子也没有，这使季羡林十分感动。
最令他难忘的是，沈从文先生和张兆和女士结婚，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撷英番菜馆设盛大宴席。
出席婚礼的都是各界名流，证婚人是胡适之先生，场面十分隆重。
沈从文先生居然也请他参加。
这使他感到受宠若惊，同时也对沈先生为人的宽厚、朴实十分敬佩。
从此，他们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季羡林认识老舍先生也是出于偶然的机缘。
季羡林上大学期间，老舍先生正在济南齐鲁大学教书。
有一年暑假，他回济南老家，他的小学、中学、大学三连贯老同学李长之，突然告诉他准备在家里请老舍先生吃饭，而且要请他作陪。
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使季羡林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
季羡林从高中时代起，就喜欢读老舍先生的作品。
什么《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等，他都读过。
他特别欣赏老舍作品中幽默的语言和浓厚的生活气息，对老舍先生十分崇敬。
现在自己竟要陪这位著名作家吃饭，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心里忐忑不安。
及至见到老舍先生后，才发现老舍先生全然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种摆架子的名人。
特别是他那一口地道的京腔，说起来铿锵有致，听他说话，简直就像听音乐，是一种享受。
从那以后，季羡林就同老舍先生认识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又曾因私或因公，与陈寅恪先生、朱光潜先生、冰心先生、郑振铎先生、老舍先生、沈从文先生等，多有交住。
这是后话，暂且不清新俊逸清华园季羡林在清华学习四年，除了老师们的教诲直接影响他后来学业的成功外，清华的校风对他思想和性格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同理，一个学校培养出一个学校的学生，校风对学生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清华的校风是清新、活泼、民主、向上，在三十年代，清华大学受西方文化影响更大一些，通俗地说，就是有点洋气。
清华新生入学，第一关就是拖尸，这是英文toss（抛、掷）的音译。
意思是，新生在报到前必须先到体育馆，老生中的好事者，列队在那里对新生进行拖尸。
几个彪形大汉把新生的两手、两脚抓住，举起来，在空中摇晃几次，然后抛到垫子上，这就算完成了手续。
墙上贴着大字标语：反抗者入水，游泳池的门确实敞开着。
这是从美国输入的舶来品。
这里面并没有虐待新生的敌意，反倒是老生对新伙伴充满友情的玩笑。
这种表示友情的美国方式，有人看不惯，其实，这正是清华校风清新与活泼的表现。
类似拖尸的活动，还有不少。
季羡林入学后，因为有同乡——篮球队队长的保驾，侥幸未被拖尸。
当时为此颇为沾沾自喜，事后想起来却深感遗憾。
这个终生难遇的机会轻易放过，以后想补课也不行了。
当时清华的教授月薪高达三四百元大洋，可以买二十袋面粉。
他们的社会地位极高，往往目空一切，学生是很难接近他们的。
但这并不妨碍学生开教授的玩笑。
学生一般都利用自己主编的刊物《清华周刊》，同教授开玩笑。
第一件事是开俞平伯先生的玩笑。
俞平伯先生家学渊源，是国学大师俞樾的孙子。
他自己能写诗填词。
他在中文系讲授唐诗宋词课，讲得很有特色。
在堂上他选出一些诗词，自己摇头晃脑地朗诵。
有时还闭上眼睛，仿佛完全沉浸在诗词的境界之中，遗世而独立。
有时他蓦然睁大了眼睛，连声说：好，好，好，就是好！学生正在等待他解释好在何处，他却继续朗诵起第二首诗词来了。
这种讲诗的方法，不落言筌，不失本意，也不失为一种启发式的讲法。
就是这位俞平伯先生，有一天，忽然把脑袋剃了个净光，大摇大摆走上讲堂，全堂为之愕然。
几天后，《清华周刊》上，就登出了文章，讽刺俞先生要出家当和尚。
俞先生并不生气，恬然自得，泰然处之，仍然光着头，一本正经地在课堂上高喊：好，好，好，就是好！另一件事是针对吴宓先生的。
吴宓先生是西洋文学系教授，季羡林的业师。
他讲授两门课：一门是中西诗之比较，一门是英国浪漫诗人。
吴宓先生生性耿直，古貌古心，却流传着许多绯闻。
他似乎追求过不少女士，最著名的是一位叫毛彦文的女士。
他有一首诗，开头两句是吴宓苦爱×××（原文如此），三洲人士共惊闻。
当时不能写出真姓名，但是从押韵上来看，×××者，毛彦文也。
吴宓先生还有一组诗，名曰《空轩十二首》，最初是在中西诗之比较课堂上发给学生的。
据说，每一首影射一位女子。
于是，《周刊》上便把第一首今译为：一见亚北貌似花，顺着秫秸往上爬。
单独进攻忽失利，跟踪钉梢也挨刷。
亚北者，欧阳也，是外文系一位女生的姓。
这个今译本在学生中广为传诵。
然而，吴宓先生却泰然自若。
学生在校刊上跟老师开个小玩笑，饶有风趣又无伤大雅。
师不以为忤，生以此为乐。
这样做，不但没有伤害师生关系，反倒能缩短师生距离，使感情更亲近、更融洽。
这是清华校风民主的一面。
清华学生一般都非常用功，又都特别注重锻炼身体。
每天下午四点以后，图书馆、教室，几乎空无一人，而体育馆里倒是人山人海；操场上也挤满了众多喜爱跑步、踢球、打球的学生，一派生龙活虎的景象。
可到晚饭以后，图书馆里却又灯火通明，个个都在孜孜不倦地伏案苦读了。
墨子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
清华大学清新，活泼，民主，向上的校风，对季羡林思想和性格的影响是深远的。
清华四剑客季羡林在清华读书时的好友有吴组缃、林庚、李长之。
这四个人并不是一个系，年龄相差两三岁，季羡林年龄最小。
其中，只有李长之是他的老相识。
大概因为都是文学青年的缘故吧，不知怎么一来，四个人便成了好友，被称为清华的四剑客。
四剑客经常会面。
有时在荷花池旁，有时在林荫道上，有时在某一个人的宿舍里。
最常去的地方是工字厅。
清华的工字厅是一座颇为奇特的老式建筑，里面回廊曲径，花木蓊郁，后面是河塘。
那个有名的写着水木清华的匾，就挂在工字厅后墙外面。
这里非常清静，平时很少有人来，正是四剑客侃大山的理想地方。
四个二十岁左右的文学青年凑在一起，海阔天空，放言高论，旁若无人，语不惊人死不休。
个个都吹自己的文章写得好。
一次，林庚早晨初醒，看到风吹帐动，立即写了两句诗：破晓时天旁的水声，深林中老虎的眼睛。
当天就读给三剑客听，念得眉飞色舞，十分得意。
四剑客在一起，指点江山，臧否人物，但是，讨论最多的还是文坛新事。
比如：茅盾的《子夜》出版的时候，四个人又凑到一起大侃，意见分为两派：否定派和肯定派。
季羡林属于否定派，觉得茅盾的文章死板、机械，没有鲁迅那种灵气。
吴组缃则是肯定派，认为《子夜》结构宏大，气象万千。
这样的辩论向来都不会有结果。
不过是每人都把自己的意见淋漓尽致地发表一通后，你好我好大家都好，话题又转到别的问题上去了。
四剑客后来都成了著名的作家、诗人和学者。
吴组缃在清华毕业后，成为一名左翼作家和教授。
他的小说《一千八百担》和《樊家铺》、《天下太平》、《某日》等，反映了三十年代农村动乱的现实和复杂的社会纠葛，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林庚成了有名的诗人和教授，李长之则是著名的文学家。
二十年后，院系调整，吴组缃、林庚调到北京大学任教，三剑客又在燕园聚首，大家都已成了中年人。
二十年尘世间摸爬滚打，历尽艰辛，心灵上都留下了累累伤痕；更兼中年人家事、国事，事事萦心，早已失去了少年锐气。
但三人重新聚首，仍然喜出望外，开怀大笑。
个中滋味，惟三人自知，外人莫能知也。
如今，四剑客中，李长之命运多蹇，早已离开了人世。
1994年，吴组缃也因病去世。
另外二剑客已垂垂老矣。
同窗情深季羡林在清华时还有一位好友便是胡乔木（原名胡鼎新）。
胡乔木比季羡林小一岁，是历史系的学生，当时已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事反对国民党的地下活动。
有时早晨，在盥洗室同学们的脸盆里，常常会发现宣传革命的传单，是手抄的。
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出自胡乔木之手，但是没有一个人去告发。
当时国内政局非常紧张。
日本侵略军兵临古北口，1931年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随即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
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寇绝对不可抵抗，反之，对共产党则大肆围剿。
这种卖国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
九·一八事变后，清华学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组成了学生赴南京请愿团。
季羡林怀着满腔热情，随清华学生卧轨绝食，奔赴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
结果，学生们的满腔爱国热情，被满口谎言的蒋介石捉弄，铩羽而归。
他还同清华同学一起，到清河、沙河一带农村，向农民宣传抗日。
季羡林是一个忠诚的爱国者，自谓平生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
但是，对政治斗争，他的态度却是：我算是中间偏左的逍遥派，不介入，也没有兴趣介入这种斗争。
季羡林的政治态度是以爱国为标准，对党派斗争没有兴趣介入。
他是爱国者，不是政治家。
他的志趣在追求知识，而不是参加政治斗争活动。
这种思想，从年轻时便已形成。
所以，当一个深夜，胡乔木坐在他的床边，苦口婆心地劝说他参加革命活动的时候，他告诉胡乔木他胆小怕事，没有答应。
但是，他答应可以到胡乔木主办的工人子弟夜校去教课，算是聊助一臂之力。
解放后，胡乔木身居高位，季羡林乃一介书生，他们的友谊始终保持。
胡乔木对季羡林旧情难忘，也曾助过他一臂之力。
在清华大学的四年间，季羡林交游甚广，朋友甚多，除吴组缃、林庚、李长之三剑客外，还有卞之琳、萧乾、李健吾、田德望、钱钟书、邓广铭等都是季羡林的挚友。
这些人当年都是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在清华、北大、燕大读书，后来都成了著名的作家、诗人、学者、教授。
季羡林同他们也经常聚会，除了谈天说地，褒贬文坛人事外，还一起拜访老师，看体育比赛，结伴游圆明园、颐和园，爬香山，进城看电影，听戏，购物，买书，下馆子，生活丰富多彩，生气勃勃。
下面随意摘引几段季羡林当时的日记，读者可以从中窥见到季羡林当时生活的真实面貌：l932年l0月28日早晨连上两班吴可读的课，真正要命已极，吴可读怎么能从Oxford（牛津大学）毕业呢？真笑天下之大话。
过午跑一千六百米，共四圈，因为缺少练习，跑到第二圈上就想下来，好歹携着两条重腿跑下来，头也晕，眼也花，也想吐，一切毛病全来。
澡没洗好，就赶快回到屋里来，大睡。
又到民众学校上课。
又难办，学生程度不齐，而设备又不够。
今晚我用所得稿费请客——肥鸭一只。
晚上同长之闲扯，我觉到他是从感情到理智进行着的，他不能写小说。
然而他不服气。
同访杨丙辰，谈少顷即回屋。
预备法文。
l933年4月2日今天同武、王、左登金、蔡淳专逛颐和园。
走了去，因为我去的次数比较多，我于是成了向导了。
先上山，后逛排云殿，又坐船到龙王庙。
逛的人非常多，但是总觉得没什么意思——尤其玉兰花不开，更令人失望。
不过，今天天气终归是太好了。
没有太阳，也没有风。
我穿了棉袍来，却糟了天下之糕——因为太热。
过午又去逛玉泉山。
出颐和园，坐洋车。
玉泉山军事训练时期（三星期）来过一趟，但没有能够上山顶，这次上了山顶了，而且还上了塔的最高顶——呵，justmarvelous（英语：真不可思议）能够看到多远呵。
你想，在山顶上再建上塔，够多高呢。
晚上我在合作社请客。
l933年6月4日本预备今天进城，早晨天色阴沉，恐怕下雨，没能走。
吃午饭的时候，武、王、施三君忽然决定饭后徒步进城，我也赞成。
于是开步——袜子前边破了，脚趾被摩擦，倍儿难过。
顺着平绥路，走，走，走。
天虽阴而沉闷，也热。
到西直门刚上电车，便大雨倾盆，其势猛极。
我想，倘若走慢一点，非淋在路上不行。
到西单下电车的时候已经停了。
到老天利买了个景泰蓝的小瓶。
坐四点半汽车回校，雨又濛濛地下起来了。
1934年3月11日早晨朦胧起来，天色阴沉，一问才知道已经快九点了——本来预备进城，仓卒去洗脸，水管又不出水，兀的急煞人也麽哥。
赶到大门口，已经是最末一辆汽车了，同行有长之、吴组缃。
天在下着细雨。
先到北大访虎文，据说到良王庄去了。
同峻岑谈了谈，又赶回露薇家，同长之、组缃到新陆春应李健吾请，同桌有曹葆华等人，无甚意思。
后同访杨丙辰先生。
在杨处遇虎文，惊喜。
他才从天津回来，谈了半天，又得了点lnspiration（灵感），赶汽车只长之一人上去，我没能得上，又折回市场同虎文谈了谈。
七点回校。
从以上几则日记中，既可窥见当年清华学子生活之一斑，又可看出青年季羡林朝气蓬勃，真纯可爱性格之一面。
但是，季羡林的大学生活，并不总是阳光灿烂，天朗气清，惠风和畅，陶陶然乐在其中。
他心中有一本难念的经。
有时，在极乐之后，一阵愁思猛然袭上心头，令他顿感无边的寂寞和孤独。
他写道：我最近感到很孤独。
我需要人的爱，但是谁能爱我呢？我需要人的了解，但是谁能了解我呢？我仿佛站在辽阔的沙漠里，听不到一点人声。
寂寞呀，寂寞呀！我想到故乡的母亲。
季羡林的忧愁，不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包办婚姻像无形的枷锁，套在他的身上，使他既不能从妻子那里得到爱和理解，又失去爱别的女孩子和接受别的女孩子爱的权利。
这对一个刚刚二十出头，感情极其丰富的青年人来说，难道不感到愁苦凄凉吗？一个没有母爱，没有温暖，只有感恩回报义务的家，难道能给他带来欢乐和温馨吗？所以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近来对家庭感到十二分的烦恶，并不是昧良心的话。
瞻望前途，不禁三叹。
尽管生活在清华园里，季羡林感到心旷神怡，如鱼得水，然而他内心深处会时时掠过一道暗影，令他黯然神伤。
在这种情况下，惟一能慰藉他那颗寂寞孤独的心的，只有故乡的母亲。
文学青年季羡林在大学期间，继续写作散文，相继写成了《枸杞树》《黄昏》《回忆》《年》《兔子》《母与子》《红》《寂寞》等十多篇，陆续发表在报刊上。
这时期的散文，已经脱去了中学时代的稚气，逐渐成熟。
这些作品，显然受到西方散文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五四以来一些著名作家，特别是新月派作家的影响。
浓郁的诗情画意，文笔细腻，内容隐晦含蓄，感情深沉，还带有些许感伤的情调。
季羡林当时虽然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大学生，但是，对文学和文坛，已经有相当的了解，而且有自己的主见。
他崇敬鲁迅，但对鲁迅，他有自己的看法：今天读鲁迅《二心集》。
在这集里，鲁迅是左了。
不过，《三闲集》的序是最近作的，对左边的颇有不满，仍是冷嘲热讽，这集的文章在《三闲》序前，却称起同志来了，真叫人莫名其妙。
（l932年ll月l3日日记）对胡适，他也一分为二：听胡适之先生讲演。
这还是第一次见胡先生。
……我总觉得胡先生（大不敬！）浅薄，无论读他的文字，听他的说话。
但是，他的眼光远大，常站在时代前面我是承认的。
我们看西洋，领导一派新思潮的人，自己的思想常常不深刻，胡先生也或者是这样罢。
（l932年l0月l3日日记）在作家中，他喜欢沈从文、巴金、老舍、徐志摩等人的作品。
他对左翼作家是敬而远之的。
他在1933年5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最近一写东西，就想普罗文艺批评家。
自己很奇怪：在决定写小品文的时候，小品文还没被判决为有闲阶级的产品，现在却被判决了。
自己想写小品文，但心中文仿佛怕被他们骂，自己不甘于写农村破产，不甘于瞪着眼睛造谣，但又觉得不那样写总要被人骂。
被人骂有什么关系呢？我要的是永久的东西，但心里总在嘀咕着，我现在深深地感觉到左联作家的威胁。
那么，季羡林追求的文学理想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他在l932年11月14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最近我才觉到我的兴趣是倾向象征的唯美的方面的。
我在德国作家中喜欢Holderlin（荷尔德林），法国喜欢Verlaine（魏尔兰，法国象征派诗人），Baudelaire（波特莱尔，法国象征派诗歌先驱），英国Blake（布莱克，英国浪漫诗人），Keats（济慈，英国浪漫诗人）以至其他唯美派诗人。
不过这些诗人的作品我读的并不很多，我所谓喜欢者大半都是Bylntuition（直觉地）。
然而即便，他们的天才总是能觉得到的。
我主张诗要有形式，与其说有metre（格律），有rhyme（韵律）。
以前有一个时期，我曾主张内容重于形式，现在以为是不对的。
散文（尤其是抒情的）不要内容吗？中国新诗人只有徐志摩试用metre。
不过这在中国文是非常难的。
不过无论难不难，中国诗总应当向这方面走。
这是我所以对徐志摩有相当崇拜的，无论别人怎样骂他。
我觉得诗之所以动人，一大部分是在它的音乐成分。
本来拿文字来express（表达）感情是再笨不过的了。
感情是虚无缥缈的，音乐也是虚无缥缈的。
感情有naturalharmony（自然和谐），音乐也有。
所以——最少我以为——音乐表示感情是比文字好的。
倘若不用文字，则无所谓诗了，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在诗里多加入音乐成分。
整整70年过去了，季羡林当时的文学观在今天看来，不论是正确还是错误，是深刻还是浮浅，是精辟还是幼稚，无论如何它让我们听到了当时一个文学青年真实的心声，而这种声音过去是很少听到的，这件事本身就十分有意义。
最近读到台北出版的《传记文学》杂志（2001年11月，第474期）。
其中有一篇谈到新月社的文章，并且提到了季羡林，不妨抄录一段，供读者参考：1923年新月社在北京成立。
先是以聚餐的形式出现，后来发展为俱乐部。
参加的人有梁启超、胡适、徐志摩、丁西林、余上源、林徽因等。
社名是由徐志摩依据泰戈尔诗集新月集而起的。
其意在它那纤弱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
次年底，胡适、陈西滢、徐志摩建立现代评论社。
1925年，10月，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撰稿人几乎都是新月社成员。
北伐战争进入高潮，新月俱乐部宣告终止。
1927年春，原新月社的骨干，胡适、徐志摩、余上源等，筹办新月书店。
1928年3月，创办《新月月刊》。
新月社活动从此正式开始。
参加的成员还有罗隆基、梁实秋、潘光旦、儲安平、刘英士、张禹九、闻一多、邵循美等人。
1931年11月，徐志摩机坠身亡，叶公超临危受命，接办新月后六期编务。
他又联合文友创办《学文》，并参予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
为重振新月提拔新人贡献力量。
后来成名的：钱钟书、季羡林、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等，都是经过叶公超之手，借《新月》、《学文》扬名文坛的。
到1933年6月，新月杂志出刊四卷七期，宣告停刊，书店为商务印书馆接收。
新月社宣告解散。
引文中，详尽地叙述了新月社的始末，又谈到叶公超与新月社的关系，最后提到季羡林是叶公超为重振新月提拔的新人之一。
这些背景，当年的季羡林恐怕是并不知晓的，所以不能据此便把季羡林归到新月社一派中去，当时季羡林还是个大学生，还谈不上哪个派的问题。
但是，作为季羡林的业师，叶公超确实对季羡林的文学创作进行过指导，有过影响。
季羡林在《也谈叶公超先生二三事》文中写道：在清华四年中，我同他（指叶公超——引者注）接触比较多。
我早年的那一篇散文《年》，就是得到了他的垂青，推荐到《学文》上去发表的。
他品评这篇文章时说：你写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感受，而是‘普遍的意识’（这是原话）。
我这篇散文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切都交给命运去安排吧！这就被当时的左派刊物抓住了辫子，大大地嘲笑了一通没落的教授阶级垂死的哀鸣。
我当时是一个穷学生，每月六元的伙食费还要靠故乡县衙门津贴，我哪里有资格代表什么没落的教授阶级呢？不管怎样，我是非常感激公超先生的。
我一生喜好舞文弄墨，年届耄耋，仍乐此不疲。
这给我平淡枯燥的生活抹上了一点颜色，增添了点情趣，难道我能够忘记吗？在这里我要感谢两位老师：一个是高中时期的董秋芳（冬芬）先生；一个就是叶公超先生。
这一段插曲，可以视为上面介绍季羡林早期文学观的一点补充。
季羡林在清华大学四年中，专业成绩优秀。
他的毕业论文是TheEear1yPoemsofHo1der1ih（《荷尔德林的早期诗》）。
大学四年里，季羡林除了散文创作，还翻译了多篇外国名家的短篇小说。
永久的悔1933年初秋，季羡林正在读大学三年级，突然传来噩耗，母亲在家乡病逝。
闻讯后，他立刻从北平赶回官庄。
他在火车里闷了一天，在长途汽车里又颠簸了一天以后，终于回到了八年未曾回过的故乡。
当他跌跌撞撞地进了家门，看见母亲的棺材静静地端放在屋子中央，立刻扑向棺材，抚棺放声大哭起来。
周围的人上来劝解，他丝毫不听，只是痛哭不止，一直哭到不知道自己在哭。
母亲的死，犹如晴天霹雳，对季羡林的打击实在太大了，并且成了他终生悔恨的一件事。
他从六岁离开母亲到济南叔叔家生活，中间只回老家三次，都是奔丧，只在母亲身旁待了数日。
而最后一次见到母亲，已是八年前的事了。
现在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
尽管如此，在离开母亲的16年中，他无时无刻不在想念母亲。
可是，寄人篱下的处境，使他身不由己，不能经常去看望母亲。
他曾暗下决心，自己大学毕业以后，有了工作，立刻迎养母亲，可是，现在还没等他大学毕业，母亲便永远地去了，怎能不使他悔恨万分呢？在等待下葬的日子里，他住在家里，守候在母亲身旁，有时也到村子里走走。
他看见院子里的树上，有母亲亲手砍伐的痕迹，在被烟熏黑了的小厨房里，还有母亲死前吃剩的半个茄子，半棵葱。
母亲吃饭用的饭碗，随时用的手巾，都留有母亲的手泽和口泽，地上每一块砖上都印有母亲的脚印，不觉热泪盈眶，失声痛哭起来。
夜里，他枕着母亲枕过的枕头，想到母亲在这枕头上想念儿子时，不知流过多少泪，不禁又泪流满面，泪水沾湿了枕头，彻夜难眠。
他不断地责备自己。
我究竟是个什么人？我为什么要离开母亲？为什么把母亲一个人扔在这荒僻穷困的村子里？为什么八年时间没有来看望过母亲？他感到自己实在愧对母亲，无地自容。
他狠狠地责骂自己：我是个什么东西？在这极端痛苦的日子里，他每天都在回忆，内疚，自责中度过。
他感到，随着母亲的死，生活变得毫无意义，一切都变得空虚和冷寞了，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只感到脑子里空荡荡的一片空白。
自己整日像行尸走肉般无目的地走来走去，不知道该做什么，下葬的日子到了。
别人给他穿上白布袍子。
他迷迷糊糊地跟着一个人东走西走，跪下又起来，泪眼里看见来来往往的吊丧的人，感觉脑子有些麻木。
突然，看到一群人去抬起母亲的棺材，这时才醒悟到真的要和母亲永别了，顿时嚎啕大哭起来。
以前，母亲的棺材放在屋里，母亲虽然死了，但只隔着一层棺木躺在里面，他每日陪伴着母亲，心里还稍感安慰。
现在母亲将要埋到永恒的黑暗的地下去了，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他想去阻拦抬棺的人，但人们把他拉开了。
他糊里糊涂地跟在抬棺人群的后面走着，绕过了熟悉的大水坑，又走了长长的一段路，终于到了墓地。
他又被拖着转了几个圈，然后是下葬，填土，地面上渐渐隆起了一个土包，他又被人拖回到家里……整个下葬的过程，他脑子里都是空虚和麻木的，没有思想，没有感觉，任人摆布。
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他看见的是一个改变了的世界。
尘封的屋里，没有了黑亮的棺材，空空的，只有自己一个人。
屋外小院里，残留在树上的一点浮翠也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墙头上的枯草在风中颤抖，阴沉的秋天的长空变得更黄，更黄。
他心里感到无限的落寞和寂寥。
第二天他便离开故乡返回北平。
临行时，他回望官庄，在云天苍茫中，触目的是长天下一片凄凉的黄雾……回到北平以后，他仍然日夜思念死去的母亲，常常在夜里醒来，失声痛哭，不能自已。
l933年l2月2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晚上又想到母亲，又大哭失声，我真不了解，上天何以单给我这样的命运呢？我想到自杀。
l934年5月3日日记写道：因为想到王妈又想到自己的母亲。
我真不明了整八年在短短一生里占多长时间，为什么我竟一次也没家去看看母亲呢？使她老人家含恨九泉，不能瞑目！呜呼，茫茫苍天，此恨何极？我哭了半夜，夜里失眠。
六十年后，1994年，报社的编辑前来约稿，并且出了题目：永久的悔。
季羡林看了题目后说：题目出得好，我早就想写这样一篇文章了。
于是，提笔写就《赋得永久的悔》这篇著名的散文，文中写道：要讲后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
要是其中最深切、最真实、最难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因为它片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心。
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季羡林一生中，不知道写过多少篇怀念母亲的文章，也不知道有多少次在梦中同母亲见过面。
他对母亲的爱超过对任何人的爱。
他说过，母亲死后，他便再没有过真正的欢乐。
他为自己未能侍养母亲而悔恨终生。
直至200l年，九十岁的季羡林回故乡给母亲扫墓，来到母亲墓前，百感交集，扑通一下便跪倒下去，眼泪夺眶而出，泪水滴到了眼前的香烛上。
此刻，他心中暗暗地说：‘娘啊！这恐怕是你儿子今生最后一次来给你扫墓了。
将来我要睡在你的身边。
’（《故乡行》）季羡林的爱母情结，成为他生命的重要部分，将伴随他的一生。
告别母校上大学期间，季羡林家境每况愈下。
每年寒暑假回家，返校时筹集学费和膳费，便成了一件困难的事。
清华是国立大学，花费不多，每学期学费四十元。
但这只是个形式，毕业时学校还要把收的学费如数退还给学生，供毕业旅行之用。
学校不收宿费，膳费自理，每月六块大洋，顿顿有肉。
即使这样，季羡林的家庭也负担不起。
好在他的家乡清平县，国立大学生只有他一个，被视为县宝，每年津贴五十元，他还能写文章，得点稿费，家里的负担便可大大减轻。
他就是在经济十分拮据的状况中，度过四年大学生活的。
1934年夏天，季羡林毕业了。
戴上租来的学士帽照了一张相片，结束了大学生活。
要和清华告别了，季羡林满怀深情，依依难舍。
在清华的四年生活，是他一生中最愉快，最难忘的四年。
清华园内永远生气勃勃，充满活力的生活，民主的气氛，科学的传统，求实的精神，师生的友谊，同学间的真情，使他永远难忘。
清华园美丽的景色，更令他魂牵梦萦。
他在《梦萦水木清华》一文中写道：至于清华园的景色，更是有口皆碑，而且四时不同：春则繁花烂漫，夏则藤影荷声，秋则枫叶似火，冬则白雪苍松。
其他如西山紫气，荷塘月色，也令人忆念难忘。
他说：对我来说，清华园这一幅母亲的形象，这一首美丽的诗，将在我将要走的道路上永远伴随着我，永远占据着我的心灵。
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话：毕业即失业。
除了高官显宦，富商巨贾的子女，以及善于拍马钻营者，谁也不能例外。
季羡林不属于上述三种人。
他家境贫寒，生性木讷，自然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问题。
而此时家里正等待他来承担家庭经济重任，这更加重了他的精神压力。
从大学三年级开始，他就为找工作四处奔波，结果一无所获。
每当夜深人静时，一想到工作的事，他的脑袋就像开了锅，彻夜难眠，一筹莫展。
眼看就要到1934年夏天，要离开学校了，工作还是没有找到，他心里焦急万分。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在这危急时刻，幸运之神又降临了。
他的母校济南省立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托人邀他到母校去担任国文教员。
月薪一百六十元，是大学助教的一倍。
他当然喜出望外，但心里也有些打鼓。
自己是学西洋文学的，满脑子装的都是歌德、莎士比亚，一下子换成屈原、杜甫，换得过来吗？又听说，当时济南高中的学生很难对付，他的前任就是被学生赶下台的。
自己不过是个大学毕业生，刚满二十三岁的毛头小伙子，能压住阵脚吗？他犹豫再三。
可是暑假就在眼前，离校已成定局，已经没有回旋余地。
最后，他咬了咬牙，横下一条心：你有勇气请，我就有勇气承担。
于是在1934年秋天，季羡林就成了高中国文教员。
校长待他是好的，同学生的关系也很融洽，但是却遭到同行的挤对。
四个国文教员，教十二个班，每人教三个班。
其他三位老教员每人教一个年级的三个班，备课只有一个头，而留给他的则是三个年级剩下的各一个班，备课有三个头。
这明明是给一个毫无教学经验的年轻人出难题，穿小鞋嘛。
可是为了养家糊口，刚到手的饭碗无论如何是不能丢的，他只好忍气吞声。
这一年的中学教员生活，收入虽然不错，心情却十分郁闷。
再加上学校内的派系之争，使他进退维谷，处境艰难，他思忖：必须想法子离开这里。
就在这万般无奈，走投无路之际，幸运之神再次降临了。
母校清华大学同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互派留学生的合同。
他闻讯，喜极欲狂。
立即写信报了名，结果被录取。
这是冯友兰先生代表清华大学办的一件好事，为此，季羡林终身感谢冯友兰先生。
积年的愁云，一扫而光，季羡林兴奋激动万分，眼前的一切仿佛都发出玫瑰色的光泽，比当年考上清华大学更令人激动。